一、《山海经》英译概况及石听泉其人其译 《山海经》是我国古代的一本经典著作，作者不详，成书年代约在东周至秦汉之间，是研究中国上古社会的重要文献，保存了上古时代民族、宗教、地理、医药、生物、矿产等多方面的丰富资料，历来为国内外学者所重。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山海经》的英文全译本已有三个。而《山海经》的节译本虽早在1888年即有发现，但都极其零星。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了相对正式的节译本，包括美国学者约翰·威廉·史福勒尔(John William Schiffeler)翻译的英文版《山海经传奇》(The Legendary Creatures of the Shan Hai Jing)，1978年由台湾Hwa Kang Press出版。而较晚近的，2002年美国学者石听泉(Richard E.Strassberg，1948—)的节译本——《中国奇物神话——＜山海经＞中的精怪》(A Chinese Bestiary:Strange Creatures from the Guideways through Mountains and Seas)，则更为系统和成熟，旨在通过插图版奇异动植物及神祇的介绍，向国外英文读者介绍这本神话学典籍。它在《山海经》诸英译版本里比较有特色，融汇了译者自身的理解和思考，其中核心是对于《山海经》的神话学视角解析，值得进行深入的解读和研究。节译本作者石听泉教授，曾经执教于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语言与文化系。其研究兴趣包括游记、神话、说梦、插图小说和中国传统园林。目前为止，笔者还没有见到国内对于石听泉这一《山海经》节译本的介绍和评析，希望籍此文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和神话学研究提供借鉴。 石译本对奇异生物有关的原文部分章节进行了翻译和解释。依据的版本是郝懿行1809年的《山海经笺书》，其中也包括郭璞的注释。还参考了其他人的注释，中外古今都有，包括毕沅、王绂、吴任臣、王崇庆以及近人袁珂、弗拉卡索(Ｒiccardo Fracasso)、马修(Ｒemi Mathieu)、郑小杰、比埃尔(Anne Birrell)等。节译本的插图依据晚明1597年王崇庆编辑再版的木刻珍本《山海经释义》，包括蒋应镐绘制的76副木版画。呈现了350多个形象(包括神、鬼、英雄、异域人和其他怪物)石听泉对《山海经》的英译历史和这本书的特点进行了说明，同时给出了不同计量单位的换算，中国各朝代起止年份以及专词缩写等。这本书由三大部分组成:一是介绍(第1-79页)；二是正文(第83-228页)呈现了这76幅图，然后是相关章节的翻译和简短的评述；最后是注释(第229-252页)。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于石译本中对《山海经》背后神话学因素的关照，而非译文中运用的翻译策略与语际转换技巧层面的探讨。因此会摭取与此主题相关的内容，而有意地忽略对语际翻译方面的探讨。主要就以下几点展开讨论:(一)比较视域下石听泉对《山海经》中“怪”的深入理解；(二)“巫”和《山海经》关系的探寻；(三)《山海经》中的传统中国宇宙观。 二、“怪”与古代中国早期信仰:比较视域下石听泉对“怪”的理解 中国古代文献中，《山海经》记载了大量奇异的神、人与动植物。对这些奇特生物的理解以及相关翻译就很关键。石听泉对关键词进行了说明，他把目前这卷书命名为“bestiary”(动物寓言或动物神话)。他试图通过使用这个词和其它前现代文化中普遍相似的情况建立起某种联系，其它古老文化中也存在着出于引导大众，满足好奇心或娱乐目的而收集的一些活的畸形生物。同时他也指出《山海经》中的这些精怪(奇异生物)和欧洲中世纪晚期的那些动物是不一样的。“这些奇异生物几乎从不会作为神学上区分善恶的工具，而得到讽喻性的理解。相反，它们被看做是遍布大地上的真实的实体。作为天地间生态体的一部分，它们和人类生活在一起，难以记清，需要后者了解如何辨认它们，从而采取适当的策略和它们共同生存。”其实石听泉的目的，对当代英语语言的读者而言，是能获取关于古代中国一种重要的世界观。他认为后人了解更多的是早期中国幸存下来的哲学和历史书籍，这些书籍大多数保存的是智识阶层、官员和统治者提出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建议，而《山海经》与之不同，它保存的视角更具备传统中国人的信仰特点，无论哪个阶层。石听泉令人感动之处，在于他对《山海经》内描述的“奇特居民”的敬意，你能感觉到他对中国古代人、物共处一个世界的深刻理解，对这些奇特生物背后文化特殊性的尊重。 那么到底如何来理解《山海经》里的精怪呢?石听泉先归纳了怪字的解释。他指出在最古老的汉字字典《说文解字》中，“怪”只是被简单解释成“异”，或“不吉利的反常”，反映了汉代政治当时谶纬的风气。在早期文本中，“怪”更广泛地用来表示非正常的、超人的现象和对这些事物典型的敬畏之情。把“怪”字和传统中国世界观联系起来，石听泉认为: 这恰恰是传统中国世界观的特点，诸如此类的生物被看做是自然环境有生命的一部分，而非超自然的或来自另一个世界。尽管难以辨认、经常变化，只要他们愿意，他们还会在人前现身，为了某种有益于人或者给人造成负面影响的目的。在这一制式化的宇宙中，高级神祇，如同政府官员一样，被假定负责祭祀和祈求，只要是在正确的仪式条件下。同时魔鬼在巫术、咒语和灵媒的帮助下会被祛除。这种文化会获取一些有益的动物来帮助人们将那些逝去的灵魂带入另一个世界或者踏上通往天堂的精神之旅。 通过以上描述可以看出，石听泉眼中的神话动物或者说精怪，毫无贬义，也不像其他文化下那样，被附会成某种具有特殊隐喻意义的动物。精怪，或者说奇异生物，在传统中国信仰体系下，是和其它生物平等地共处于同一个时空的特殊生物，而且多半含有某些令人敬畏的因素。这种理解比较恰当地诠释了早期中国信仰和文化的特点，可以说切中肯綮。作为“古今语怪之祖”(明代胡应麟语)的《山海经》里，记录了各式各样的“怪物”，对此国内有几种看法:一种最为人接受的可能就是“想象的产物”。常金仓认为，书中的怪物是古人对远方民族荒唐想像习惯下的产物。“《山海经》中绝大多数的志怪神话并非史前文化的‘遗存’，而是在战国时代根据特定社会需求对前赋文化做出的新综合。”一种是附会解释说，如刘宗迪认为这些所谓的怪物不过是人们以自己熟悉的生物为底本来解释一些比较少有的动物而已。他在一篇文章的结尾曾这样总结:“《山海经》本非妖兽谱，也非志怪书，而是一部古老的科学博物志。”这两种看法一虚一实，那么如何看待《山海经》中的精怪，对于中国学术史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陈连山曾撰文指出，如何评价《山海经》的神怪内容，是中国传统学术和现代学术的一个分野。“在传统史学世俗理性眼光的审视下，《山海经》包含的神怪因素成为致命缺陷”，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历史上从事《山海经》研究的人很少，甚至在清代《四库全书》归类上也被归为子部“小说”类。西方文化模式中具备超自然的宗教传统，这种传统最终赋予了现代价值体系对《山海经》中神怪代表的古老的原始地位的肯定，摒弃了传统价值观对于圣贤的崇拜，对于不可知怪异事物的贬斥，从而造成了现代《山海经》神话研究的基本格局。 应该承认《山海经》最大的看点和最核心的因素就表现在这些精怪身上。因此对于精怪的态度和理解决定了学者的研究思路和走向。也许正因为没有受到过多儒家思想的影响，石听泉对精怪的理解，首先是一种平等基础上的尊重，建立在他对于早期中国原始思维了解之上，也得益于现代汉学家的思想影响，从文本和注本的阅读出发，没有鄙视，没有猎奇，也没有过度渲染，客观、平实，难能可贵。正因为对精怪内容重要性的认识，石听泉才专门以精怪为基础形成了这一节译本。他对于精怪之虚实不做穷究，而是关注精怪存在的背后，令他饶有兴致的史前中国神话思维和文化模式，这种思路对于《山海经》的海外传播有相当的助益。 三、从《山海经》起源探讨到“巫”的早期职能及历史演变分析 什么人会拥有这些精怪的知识?石听泉认为，神话中记载的古代杰出帝王拥有关于这些奇异生物的知识并在民众中传播。这其中就有代表人物大禹，《左氏春秋》中就记载了禹铸九鼎，刻物以辨的神话故事，历史传统中，禹的九种青铜器皿也变成了政治合法性的象征被传至后世的商周，直到秦时消失。传统上认为禹(也有认为是禹和益或伯益合作的)始作《山海经》及早期的宇宙图志，这里石听泉对权威人物的巫师身份相当关关注。比如大禹的巫师身份，如他提到“禹似乎一直为人尊重，尤其为各种女巫，巫师及其他神秘实践者所尊重，其中有些人还表演一种称之为“禹步”的魔力舞蹈，早在战国时期就常常用来保护旅行者，祛除邪魔。那么大禹的类巫师身份及其被赋予的《山海经》起源说有什么联系？鲁迅曾提出《山海经》起源于早期中国的巫术，石听泉予以认同，同时他进一步推测: 认同《山海经》的巫书说肯定是代表了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反映了奇异生物背后的万物有灵观和鬼神信仰，这种信仰采用了神话式的表达，风格上通过设计一种重复的模式，对自然界的种种要素加以神话式地命名和列举。有些内容可以上溯到商代信仰，有些甚至更早。 这就牵涉到了巫师和王族及政权的联系问题。石听泉指出，今天大多数学者确信，远古时期中国许多本土族群的文化本质上可能就是巫教。这种巫不是和国王身份一致，就是和政治权威有密切关系。比如，发现的最早写有“巫”字的甲骨就和王室的占卜有关。他把巫和萨满看做是相似的，因为从文本中可以发现巫的主要技能就是精神之旅和在出神状态向神祇祈祷。 石听泉指出，这种巫——萨满传统被东周的文学传统和哲学家、历史学家及知识分子所忽视，因为他们在获取贵族支持中与这些巫师们进行过竞争，因此，对巫师的刻画往往是零散的，而且大多暗含了负面的评价。但早期巫师的职能在《山海经》、中仍可清晰地见到： 巫师的社会组织鲜为人知，和他们直接相关的神圣文本也没有流传下来。巫师们还精于草药、占卜、解梦、出神、预兆、家谱、神话、地理、天文历算、祭祀、神圣展演、造雨以及其它起死回生的仪式。所有这些都能在爯山海经爲一书中发现。 其它古籍中也可以看到巫在当时的重要作用。《国语·楚语》中对楚昭王和观义父的一段话说明了巫师的性能和作用，包括巫师在政府中担任的职位。他们不仅在官方信仰中起作用，也进入了政治结构中。 对巫师地位的变化，石听泉作了归纳。他认为历史的发展，使得东周时期，代表巫术文化的政治权威受到新起的政治贵族的压制，后起的新贵占据了统治地位，使得《山海经》代表的多样化的口传文化被后来的书面文化代替，出现了诸子百家的局面。巫师阶层也变为新兴统治阶层的附属。新的统治阶层可能一方面保留了他们代替的那个阶层的神祇和神圣祖先，一方面也以国家的名誉篡夺了以前统治者祭祀重要自然神的专属权利，而巫师们对此时有抵制。石听泉这样总结道:“这种大量著述的情况确实可以称得上是‘文本革命’，各个不同智识学派的成员以接近或超出巫师技能的传统领域传播各种思想体系。”石听泉还从其对神话和怪异的态度，列举了墨、法、庄、儒、旬等流派主要典型特点。最后总结道:“所有这些学派，以及包括左传之类历史著作的作者都积极地有选择地将神祇和帝人格化，把他们发展成模范的政治统治者。”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阶层，即以阴阳——五行思想为基础的新型阶层“方士”。书面保留知识的形式带来仪式知识掌握的可能，这样巫的特权就不得不下降——巫被隔出政治体系，受到限制，成为主流文化的边缘。除此之外更加普遍的是后来道教和佛教的出现，如道教中天师派吸收了巫的神秘仪式，直接挑战巫的地方权威，方士作用逐渐微弱。 无疑巫师的身影和职能在《山海经》一书中无所不在，那么巫师在此书的形成上起过什么样的作用呢?这就涉及到关于《山海经》作者问题的讨论。石听泉指出了巫师曾编撰过此书，但还有其他人编撰。不可否认，巫师们在竞争阶段为了对抗以文本为基础的流派，希望通过他们自己的书面著作来保存其知识或强化他们的口头权威，书中有些篇章是由他们写的。更可能的是更广泛的专家包括神秘哲学家，后来被称作术数家的，还有其它的民间学者编撰此书作为参考。贵族个人、王朝图书馆也有从书面和口传中收集资料。后来，为了满足政府行政部门和赞助者的出于实际的需要，即要了解更多外部世界，此书陆续增扩。很明显，《山海经》成书有年，内容多样，目的不一。 综上可见，石听泉在广泛借鉴参考了其他中国本土学者和国外汉学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巫师在《山海经》中体现的分析，对巫的身份、职能及其历史演变作了一次相对系统的梳理。这其中大多是对已有研究和定论的介绍，除了零星可见的富于启迪性的思考外，很少深入的专门性的阐释。石听泉的目的之一就是向英语世界的一般读者介绍《山海经》中的精怪世界，就这点而言，他已做得足够多了，早已超出了一般读者的需求。当然对于专门领域的学者而言，似乎的确没有什么能进一步启发他们的特别的创见和思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