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中原”可包含“海岱”在内，而狭义的“中原”大体相当于苏秉琦所说“陕豫晋邻境地区”，本文特指豫中西、豫北冀南、晋南和关中东部地区。“海岱”即苏秉琦所说以泰山为中心的“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处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和海岱地区，是中国境内文化连续性最强的区域，也是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重心所在，在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中处于核心地位。这里还是中国最早发现的两个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分布区，对二者相互关系或夷夏东西的讨论，构成20世纪前半叶中国史前考古研究最主要和最精彩的篇章。21世纪以来，有学者对中原和海岱地区先秦文化的关系进行过较为深入的梳理。本文从文化格局、文明模式、背景动因等方面，对两个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做进一步的比较分析。 一、文化格局 中原和海岱大约万年以来首尾相望，东西文化互相交融，发展节奏此起彼伏。 一万多年前，中原和海岱差不多同时进入新石器时代早期。约公元前7千纪至前6千纪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中原的裴李岗文化属于“深腹罐—双耳壶—钵文化系统”，而海岱及以南地区的后李文化、顺山集文化属于“素面圜底釜文化系统”。起初二者大致东西对峙，但至约公元前6000年已经是西强东弱的态势。裴李岗文化中期实力超过后李文化，以中原为核心的“早期中国文化圈”开始萌芽。裴李岗文化晚期的东渐，更是促使淮河中游乃至于泰沂山西南的后李文化等转变为双墩文化，后李文化则被压制在泰沂山以北一隅。 约公元前5千纪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在海岱北辛文化的推动下，中原文化整合成焕然一新的初期仰韶文化。约公元前4000年左右进入庙底沟时代，以晋南豫西为核心的庙底沟期仰韶文化强力扩张，对诞生不久的大汶口文化早期影响颇大，中原的花瓣纹彩陶、多人二次合葬等因素广播海岱。这显然是一个东强西弱的时代。正是在此时，基本形成“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 从约公元前4千纪后半叶开始，进入铜石并用时代早期，文化格局大变，中原相对没落，海岱强势崛起，大汶口文化因素散布到中原各地的仰韶文化当中，甚至在郑洛一带出现大汶口式墓葬，暗示存在人群的东移。直到约公元前3千纪后半叶进入铜石并用时代晚期或者龙山时代，仍是海岱稍强于中原；中原龙山文化的形成，就有海岱龙山文化的诸多贡献在内。龙山后期，中原复兴，进入早期夏王朝阶段，但“万国林立”，对海岱仍不具有明显优势，大体仍是夷夏东西对峙的局面。 约公元前2千纪初海岱文化的再次西渐，促成王湾三期文化新砦类型———中期夏文化形成，并进一步西渐催生二里头文化，亦即晚期夏文化。已经进入青铜时代的二里头文化，影响及于中国大部地区，对海岱地区形成压倒性优势。 总体而言，中原文化颇多波折，而海岱文化稳定发展，只是最终以中原胜出而收场。海岱的发展节奏其实和江汉大体近似，只是最后衰落的时间晚数百年而已。 二、文明模式 中原和海岱文明化进程彼此呼应，文明模式东西辉映。二者的文明起源，都始自庙底沟时代，不过细较起来，毕竟是中原先走一步，海岱后来居上，最终中原集大成而成为早期中国文明的核心。 庙底沟时代，豫晋陕交界地带出现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数百平方米的大型“殿堂式”房屋，标志着早期中国文明最早开始起步。庙底沟类型对大汶口文化的显著影响，大约是海岱地区文明起步的契机之一。稍晚进入铜石并用时代早期，社会进一步分化，中原和海岱都出现古城和大型墓葬，且都有多个区域中心。此时的中原和海岱，属于所谓“古国”时期的偏早阶段，当处于前国家时期或初级文明阶段，或者高级酋邦阶段。 龙山前期，中原至少有陶寺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前期、后岗二期文化前期等强势文化。海岱龙山文化，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都延续了大汶口文化以来的多中心格局。整个龙山时代，中原和海岱基本是实力相当、东西对峙的关系。总体而言，中原海岱仍是万国林立的态势。 王湾三期文化的较大墓葬是重贵轻富的传统。龙山文化的临朐西朱封、泗水尹家城等大墓显然是富贵并重的状态。陶寺文化大墓也富贵并重，原因与其上层文化的东方来源有关。 经新砦期的过渡，中原进入二里头—二里岗时代，或者晚期夏—早商时期，其影响则遍布中国大部地区，东至海岱，北至西辽河，南达江湘，西至青海。海岱的岳石文化，或者东夷文化，则一蹶不振，不断退缩。另外，中原和海岱模式长期互相交融，区别远不如以前清楚，比如二里岗文化的较大墓葬，其富贵并重的情形就和之前的海岱龙山文化墓葬近似。 三、背景动因 中原和海岱都在黄河流域，都属于东亚季风区，水热条件近似。表面看来，从地理环境角度并不能找出夏胜夷衰的背景，其实不然：其一，中原距海稍远，水热条件不如海岱优渥，但山东沿海区域有受海平面涨落直接影响之虞。这决定了中原地区文化发展虽不如海岱迅速，但更加稳定，不至于大起大落。其二，中原和海岱都和周围文化发生交流，但中原居于“地中”，能够兴盛时辐射全局，低潮时海纳百川，奠定其包罗万象、宽容广博的文化特质。海岱偏于东隅，无论辐射还是吸纳都受局限。其三，中原和海岱都受周围文化，尤其北方地区文化的冲击，但一西一东，程度大有不同。中原以北是晋陕高原，再外围是蒙古高原、河西新疆和中亚，这些广大地区基本都是较为干旱的草原绿洲环境，当气候干冷植被带南移时，无论从事狩猎采集还是畜牧，南下的可能性都很大。 尤其公元前2千纪初期气候干冷时，进入青铜时代的草原文化的东南向扩张，给甘青内蒙等地的齐家文化、朱开沟文化等带来显著的畜牧业和青铜技术，也间接刺激了中原文化格局的大调整和二里头青铜文明的兴起。海岱以北则为渤海和河北平原，再外围是西辽河流域和东北平原，这些地区都比较湿润，以狩猎采集和农业经济为主，气候干湿冷暖变化幅度不大，人群南下的原动力不强。源自西方的畜牧业和青铜技术等也只是通过中原间接影响到海岱。这就决定了中原不但更方便吸收西方文明的馈赠，而且在多元文化碰撞过程中锻炼了其坚韧不拔的性格。 总之，中原和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考古学文化各具特色又互相交融，文化态势东西对峙，发展节奏此起彼伏，文明进程彼此呼应，成为早期中国文明的重心所在，共同带动了早期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中原文化中庸稳重，坚韧不拔，海纳百川，还能得西风之先，这大概是其最终能强势胜出的深层原因。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欧亚视野下的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编号：18ZDA172）、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委托重大课题“嵩山地区文明化进程与华夏文明的形成”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齐泽垚/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