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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公元前3 千纪后期至2 千纪之初的龙山时代,黄河、长江流域大部地区存在三个丧葬传统,即富贵并重的海岱传统、重富轻贵的江汉传统和重贵轻富的中原传统。这三个传统的涵盖地域,恰好与所谓中国上古“三民族”或传说时代部族“三集团”的分布地区相对应。 关键词:龙山时代;丧葬传统;文明模式;古史传说 作者简介:韩建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由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欧亚视野下的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研究”(18ZDA172)资助。 丧葬传统,指长期得以延续的丧葬行为或丧葬习俗,它是丧葬思想的表现形式,可以通过对墓葬形态、规模、随葬品等的分析揭示出来。我以前提出早期中国文明演进有北方、中原和东方三个模式,墓葬特征是区分这三个模式的主要依据之一,但对其反映的丧葬传统的讨论则浅尝辄止[1]。李伯谦通过对红山、良渚、仰韶大墓及其丧葬习俗的分析,提出中国古代文明演进存在两种模式,但讨论重点在仰韶时期[2];张弛对中国史前葬仪案例进行过较多剖析,但落脚点放在了中国社会的整体演进和权利形态方面[3];刘莉更早对墓葬形态、礼仪活动等的研究则仅涉及龙山文化[4]。本文将研究的时间范围集中在黄河、长江流域的龙山时代,将研究重点放到揭示丧葬传统的大地域分异,尝试对龙山时代的丧葬传统及其与文明模式、传说时代部族集团的关系等问题略作讨论。 一 龙山时代,就是和龙山文化大体同时的黄河、长江流域大部地区文化所处的时代,绝对年代在约公元前3千纪后期至公元前2千纪之初。它既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有特殊内涵,即属于这个时代的“各个文化彼此连成一片”,以黑灰陶为主,并且“除齐家文化外,都曾被称为龙山文化”[5]。像彩陶盛行的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马厂类型等,虽然也在这个时期,但并不符合“龙山时代”的条件,也就不在讨论之列。 本文讨论丧葬传统,以对大中型土坑墓的观察为依据,不包括小墓和婴孩瓮棺葬。这是因为较大规模的墓葬,墓室结构往往更复杂,随葬品更多,更有可能体现彼此的差异,尤其是丧葬思想上的差异。 从对大中型墓葬的分析来看,龙山时代存在较为一致的丧葬大传统,如基本都是土坑竖穴墓,大多都是单人仰身直肢葬,蕴含逝者入土为安、永居地下家园的观念[6];同一墓地或茔域的墓葬多有共同习俗,排列有序,构成具有血缘身份认同的“族墓地”[7],反映出祖先崇拜、慎终追远、珍视历史记忆的思想。这种丧葬传统至少自公元前7千纪裴李岗文化时期以来就在中国大部地区流行,绵长延续至龙山时代,成为早期中国的文化特质之一[8]。另一方面,如果仔细辨析,会发现龙山时代墓葬也存在不少区域性差异,大致可以分出三个丧葬小传统。 二 龙山时代的丧葬传统主要区分为以下三个地区,此外还包含一个特例,即晋西南临汾盆地的陶寺文化大墓。以下详细说明。 (一)海岱地区,以龙山文化为代表 目前所知龙山文化级别最高的墓葬,就是山东临朐西朱封的3 座大墓[9]。其中M 2 0 2 小半部已被破坏,墓葬外室复原面积约4 0 平方米,四周有宽阔规整的二层台;内室复原面积约1 1 平方米,内置一椁一棺一边箱,外壁有多色彩绘,华丽讲究;随葬品丰富,有刀、钺、笄及笄首等精致玉器,蛋壳杯、鬶、罍等精致陶器,彩绘木盘,以及绿松石片近千(当为嵌绿松石高级木器残迹)、鳄鱼骨板数十(当为木箱表面装饰或者鼍鼓鼓皮残迹)。M203比M202 略小而大体类似,重椁一棺,值得注意的是在内外椁之间有彩绘木器和25件低火候彩绘明器。最早发现的M 1 比较特殊,该墓有重椁一棺一边厢一脚箱,棺椁彩绘,随葬品丰富珍贵,级别应当和上述两墓近似,但墓室仅约11平方米,显得过于局促,不排除外室已被破坏,这只是墓葬内室的可能性。山东泗水尹家城的5 座大墓比西朱封略低一个级别,墓室面积一二十平方米不等,最大的M 1 5 墓室面积约2 5 平方米,重椁一棺,有大量鳄鱼骨板和陶质小圆锥体,当为鼍鼓鼓皮残迹及鼓钉,其余墓葬一椁一棺,随葬精致陶器,也有成套的低温陶,有的墓葬随葬猪下颌骨多达3 0 余副,但基本不见玉器。此外还有更多3 ~ 5 平方米的中型墓葬,有二层台和木棺,随葬数件到二三十件陶器,以及少量猪下颌骨,基本不见鼍鼓等高规格物品[10]。 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大中型墓等级分明,大墓墓室阔大,四边有二层台,有多重棺椁,规范讲究,或许棺椁制度已初步形成[1 1 ]。较多精致的黑陶壶、罐、杯和陶鬶,当多属盛酒、热酒、饮酒的配套酒具[1 2 ],还有作为兵器的钺等玉器,作为乐器的鼍鼓,以及精美漆木器等珍贵随葬品,都体现出主人居高临下的社会地位和一定的礼乐氛围。随葬大量种类丰富的实用陶器或“生器”,有较多猪下颌骨,当为其家族拥有较多财富或者有许多人参加送葬吊唁的反映[13],阔大墓室和多重棺椁也必须以占有较多财富作为基础。而少量陶明器的随葬[14],则在强调生死之别。总体来看,东方海岱地区龙山文化表现出富贵并重的丧葬思想,可称之为海岱传统。 早在属于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的山东泰安大汶口墓葬中,有些已经有二层台和木棺,随葬品多达1 0 0 多件[1 5 ]。属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焦家墓葬,更出现多重棺椁和大量玉器随葬品。可见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经形成富贵并重的丧葬思想传统,龙山文化得以继承和发展。 (二)江汉地区,以石家河文化为代表 已知石家河文化的最大墓葬,就是湖北天门肖家屋脊M7[16],墓口面积约6.6 平方米,足端两侧有二层台;内室或有木棺[17];102件随葬品中除1 件石钺外,其余均为陶器,并且明显分为二层台上和墓主身旁两组:足端二层台上是6 2 件高领罐类,墓主身侧则有壶形器、小鼎,足下置29件斜腹杯。肖家屋脊M54,面积仅约2.7平方米,但在墓主人身侧分三层整齐叠放99件陶高领罐。 按照规模,石家河文化已知大墓仅相当于龙山文化的中型墓葬,有二层台但不一定四边都有,不很规范。或许有木棺,但与多重棺椁的龙山文化不可同日而语,又缺乏珍贵随葬品,说明对墓主人的地位高低并未刻意标榜。石家河文化大墓随葬品较多,除墓主身侧的斜腹杯、壶形器、小鼎等可能与饮食或“宴饮”象征相关[18],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往往在二层台等位置整齐摆放大量具有储藏功能的实用高领罐类,下葬时或许都盛有粮食或酒等,其财富储藏或者“炫富”色彩浓厚。石家河文化也有少量专门制造的低温随葬陶器,有强调生死之分的一面。石家河文化所表现出的重富轻贵的丧葬思想,可称之为江汉传统。 江汉传统至少可以前溯到大溪文化油子岭类型和屈家岭文化。在江汉平原属于屈家岭文化的邓家湾、肖家屋脊等地的较大墓葬,二层台上常放置数十件高领罐等,和石家河文化的情况很相似。但有的墓葬随葬玉石钺等,和石家河文化还是有一定差别。早在属于大溪文化油子岭类型的湖北京山屈家岭M 2 中随葬70余件陶器,多为小型明器[19];枣阳雕龙碑M16随葬猪下颌骨达72副,但却不见其他随葬品[20],重富轻贵的丧葬思想已经表现得很是清楚。 (三)广义中原地区,以中原腹地的王湾三期文化、内蒙古中南部—陕北—晋中北等地的老虎山文化、晋西南的陶寺晚期文化为代表 已知王湾三期文化最大的墓葬,就是河南汝州煤山M7,墓室面积约3 平方米,四周有二层台,内室有木棺;随葬品1 4 件,包括1 件玉斧,11件低温涂朱的陶壶、豆等[21]。老虎山文化的大墓、陕西神木神圪垯梁的M 7 ,面积约1 3 平方米,却不见二层台;木棺内一仰身直肢的中年男性,当为墓主人,棺外一侧身屈肢的青年女性;在壁龛有陶器6 件,每件上面有一个石器盖[22]。陶寺晚期文化的较大墓葬M2384 ,墓室面积约3平方米,随葬品仅5 件,包括壁龛中的3件陶器和1件玉钺,以及随身玉臂环1件[23]。 按照规模,已知中原龙山文化大墓也仅相当于龙山文化的中型墓葬,有二层台和木棺,但不如龙山文化的阔大讲究,随葬品很少,但有珍贵品,说明其偏重于表现社会地位的高低,而并不很在意财物的多寡。尤其神木神圪垯梁墓葬男性墓主人棺外的女性,无论其身份为妻为妾,与墓主人的从属关系一目了然[24]。中原龙山文化墓葬随葬品既有实用器,也有专门制造的低温随葬陶器,着意表现生死有别的观念。中原龙山文化所表现出的重贵轻富的丧葬思想,可称之为中原传统。 中原传统至少可前溯至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而以庙底沟类型之末或西王类型之初的河南灵宝西坡墓葬最具代表性,其大墓面积12 ~ 17平方米,墓室以木板封盖,特设脚坑, 随葬精美玉钺以及成对大口缸、簋形器等陶器,彰显出墓主人具有崇高地位;但随葬品最多一墓不过1 0 余件,且多为粗陋明器,反映出生死有度、重贵轻富、井然有礼、朴实执中的特点[25]。更晚属于谷水河类型的孟津妯娌墓葬中,最大的M 50面积达20多平方米[26],有二层台,墓主人臂带象牙箍,俨然是重要首领人物,但并没有其他随葬品,依然重贵轻富。 (四)晋西南临汾盆地的陶寺文化大墓 陶寺遗址有6 座陶寺文化早期的“一类甲型”大墓,墓室面积约七八平方米,原来应有二层台和木棺,但基本都被毁坏,有大量珍贵物品随葬。以M3015为例,面积约8 平方米,有木棺,遭破坏后残存随葬品200多件,包括彩绘鼍鼓、陶鼓、石罄、玉钺、V形石厨刀、彩绘陶壶、彩绘木豆、木俎、彩绘木仓明器,以及猪骨等。其他此类大墓还出土彩绘蟠龙纹陶盘等重器。其下还有其他层次不同的大中型墓葬。其中属于“二类甲型”的M2172,随葬品中残存的猪下颌骨就有58副,属于“二类乙型”的M2200,墓室脚端整齐摆放猪下颌骨132副[27]。陶寺还发现一座陶寺文化晚期的大型墓葬M21,面积约18平方米,四壁底部有壁龛11个,有木棺,还在填土发现一可能具有殉葬性质的青年男性骨架;墓葬被毁严重,但仍残存随葬品100多件,包括彩绘陶簋、陶豆、石厨刀、木俎、猪骨,琮、璧、钺、戚、兽面冠形饰、璜等玉器,有10头猪一劈两半,仪式感很强[28]。 陶寺文化的大墓,随葬品十分丰富,既有大量玉器、彩绘陶器、彩绘木器等珍贵器物,也有不少普通实用陶器和猪骨,饮食共存,礼乐互见,富贵并重,与陶寺晚期文化等其他中原龙山文化的情况有显著区别。究其原因,陶寺文化的形成,是东方的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传统西移,并与当地文化融合的产物[29]。不但其玉器、彩绘器、鼍鼓、厨刀等来自东方,其丧葬思想也深受东方影响。但其墓葬规模和棺椁规制依然无法和龙山文化相比,仍有自身特点。也就是说,陶寺文化大墓所体现的有一定特色的富贵并重的丧葬思想,是中原和东方融合的结果。 三 上述龙山时代的三个丧葬传统与我曾提出的中国文明起源的三个模式,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海岱传统对应东方模式的海岱亚模式,江汉传统对应东方模式的江汉亚模式[3 0 ],中原传统对应中原模式和北方模式。丧葬传统本身就是文明模式的重要特质构成,但文明模式还包括聚落形态、社会组织、专业分工等更多方面,二者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龙山时代三个丧葬传统的涵盖地域,还与蒙文通提出的上古“三民族”和徐旭生提出的传说时代部族“三集团”的分布地区恰相对应[31]:海岱传统对应海岱民族或东夷集团,江汉传统对应江汉民族或苗蛮集团,中原传统对应河洛民族或华夏集团,这也是饶有兴味的。前人区分“三民族”或“三集团”的主要依据是世系和地域,而不同的世系或血缘认知、不同的生活地域,正是形成不同文化习俗、丧葬思想、丧葬传统的条件。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传说时代的中国古史自有其真实历史背景。 注释: [1] 韩建业:《略论中国铜石并用时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和不同模式》,《古代文明》第2 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84 ～ 96页。 [2]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红山、良渚、仰韶大墓随葬玉器观察随想》,《文物》2009年第3期。 [3]张弛:《社会权利的起源——中国史前葬仪中的社会与观念》,文物出版社,2015年。 [4]刘莉:《山东龙山文化墓葬形态研究——龙山时期社会分化、礼仪活动及交换关系的考古学分析》,《文物季刊》1999 年第2 期。 [5] 严文明:《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文物》1981年第6期。 [6] 巫鸿不但认为马王堆汉墓体现为死者在地下安“家”的观念,而且这种观念可以追溯到史前。巫鸿:《礼仪中的美术——马王堆再思》,《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三联书店,2005 年,第119页。 [7]《周礼·地官·司徒》中有“族坟墓”的说法。商周常见“族坟墓”或者“族墓地”,如殷墟西区墓地。参见韩建业:《殷墟西区墓地分析》,《考古》1997 年第1期。 [8] 这里所说“早期中国”,指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或者早期中国文化圈,即“秦汉以前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彼此交融联系而形成的相对的文化共同体”,我认为其形成于公元前4 千纪的“庙底沟时代”。韩建业:《庙底沟时代与“早期中国”》,《考古》2 0 1 2 年第3 期;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临朐西朱封——山东龙山文化墓葬的发掘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 0 1 8 年。 [10]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研室:《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 [11] 栾丰实:《史前棺椁的产生、发展和棺椁制度的形成》,《文物》2006年第6期。 [12] 麦戈文、方辉、栾丰实等:《山东日照市两城镇遗址龙山文化酒遗存的化学分析——兼谈酒在史前时期的文化意义》,《考古》2005年第3期。 [13]王仁湘:《新石器时代葬猪的宗教意义——原始宗教文化遗存探讨札记》,《文物》1981年第2期;刘莉:《山东龙山文化墓葬形态研究——龙山时期社会分化、礼仪活动及交换关系的考古学分析》,《文物季刊》1999年第2期。 [14]《仪礼·既夕礼》中“陈明器于乘车之西”,“明器”始有随葬品之义;《荀子·礼论》“生器文而不功,明器貌而不用”,“生器”“明器”对举,“明器”的含义已经变成为丧礼特别制造的器物。见巫鸿:《“明器”的理论与实践——战国时期礼仪美术中的观念化倾向》,《文物》2006年第6期。 [15]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7年。 [16]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 [17] 肖家屋脊小墓M 5 5 中发现有木棺印痕,推测较大墓葬也有木棺,只是保存差难以发现。 [18] 张弛:《石家河聚落兴盛时期葬仪中的新观念》,《考古》2014年第8期。 [19] 屈家岭考古发掘队:《屈家岭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学报》1992年第1期。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枣阳雕龙碑》,科学出版社,2006年。 [2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河南汝州市煤山龙山文化墓葬发掘简报》,《考古》2 0 1 1 年第6 期。 [22]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神木县神圪挞梁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4期。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 ～ 1985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499 ~ 500页。 [24] 这类男主女从、男直肢女屈肢的墓葬,多见于齐家文化,当为齐家文化东向影响的结果。参见田广金、韩建业:《朱开沟文化研究》,《考古学研究》(五),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227～ 259页。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灵宝西坡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年;韩建业:《西坡墓葬与“中原模式”》,《仰韶和她的时代——纪念仰韶文化发现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4 年,第153 ～ 164页。 [26] 河南省文物管理局:《黄河小浪底水库考古报告(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6～ 156页。 [2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 ～ 1985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400 ~ 530页。 [28] 这座墓葬在发掘者所说陶寺文化范畴内属于中期,在我所说的陶寺文化范畴内属于晚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考古》2003 年第9 期。 [29] 韩建业:《唐伐西夏与稷放丹朱》,《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30] 韩建业:《中原和江汉地区文明化进程比较》,《江汉考古》2016年第6期。 [31] 蒙文通:《古史甄微》,巴蜀书社,1999年;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新一版),文物出版社,1985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