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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是我国最年轻的直辖市，辖区内武陵山脉横贯其中，长江、乌江、嘉陵江穿流而过，境内多民族聚居，3000多年来曾经三为国都，四次筑城，地域文化特色鲜明，是巴渝文化的发祥地。 石刻文献研究有待系统化 重庆石刻文化是巴渝文化的典型代表，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丰富多彩的石刻文化：如白鹤梁题刻、龙脊石刻、莲花石题刻等八大枯水题刻记录了重庆历史上重要年份长江水文的变化情况；重庆境内，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长期交融，在石刻文献中留下了独特的印记，形成了以汉族、土家族、藏族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石刻文化；以大足石刻、潼南石刻为代表的佛教、道教石刻艺术蜚声中外，是我国石刻艺术之林中的瑰宝。 重庆石刻文献具有记录水文变化的古代科技属性、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佛道文化融合的宗教属性等特点，这几方面是有别于其他地方石刻文献的典型特征。重庆石刻文献历史悠久，最早的石刻文献为西汉地节二年（前68）的《杨量买山刻石》，内容丰富且多珍稀之作，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但历代学者对它的研究尚显薄弱。 受行政区划等历史因素的影响，历代金石著作鲜有专书著录重庆石刻文献。重庆石刻文献散见于金石学家对四川石刻的著录，如宋赵明诚《金石录》、洪适《隶释》《隶续》，清王昶《金石萃编》、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等。南宋王象之《蜀碑记》、清李调元《蜀碑记补》、清刘喜海《三巴金石苑》专录四川石刻，重庆石刻是其中的一部分。其中，刘喜海对重庆石刻文献搜集较勤，数量较多。 1990年，高文、高成刚编辑出版的《四川历代石刻》，收录自两汉至近现代尚存的四川著名石刻201块，但重庆地区石刻所录不足10%。重庆博物馆编著的《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1998）第一、二册也著录了部分重庆石刻文献资料。 截至目前，关于重庆石刻文献的专著、论文多集中于大足石刻、白鹤梁石刻。大足石刻研究以造像为主，据统计，有关大足石刻研究各种文献计1700余篇目，画册、研究论著、科普读物合计近40种。2018年，由重庆出版社与大足石刻研究院合作出版的《大足石刻全集》（11卷），全书1200万字，不仅包含考古文献，还整理了拓片、线描图、测绘图、航拍图等内容。《大足石刻全集》运用现代学术成果与科技手段，对大足区境的世界遗产范围内的所有石窟、石刻群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较之1999年出版的《大足石刻铭文录》更为系统、全面，是迄今为止关于大足石刻最全面、最权威的考古研究报告。 关于白鹤梁石刻文献的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陈曦震主编的《水下碑林——白鹤梁》（1995）、陈曦震和陈之涵《中国长江水下博物馆：白鹤梁题刻》（2003）、曾超《三峡国宝——白鹤梁题刻汇录与考索》（2005）、黄海《白鹤梁题刻辑录》（2014）、李世权《石刻涪州》（2015）、王晓晖《白鹤梁题刻文献汇集校注》（2015）等。其他论著如王玉《重庆三峡库区唐代佛教石刻造像调查报告》（2006）、彭福荣《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历代石刻选辑》（2007）等，因着眼点不同，对重庆石刻所录不多。 除大足石刻、白鹤梁石刻外，关于重庆石刻文献的相关研究论文不多，比较零散。新世纪以来，重庆石刻文献的价值渐为学界所关注，但系统的研究仍显不足。如《新中国出土墓志·重庆卷》（2002）收集了重庆市所辖27个区、县及邻近八个地市共44个区、县（市）的墓志170余件。其中，隋2方、唐5方、宋39方、蜀和元代各1方、明61方、清51方、民国24方，均为1949年以来重庆出土的历代墓志。该书体例上包括说明、图版、录文等几部分，图文并茂，但在释文方面存在不少错误。 《巴渝文献总目》（2017，以下简称《总目》）古代卷“石刻文献类”总目，代表了重庆石刻文献研究的新高度。《总目》“石刻文献类”收录范围自西汉地节二年始，至民国年间止，时间跨度近2000年，共收入石刻1277件。《总目》是巴渝地区石刻文献的渊薮，也是一本目录性质的“文化地图”。但《总目》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因体例所限，有“目”无内容，研究者见不到石刻的真面目，不便使用；碑目的收录范围也不够全面，编者主要是从历代志书的艺文志中辑录石刻文献条目，而寺观、学校、坛庙、古迹部分则多有遗漏；编者没有做田野调查，未实地访碑，对重庆石刻文献的实际存量、存佚状况未进行科学的统计。 总之，以往的研究呈现碎片化，系统性不足；研究者的视角比较分散，研究方法也较单一；田野调查严重不足，且元数据著录规范、数字化保护等方面多未涉及。重庆迄今尚无一本可以反映其石刻文献全貌的专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地方文化保护极具现实意义 石刻是文物，应加强保护。但由于年深日久，风雨侵蚀，石刻残泐漫漶的情况很常见。随着现代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受大规模建设活动、人为破坏等因素的影响，石刻保护也面临诸多难题。陆增祥说：“金有时毁，石有时泐，赖墨以传之，墨本聚散何常，存亡赖著录以传之。”可见，及时科学地整理石刻文献是石刻保护工作的首要任务。 据调查，重庆石刻文献有一部分在博物馆、图书馆、文管所内被妥善保存，但多未经系统整理，也有不少石刻文献暴露在荒野之中遭受着风雨的侵蚀和人为的破坏，目前亟待抢救性整理与保护。因而，全面系统地整理重庆历代石刻文献，编纂出版《重庆石刻文献总集》，进而建立重庆石刻文献数据库，进行数字化保护与利用，对石刻文献的保护与利用来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式，同时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其一是“证史补阙”的文献价值。从文献角度考察，重庆市及各辖区地方志具有不连续、残缺不全的特征：如重庆最早的志书是明成化《重庆府志》，今残存一册；万历《重庆府志》（1606）八十六卷，今残存六十四卷，只有道光《重庆府志》（1843）九卷较完整。而重庆市各辖区志书多为清、民国时所修，既不连续且残缺不全。根据方志文献记载研究重庆历史文化，面临“文献不足征”的问题，这大大局限了学者对巴渝地区先唐、中古、近代历史文化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重庆石刻文献存量巨大，且多未被著录，其“证史补阙”的文献价值不容忽视。 其二是文化传承与数字化保护的多重效益。重庆石刻文献散落在巴渝大地，内容丰富，它与传世文献一样是研究巴渝文化形成、发展的切入点，也是了解不同历史时期巴渝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文学、科技、民俗、教育、地理等方面难得的资料。系统整理重庆石刻文献并进行数字化保护，具有地方历史文献整理与文化建设的双重价值，具有石刻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石刻文献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等多重现实意义。 整理的过程既是对重庆地方石刻文献存量的一次摸底排查，也是对地方石刻文献现状（存佚、毁损）的一次系统调查工作，能够为地方文物的保护及文化建设提供参考。石刻文献还可为考察区域文化的形成、发展过程提供文献支撑，为提振地方文化自信找到文献依据。因此，编纂出版《重庆石刻文献总集》，具有不可估量的文化、经济和社会效益。 可喜的是，重庆学术界已经认识到系统整理地方石刻文献的重要意义，《巴渝文献总目》古代卷“石刻文献类”的编纂、《巴渝文库》的筹划，充分体现了这一点。目前，系统整理、研究重庆石刻文献，时机已经成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重庆石刻文献总集元数据整理研究”（18XZW01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长江师范学院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