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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部分讨论表明，中国民间信仰与中国宗教与文化传统深切相关。关于这个重要问题，近些年来海内外学者提出了不少值得深入研讨的观点或思路。例如，有学者指出，民间信仰在中华文化中占有特定的位置，不仅构成了千千万万底层群众的笃诚信仰，影响他们的思维与生活方式，而且影响各个地区的风土人情与传统习俗。又如，有学者认为，中华文明数千年历史中发展出来的大量符号象征，几乎都与民间信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成为民间宗教信仰的对象。有谁能否定中华民族的象征“龙”，有谁能否定“女娲”是华夏儿女的祖先？我们可以把中国民间信仰所蕴含的文化取向、道德价值、精神愿景等视为中国文化的“共有的精神遗产”。*再如，有学者阐明，若从“文化中国”视野来重新认识“民间信仰”，“南洋地区”即东南亚华人社会里，大量源自中国故乡的民间信仰形态现已成为表达与强化“华族”(华裔)认同的主要载体，以及促进在地文化对话的重要媒介。妈祖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海峡两岸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妈祖信仰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妈祖被诗意地称为“海峡和平女神”。* 俗话说，“有比较才有鉴别”。我们接着再来看两位西方著名学者关于这个问题的重新思考，他们的观点不仅是以中西方文化传统比较研究的视野提出来的，而且更注重理论与方法的探讨。 美国人类学家魏乐博(Robert P.Weller)感慨，在中国进行田野调查的切身经历，给他留下的一个深刻印象就是，一神论与多神论是多么不同！在美国，如果遇到一个摩门教的传教士，他会对你说：“不要相信其他的宗教，那些都是骗人的东西”；长老会的传教士会对你讲：“其他的宗教，比如摩门教，肯定是不对的，不要相信它们”。而中国的很多老百姓则会说：“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的，都是教人做好事的”。这是那么“不美国的一个想法”！这确实是他第一次碰到的“真正的多神论”，也是人类学的比较方法所带给他的不同的文化冲击。*魏乐博脱口而出的寥寥数语，像“民间信仰在中国社会一直是最普遍的宗教活动”、“中国民间宗教的热闹劲儿”、“他们祖祖辈辈就是这么做的”等，是否可令我们感受到中国民间信仰的普遍性、传统性及其生命力？如果剔除他用语中的“多神论”相对于“一神论”的贬义成分，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还是中国老百姓最了解“宗教文化的中国国情”，还是他们的现实生活感受最真实——中国宗教文化传统是丰富多彩、兼容并包、多元通和、多元一体的？若要考察整个中国宗教，我们不但不能忽视大多数老百姓的实际信仰状况，而且能否认为“真正接地气的中国宗教文化传统”主要存在于老百姓的现实生活之中，主要是中国民间信仰呢？ 国际著名的民间宗教研究专家欧大年(Daniel L.Overmyer)指出：“地方性的民间信仰有他们自己的组织形态、秩序和逻辑，并制度化于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包括在家庭生活、庙宇、或是社区活动之中。这是人民最真实、也最具体的活动、仪式和信仰。比较宗教学已有长久的历史；然而，一般而言，其比较的是高层次的神话、神学和哲学思想，是抽象性的比较。这样的比较形式固然有其价值，但却忽略了普通信徒实际的信仰形式和行为……”他通过长期研究发现，中国民间的信仰实践，才是“中国宗教的基础和信众人数的主流”；这将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因为我们所要探讨的是“现今不同文化中千千万万的民众所实践的主流信仰”* 因此，如果能够放弃长期流行的成见，回到田野考察中的“原生态的民间信仰”，真正重视广大老百姓的传统习俗及其祭祀活动，我们就不能不从理论与方法上沉思这样一个问题了：无论古今中外，尤其是就中国文化与宗教背景的两个基本特点而言——即中国文化传统是以人本主义的儒家思想为主流的，而中国社会现有的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几大制度性宗教起初都是外来的，我们是否理应认为，千百年来广为流传的民间信仰——也就是大多数老百姓的信仰传统，堪称“最普遍、最真实、最基本的宗教文化形态”呢？笔者认为，这条学术研讨思路不仅对于全面且深入地考察中国宗教文化传统，而且对于我们重新建构“中国宗教概念暨中国宗教观”，均是颇有深度、广度与潜力的。我们不妨借用一个时兴而通俗的说法，把这条新的学术研讨思路称为“中国宗教研究的群众观念”。 （本文发表于《民俗研究》2018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