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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时代解决民族问题、调整民族政策要有新视野 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新形势下做好民族工作必须牢牢把握的正确政治方向。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更好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基本政策、基本法律、基本制度以及体制机制，就是要使每个民族、每个公民团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帜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根据不同国情解决自身民族问题不存在统一的政策模式，原因在于不同国家的民族问题的产生不存在统一的基础，任何国家的任何民族由于其自身历史、文化、宗教、现实甚至与周边国家以及国际形势等因素的影响，其问题的表现也呈现出不同的面相。因此，中国解决民族问题之道注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系列理论、方针、政策和原则。 美国作为建立在种族压迫之上的唯一西方国家，种族和族裔问题是其“娘胎里就有的问题”。它的包容性政策虽然比较有效地消解了美国社会种族和族裔矛盾，但它仍为令人头疼的种族和族裔问题所困扰，而且随着移民以及少数族裔人口的增长和白人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力量的抬头，种族和族裔问题愈益成为美国社会的共同问题。假如看不到这点，一味鼓吹美国的民族政策如何成功，并对我国的民族政策含沙射影，除有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之嫌，或更有崇洋媚外、妄自菲薄之意。 另有一些研究者太过迷恋诸如北魏时期那种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不断鼓吹“民族融合论”，根本不管当代中国是否已经具备民族融合的基础和条件，把解决民族问题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民族融合”之上，认为民族不融合，中国就无法解决自身的民族问题。事实上，中国的多民族现状和民族融合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时空距离，现行的民族政策也有着不断完善和落实的空间，而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就在于不断完善和落实现行民族政策之上，漠视时代背景、民族差异的民族融合主张是一种不合时宜的操之过急之举，不但无益于解决当下中国的民族问题，而且会更加刺激一部分人，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给解决复杂的民族问题增加更多的不可知的变数。 国际上，面对部分少数民族产生并不断发酵的民族主义情绪，许多大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也被激发。无论少数民族和大民族的民族主义都属于族裔民族主义范畴，只是两种族裔民族主义的诉求是不相同的，少数民族的族裔民族主义更倾向于自治、甚至独立；大民族的族裔民族主义则表现为歧视、排挤或者是同化少数民族。由于族裔民族主义本身和多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主张背道而驰，少数民族和大民族的民族主义都不具备合理性和合法性，理应都是被清算的错误。中国境况与国际上其他多民族国家大致相仿，但是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是，一方面少数民族的族裔民族主义的确已经像过街老鼠，另一方面大民族的族裔民族主义却颇有市场。值得注意的是，大汉族主义的族裔民族主义还没达到安东尼·D.史密斯所说的那种“公民民族主义”的层次。“公民民族主义通常要求在民族国家里，放弃族裔共同体和族裔的特性，使族裔宗教个人化，以及族裔文化和少数群体的文化传统边缘化。”[4]为了避免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边缘化，保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大力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我国处于正在进行时，但是不能否认少数民族及其文化边缘化倾向仍在蔓延，有些人不但不满足于这种现实，而且极力主张要通过政策手段濡化、同化少数民族，实现他们标榜的“民族融合”。现阶段，民族融合看起来似乎像一个温和的、甚至是不乏温情的中性名词，但是一旦它与民族政策结合起来，即用行政手段推行的时候，包括族际婚姻的缔结都要以政策干预，民族融合就会成为一个披着合法外衣的动词，它伤害的可能不仅仅是各少数民族，整个中华民族都将可能陷入纷争动乱的旋涡。毕竟推行民族融合政策已经不同于民族的自然融合或者自然同化。因此，我们既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也要反对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两者不可偏废。 当今世界，民族和国家是一种共生关系，还没有哪个多民族国家刻意去打破这种共生关系。相反，倒是实施许多举措维系这种关系，毕竟在国家层面，民族成分再复杂，也要倾力塑造合格的公民以维持政治社会稳定，而不是以行政手段试图抹去民族和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因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正是民族和国家一体共生的表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促进民族融合有着本质的区别。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既是当前中国民族关系的一个常态，也是统一的多民族中国追求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体现。而促进民族融合表面上要达成的目标是消灭产生民族问题的土壤和条件，实质上是要铲除民族存在的基础。在现阶段，这种观点看上去只比种族灭绝更“人道”一些，种族灭绝是在肉体上对异民族的消灭，民族融合则是在精神和文化上消灭异民族。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二者在本质上的差别也仅限于此。 研究和认识中国的民族问题，如果仅把目光聚焦在问题出在当前的民族政策上，认为是我国现行的民族政策有问题，才造成民族问题的多发和复杂化，是有意或无意忽视了我国民族问题产生的历史因素和国际环境的影响。毋庸讳言，中国的民族政策并不是没有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的空间，任何极端化的言辞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全面否定中国的民族政策，认为它要为中国的民族问题负全部责任，以及全面肯定中国的民族政策，认为它已经到达顶端而无须完善和落实，都于事无补。因此，研究中国的民族问题，调整、完善、落实中国的民族政策，必须走出问题出在政策上，政策必须推倒重来的错误立场，既要摒弃急功近利、立竿见影的心态，也要避免胶柱鼓瑟、不求进取的惰性。 事缓则圆，在民族政策领域有些问题急不得，急于求成，则欲速不达；时不我待，在民族问题领域有些问题等不得，坐失良机，则前功尽弃。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确实需要政治大智慧，那些脱离我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现状，无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鼓噪学习欧美、唱赞“民族融合”的论调，除了给政界、学界平添麻烦、增加争论，于有效解决民族问题、完善落实民族政策意义甚微，甚至引发负面效应。 在新时代，我们必须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正确认识我国当前的民族问题，以调整、完善和落实现行的民族政策为取向，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强化“四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为正确路径。 参考文献： [1]巴特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奋力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J].求是，2018，(13). [2]杨曼苏，张家栋.民族分离主义及其影响[J].国际观察，2002，(1). [3]王正伟.做好新时期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G]//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重要文章评论集.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编.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42-4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