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厚卷沿帽武士骑俑 隋代斛律彻墓出土  琉璃、水晶串饰 隋代斛律彻墓出土 古代山西是民族融合的重要地区，又是古代建筑保存最多的地区，两者结合，决定了古代建筑遗产带有鲜明的民族多元特色。介休市祆神楼就是绝无仅有的一例，姜伯勤先生曾对它作过考察研究。[1]下面我们探讨的可汗祠在全国也属凤毛麟角之例。 关于可汗祠，以前无人研究，近年随着北方民族文化研究的深入，关心它的人越来越多，提出了一些疑问，如可汗祠建于何时？供奉对象是谁？对此，曾有几位学者作过探讨，或认为供奉对象是高欢及其“朔州军人”，[2]或断言是隋末刘武周，[3]或分析是初唐时期的突厥人突利可汗什钵苾，[4]也有人推测是北齐名将斛律光。[5]其中有一点共识，即可汗乃北地游牧民族名号，供奉对象是游牧民族首领。可汗祠关系到古代北方民族融合大背景，弄清可汗祠建立的时代和供奉对象，对研究古代民族融合，无疑有很大意义。 一、可汗称谓的出现及其民族 魏晋时期，在鲜卑部落，始见 “可汗”之称，最高首领被尊称为“可汗”或“可寒”，夫人被尊称为“可敦”。此后西北各民族或西域诸国，可汗之称越来越多。关于可汗名号之性质，罗新已作深入研究，[6]笔者完全赞同。本文仅注意可汗名称的出现及其民族。 据《资治通鉴》，可汗名称最早出现于鲜卑，其云：“是岁（魏元帝景元二年，即261年），鲜卑索头部大人拓跋力微，始遣其子沙漠汗入贡，因留为质。力微之先世居北荒，不交南夏。至可汗毛，始强大，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五世至可汗推寅，南迁大泽。又七世至可汗邻，使其兄弟七人及族人乙旃氏、车惃氏分统部众为十族。邻老，以位授其子诘汾，使南迁，遂居匈奴故地。诘汾卒，力微立，复徙居定襄之盛乐，部众浸盛，诸部皆畏服之。”[7]胡三省注此段中“可汗毛”云：“可汗，北方之尊称，犹汉时之单于也。宋白曰：‘虏俗呼天为汗。’”[8]对于力微，径称力微可汗，如《通鉴·晋纪二》二七七年条云：“自沙漠汗入质，力微可汗诸子在侧者多有宠。及沙漠汗归，诸部大人共谮而杀之。既而力微疾笃，乌桓王库贤亲近用事，受卫瓘赂，欲扰动诸部，乃砺斧于庭，谓诸大人曰：‘可汗恨汝曹谗杀太子，欲尽收汝曹长子杀之。’”[9]这两段记载与《魏书》、《北史》所记不同，《魏书》、《北史》的记载内容相近，早期首领名前皆加皇帝称号，如毛，被称作“成皇帝讳毛”。《资治通鉴》记述这段历史时，凡早期皇帝名称，皆更换为可汗。 对于两者间的差异而言，《资治通鉴》较为合理，一是从情理史实揆度，早期的鲜卑拓跋势小力薄，不可能使用皇帝称号。《魏书》之所以冠以皇帝称号，是迁都平城后追加的结果。二是《通鉴》编纂，在旧史基础上将纪传体改为编年体的同时，又寻找许多新资料，具体到可汗名称改变，定是有所依据。直至目前，至少仍可见到三个证据。 第一个证据是原出土于河南洛阳、现藏于西安碑林的北魏《故徵士奚智墓志》，墓志载：“故徵士奚君，讳智，字淟筹若，恒州樊氏崞山浑人也，始与大魏同先，仆脍可汗之后裔。中古迁移，分领部众，遂因所居，改为达奚氏焉。”[10]由此志文看，奚智家族乃“仆脍可汗之后裔”，可见北魏前期，可汗之称业已出现。  北魏《故徵士奚智墓志》拓片 《魏书·吐谷浑传》载，西晋武帝太康四年（283），吐谷浑父涉归去世，[11]吐谷浑因马而别若洛廆，“若洛廆悔，遣旧老及长史七那楼追谢留之。吐谷浑曰：‘我乃祖以来，树德辽右，先公之世，卜筮之言，云有二子当享福祚，并流子孙。我是卑庶，理无并大，今以马致乖，殆天所启。诸君试驱马令东，马若还东，我当随去。’即令从骑拥马令回，数百步，欻然悲鸣，突走而西，声若颓山，如是者十余辈，一回一迷。楼力屈，乃跪曰：‘可汗，此非复人事。’”[12]此段末“可汗”二字，不见于《晋书·吐谷浑传》和《通鉴》，但是《魏书》乃写鲜卑人历史，那时是否称呼“可汗”，修史者应该很清楚，故意补上可汗二字，是为更接近史实。特别是，早于《魏书》的《宋书·吐谷浑传》中也有“楼喜拜曰：‘处可寒。’虏言‘处可寒’，宋言尔官家也。……楼力屈，又跪曰：‘可寒，此非复人事。’”[13]可寒即可汗，沈约记载这段故事比魏收更生动，成书又早百余年，说明可汗之称早已流行鲜卑诸部。 第二个证据是北魏定都平城后，拓跋统治集团对外尊称最高统治者为皇帝，如《魏书·礼志》：“天兴元年，定都平城，即皇帝位，立坛兆告祭天地。祝曰：‘皇帝臣珪敢用玄牡，昭告于皇天后土之灵。’”[14]然而鲜卑内部祭祀祖先，依然袭用可汗称号。最典型例证即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太武帝拓跋焘派谒者仆射库六官、中书侍郎李敞等率人长途跋涉到祖庙（即大兴安岭嘎仙洞）祭祀祖先，并在洞内岩壁刻下祭文，纪念此事。《魏书·礼志》详细记述了祭文全文。 无人料到，1500年后，石刻祭文居然被考古工作者发现，祭文被刻于今内蒙古大兴安岭嘎仙洞内壁。对照嘎仙洞发现的北魏太平真君祭文，与《魏书》记载略有差别。嘎仙洞祭文全文如下： 维太平真君四年，癸未岁七月廿五日，天子臣焘使谒者仆射库六官、中书侍郎李敞、傅用骏足，一元大武，柔毛之牲，敢昭告于皇天之神：启辟之初，佑我皇祖，于彼土田，历载亿年。聿来南迁，应受多福。光宅中原，惟祖惟父。拓定四边、庆流后胤。延及冲人，阐扬玄风。增构崇堂、克揃凶丑，威暨四荒，幽人忘遐。稽首来王，始闻旧墟，爰在彼方。悠悠之怀，希仰余光。王业之兴，起自皇祖。绵绵瓜瓞，时惟多祜。归以谢施，推以配天，子子孙孙，福禄永延。 荐于：皇皇帝天、皇皇后土。 以皇祖先可寒配，皇妣先可敦配。 尚飨! 东作帅使念凿。[15] 与史书记载对照，有同有异，异处之一就是嘎仙洞祭文尾有“以皇祖先可寒配，皇妣先可敦配。尚飨!东作帅使念凿。”这里称皇祖为“可寒”。可寒即可汗，证明可汗之称，直到北魏太武帝时，内部祭祀还在使用。也再次证明，“可寒”之称，尽管早期史载鲜见，在鲜卑拓跋部却是源远流长。  嘎仙洞石刻祝文拓片 来源：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院 第三个证据是宋代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21《横吹曲辞一》记载：“后魏之世，有《簸逻回歌》，其曲多可汗之辞，皆燕魏之际鲜卑歌，歌辞虏音，不可晓解，盖大角曲也。”[16]又在卷25《横吹曲辞五》记载《古今乐录》：“《企喻歌》四曲……按《企喻》本北歌，《唐书·乐志》曰：‘北狄乐其可知者鲜卑、吐谷浑、部落稽三国，皆马上乐也。后魏乐府始有北歌，即所谓《真人代歌》是也。大都时，命掖庭宫女晨夕职之。周、隋世与西凉乐杂奏，今存者五十三章，其名可解者六章，《慕容可汗》《吐谷浑》《部落稽》《钜鹿公主》《白净皇太子》《企喻》也。其不可解者，咸多‘可汗’之辞。北虏之俗呼主为可汗。吐谷浑又慕容别种，知此歌是燕、魏之际鲜卑歌也。其词虏音，竟不可晓。’”[17] 民族歌曲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真实写照，郭茂倩指此歌时代在“燕魏之际”，田余庆认为，所谓“燕魏之际”，指北魏道武帝皇始元年（396）至定都平城（398）。[18]鲜卑是游牧民族，喜欢歌舞，许多历史事件、人物，都是用歌曲来记忆流传，如《慕容可汗》、《吐谷浑》就是如此，可以和《魏书》诸传互为补证。再次证明可汗称号，早在定都平城之前，业已流行。此类文献资料，司马光等人编撰《通鉴》时也应该见过，因此《通鉴》记述这段历史，顺便正本清源，将《魏书》中的皇帝名称皆更换为可汗。 力微“遣其子沙漠汗入贡”， 这一年是曹魏景元二年。如果追述可汗名称来历，当从毛算起，毛的时代距力微是十五代，至少间隔二百年时间，就到了公元初年。那时是否使用可汗称号，因为缺乏确切证据，不便轻易断言，但是说汉魏之际出现可汗名称，应该不成问题。 柔然最高首领也称为“可汗”。《北史·蠕蠕传》载：“社仑远遁漠北，侵高车，深入其地，遂并诸部，凶势益振。……小国皆苦其寇抄，羁縻附之。于是自号豆代可汗。豆代，犹魏言驾驭开张也；可汗，犹魏言皇帝也。”[19]这是史载柔然第一个可汗。《魏书》卷103《蠕蠕传》载：“社仑远遁漠北，侵高车，深入其地，遂并诸部，凶势益振。……小国皆苦其寇抄，羁縻附之，于是自号丘豆伐可汗。”[20]两者对可汗名号的记载稍有出入。诸史所记大同小异，社仑“自号豆代可汗”之时，已是北魏道武帝天兴年间，社仑采用可汗称号，实是与鲜卑同源。柔然本是“东胡之苗裔”，[21]自称“出于大魏”，[22]研究者也认为柔然与鲜卑俱是东胡一系，柔然社仑也可以称为“鲜卑社仑”，[23]因此柔然使用可汗称号，应是与鲜卑同源。 自匈奴衰亡，鲜卑崛起，魏晋之后，北方游牧民族首领大多称为可汗。可汗之称，流传久广，使用于鲜卑、高车、吐谷浑、柔然、突厥、契丹、蒙古、女真诸民族。 二、可汗祠的始建时间 可汗祠，俗称可汗庙，顾名思义，供奉对象是一位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可汗。以往研究者将注意力集中到张壁可汗祠，虽有开拓研究之功，然视野狭窄，资料收集和研究结果不免大打折扣，没有回答出可汗祠创建时间和分布范围。对于供奉何人？也是见仁见智，难以令人信服。 山西介休、灵石、石楼、中阳和汾阳等地，存在多座可汗祠或遗迹。我们于2011—2018年数次实地调查，发现这些可汗祠已不是最初建筑，庙里碑文明确记载，屡次经过重修或重建。殿内原初塑像早已坍毁，现存殿内或者没有塑像，或者是现代塑像，从塑像身上难以找到最初的线索。幸亏几座可汗祠都或多或少留存修寺或补建碑刻，仔细阅读遗碑，主要记载重修重建情况，但并未记载供奉对象是谁，祠庙创建何时。碑文字里行间隐约透露，可汗祠初建时间比较遥远。想窥视原貌，需要排查勾稽，作一番穿越历史的探寻。 介休市张壁古堡可汗祠是我们第一个调查对象。该祠位于张壁古堡内，坐北朝南，规模不大却很整齐，正殿内塑一将军神像，殿外廊前有两块碑，其中明代天启年《重修可汗祠碑记》记载： 邑之东南张壁村，绵山环亘焉。古地肥润，人居稠密，诚南乡之巨擘也。兼且五日一雨，十日一风，旱魃不为灾，蝗虫不入境。适其地，见其嘉禾遍野，问其人，咸颂年岁丰登，原阙所由，非神之呵护默佑不至。此村惟有可汗祠，创自何代殊不可考，而中梁书“延祐元年重建”云。第年深日久，墙垣不无倾圮，彩色不无剥落。睹故宫而泣下者有之，于是僧人宽节慨于衷，约于村之善士天祯、大权等曰：“可汗祠，一方之保障也，庙宇如是，于心安乎？”祯等皆勃然曰：“师之所言，实众人之素志也。”即书名捐资，鸠众兴工，修坠举废，革故鼎新。以基址则壮固也，以彩色则璀璨也，飞漆流丹，夺人心目，视昔之倾圯剥落大不侔矣。则岁时祭享，何至遗人以风木之悲哉？余尝瞻礼其地，众谒余为记。余□为，可罕，夷狄之君长也，生为夷狄君，殁为夷狄神，夷狄之人宜岁时荐俎焉。以我中国人祀之，礼出不经。然有其举之莫敢废也。况神之福庇一方，护佑众生，其精英至今在，其德泽至今存，则补葺安可废，而祀典又安可缺耶？且傍有子孙圣母祠，复同时振饰，则启我后嗣，保我婴赤者，其慈乌可禅述乎？而答报之贶□亦乌可少哉。是役也，起于万历四十七年之秋七月，告竣于今年之冬十月，何□□□速哉？缘人之趋事者亟耳。故一时与事之人咸得备勒于石，以为不朽云。是为记。 大明天启六年七月吉旦府庠廪生 宋可大沐手拜撰 本村张宝林沐手拜书 碑文叙述修庙缘由，有段话值得留意，“此村惟有可汗祠，创自何代殊不可考，而中梁书‘延祐元年重建’云。”讲清村里最早的庙只有延祐元年重建的可汗祠，佑护张壁的神自然是可汗祠里的可汗神。可汗神是谁？与张壁有何关系？碑文作者继续写道：“余（以）为，可罕，夷狄之君长也，生为夷狄君，殁为夷狄神，夷狄之人宜岁时荐俎焉。以我中国人祀之，礼出不经。然有其举之莫敢废也。况神之福庇一方，护佑众生，其精英至今在，其德泽至今存，则补葺安可废，而祀典又安可缺耶？”这段话既点出可汗出自游牧民族，也指明他一直佑护地方，“况神之福庇一方，护佑众生，其精英至今在，其德泽至今存。” 言外之意，没有理由不继续补修可汗祠，让他继续护佑众生。 通过碑文提供时间线索发现，此庙曾于“延祐元年”重建，延祐是元仁宗年号，即公元1314—1320年。既是重建，说明该庙创建时间在元代之前。 灵石县南关镇乔家山村旧址也有一座可汗祠，距张壁直线距离仅有数十里。可汗祠位于旧村一个四合院内，庙坐北朝南，既无香火，也无塑像，遗存古碑三块，一块金元碑，正面乃金代刻辞，背面为元代刻辞；一块清碑，一块民国碑，内容皆与集资重修可汗祠有关。其中金碑高125厘米、宽56厘米、厚16厘米，青石质。碑文为楷书，共11行，满行43字。额题“泰和年重建庙主：乔和、乔信”。细观碑文，是一块建庙功德碑，内容简单，碑文有500余字，都是重建时妆銮功德主、立石功德主以及捐献者的姓名和捐款数额。泰和是金朝皇帝章宗完颜璟的年号，即公元1201—1208年。碑文明载金泰和年间重建，说明该庙创建时间当在金代之前。然而该碑不见有关可汗的只言片语，也没记载重修寺庙名称，不易推定是重修可汗祠。该碑背面是一篇元代碑文，乃元至正六年（1346）立石，碑文弥补金刻之缺，补载了可汗内容。该碑碑文为楷书，共18行，满行32字。额“可汗商山”。其碑文云： 重修可汗庙碑记 河东贡士乔思庸撰，授大医院剳灵石县教谕张彬篆，敕授晋宁路绛州阴阳教授乔镇书。 河东要于西北霍之属邑。越灵石东直有径名千里，而乔山直其冲，有庙曰可汗，不详何时建。里人乔恭诣予言：“庙宇自金泰和元已成，迨大德地道失宁，栋宇瓦砾殆不能基，后虽粗完，民情未惬。岁时，相帅恳祷，神既下惠，礼不可旷，今欲鼎新神屋，以妥其灵，功之所施亦欲炳于后人也。”既来征辞，予询其故，但曰可汗而不能言其始末，虽恭之远祖落成，高曾和、信重建，而亦不名其所以始建之由，则今日之辞恐未可笔也。及请不己，且欲表今日之功，以见其家世之克媚神意也。且言民有忤北方之事者则必震怒，怒之所形则不福其人，若然则信有之乎？果然则庙之一再新矣，而不以一言垂记于后者，岂当时执笔者果无其人欤？抑一时林野之士，重于古质而不能修其礼意欤不然，凡有神于人血食，于后而起人之敬者，岂独无其端哉。其详既不可知，而有不能意料者重为之叹惜也。传不云乎：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奈之何耶，以其要于西北，则其神于此者又必有由矣。恭备廪糗、鸠木石，新神宇二间，命工壁粉而丹青其上。于是，门垣重固，庙貌显严，坐列有次而飨祀有度矣。 时大元至正柔兆岁在阉茂月当黄钟即工，至大吕甲戌朔十有一日告成。予既访图记未得，且聆请者之语以纪今日之绩焉。 霍州在城石匠马义、男马谅刊。 此元代碑文非常关键，续接金碑内容，弥补了金代碑文记载之阙，证明金碑所叙是可汗祠重建情况，金代碑文全称应该是“泰和年重建可汗庙碑”。由此碑观之，此庙创建与乔家渊源很深，至少乔恭远祖参与其事，后来在高祖乔和与曾祖乔信时都修过。可惜金代碑文和元代碑文，均没说清建庙缘由和供奉对象。不过通过碑文，我们至少了解到，该庙由来已久，金泰和年间，只是重建一次而已。 此庙还有一块清碑，清嘉庆十二年立，内容是集资重建。还有一块是1917年“重修碑记”，内容也是集资修庙，都属功德碑。几块碑反映出在金代泰和、元代至正、清嘉庆、民国时，几度重修或修缮。 灵石县英武乡平泉村有一座龙天可汗祠，坐北朝南，最近得到修缮。院内留存两块清碑，一块是乾隆十年（1745）碑。碑高130厘米，宽 56厘米，厚20厘米，青石质。碑文为楷书，共13行，满行42字。碑文首行是“重修龙天可汗庙碑记”，内文叙述修庙缘由以及资金来源情况，没提及可汗庙创立时间等。碑文记载： 此庙增修于康熙五十年间，至今已有成规，其神像虽不赫赫在上也，然庙貌虽具，而两旁仍多隙也；乐台固有，而东西尚少山门。即住持心切，仍未有所造焉，乡人固筹之久矣。尝闻努力，独苦于力薄而寡助。讵意时有信士房如参者，忽起愿心，直然欲修廊房，以成功课，第后以遘疾不痊，终致有志而未逮。继有男监生耀章者，始成乃父之志，独捐银五十两，自募化银二十余两，于是即欲造两下廊房矣。而乡人则曰：“事犹有未备，为两傍固可观，而两旁之出入不可无门也，斯庙总云完，而斯庙之住持不可无地也。况狭者弗扩大，而其狭者仍隘也；旧者弗演浴，而其旧者弗新也，又岂可以妥神灵而美神居乎？”故又赖有候选县丞房龙章者，先慨然捐资，极力倡率。于乾隆八年七月十五日会茶公议，合村施银二百余两，且合村前后共捐银三百余两，一概开列于碑后。而因兴土木之功，为营造之事，后卷砖窑三空，前后廊房之间更卷山门两间，上复建钟鼓乐楼，又且院宇重砌，圣像金妆，而殿堂门芜是已黝垩丹漆。是举也，洵盛事也。盖莫为之前，虽美弗彰；莫为之后，虽盛弗传，今后此之举均有心继前此之美也，将神灵于是乎妥，而神居于是奠矣。不诚卓卓可记载，故乡人求余为文，余即因其事为之志云。 邑庠生任兆麟撰文。 太学生房龄旺书。 乾隆十年五月初之日立。 任兆麟施银五钱。 …… 庙内还有一块道光年碑，内容基本相同，皆记载清代修补之事。 吕梁市中阳县上顶山也有一座尅罕（可汗）龙王庙，距县城约50里，经实地调查，庙已残破，坐西向东，位于一个高耸的圆丘之东，距离约17米。该圆丘直径约25米，高约5米，下为巨型自然岩石，上堆许多明清碎砖，呈馒头形，应该就是唐代《元和郡县图志》所谓的“可汗堆”。庙现存三间坐西向东的砖石窑洞，两侧还有南北两道石墙，院内东西约28米，南北约30米。窑洞下为岩块，上为砖圈，南北宽14米，深6米，墙厚约1米，单间内宽不足3米。院内留存四块清碑和一块民国碑，其中最早的是两块康熙碑，一块是康熙甲子年立，即康熙二十四年（1685），一块是康熙庚寅年立，即康熙四十年，碑文记载该庙名称为“尅罕（可汗）龙王庙”。康熙甲子碑碑额竖刻“孝义县”三字，碑身下半部残缺，现存碑文是： 重修上殿龙王庙碑记 夫尝考《礼》云：有能为民捍大患御大灾者则祀之，能兴云致雨……[24] 者莫不振举，而崇祀之曰：“纪功，宗于功作元祀”，正此意也。矧…… 龙王职司风雨，造福蒸黎，功垂社稷者乎，以为捍大患则能捍…… 祀，不可胜纪，此因孝义县西乡刘王里八甲开府等村有古…… 丁未重修，数十年风雨浸淫，庙貌颓败，而□胜像为之蒙…… 圣拔一毛而利天下，普济霄露，万民均沾。七月内送□圣归山…… □四积钱粮开光公议，劝万代流传，我…… 尅罕龙王播手云复手雨，赫赫悬灵，其（岂）不是万世之德矣？众民…… 四方赶积相助焉，理告成之后，勒石名功，永垂不朽，诸后云…… 太原府宁武关人游遇、孝义县上殿山经理主持比丘普观、徒通宝自撰碑文、乔则村祖（立）……开府村总都纠首陈应祥、督工纠首陈喜、陈应春、陈应金 ……（按：以下为赞助者，人名很多，省略不记） 大清康熙甲子岁次□月上旬动土乙丑季月末旬工完勤…… 该碑下半部残，碑文提到，在丁未年（康熙六年），曾对该庙做过维修，最可贵的是，该碑已经提到尅罕龙王庙，并且称为尅罕龙王。 此庙的康熙庚寅碑完整，但字稍小，笔画纤细，不易识读。该碑宽86厘米，高192厘米，厚23厘米。碑文是： 重修上殿山龙王庙碑记 大庙以安神，神以佑民。上殿山者，诸山之首也。其山荒烟□断云祥□□日花开放满山存山□境者，曰山势险峻巍巍哉。尅罕龙王翻手云覆手雨，赫赫悬灵，其不是万载之德矣。众民之□□其不扬矣。能兴云致雨者则祀之，其德泽及民，佩服思报也。延及于今，春祈秋报之祀典诸民，有功德于民者莫不振举而崇祀之，曰：“纪功，宗于功作元祀”，正此意也。矧龙王职司风雨，造福蒸黎，功垂社稷者，以为捍大患则能捍□□，以为捍大灾则能御矣，以为兴云则为兴矣，以为致雨则能致矣，人心蒸动，钦崇奉祀，不可胜纪，此因孝邑县西乡刘王里八甲开府等村有古籍四界相连。上殿山尅罕龙王神庙，相传至宋朝，有敕封为伏煞侯之典，又越数百余年至今，屡岁庙貌颓败補修，今于庚寅年神感五社众姓，汇集公议，总都维那陈应祥经理补修金妆，缺乏僧房，公议捐□一楹，约费百金，四集钱粮，开光勒石，万代流传，名功不朽，诸后云尔，众等纠首，花名开列： 开府村总都维那纠首陈应祥妻张氏男陈守峰…… 旹太原府宁武关人游遇僧人比丘普观撰文，书碑人：陈玘 ……（按：以下为赞助者，人名很多，省略不记） 大清康熙岁次庚寅年菊月贰拾捌日立 此碑是一通公益活动纪念碑，许多字句照搬甲子碑文，内容也是围绕修建，其中“上殿山尅罕龙王神庙，相传至宋朝，有敕封为伏（煞）侯之典，又越数百年传至今”等关于可汗祠历史的记载最为重要，与灵石县南关镇乔家山村可汗祠金代《泰和年重建碑》都是推定可汗祠创建时间的可靠证据，一个记载金代重建，一个记载该庙“相传至宋朝”，两种说法皆传递出一个明显信息，即可汗祠创建于宋金之前。上殿山确有可汗庙，曾见于雍正四年《孝义县志》，其志云：“可汗庙，上殿山，甃甓为龛，塑可汗像，旁塑可汗夫人。碑称唐时北狄藩王也。”[25]这段记载很有价值，不仅记载了可汗庙，可与现存可汗庙遗址相互为证，而且还记载供奉的有可汗夫人。尤其是“碑称唐时北狄藩王也”，叙述曾有碑记载可汗是唐代藩王，可是现存碑刻都没有提到唐代藩王，说明此地原来另有记载唐代藩王的碑刻。该碑现已不存，是什么时代的碑刻？可信度有多少？一概不得而知，然隐隐透露出，可汗庙建于唐代的信息。此外，这通碑很可能时代较早，且称可汗庙，否则康熙时庙碑已称该庙为可汗龙王庙，雍正四年《孝义县志》成书晚于康熙，怎么还记载是“可汗庙”，不称可汗龙王庙？ 上顶山古称远望山、可汗堆、上殿山，始见于唐代。唐宋时期，远望山属于隰州温泉县，《元和郡县图志》卷12《隰州·温泉县》记：“远望山，一名可汗堆，在县西七十里。高五里，周回七十五里。”[26]本书只记载可汗堆，没记可汗祠。宋代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在卷48《河东道九·隰州·温泉县》”一字不差照录此段话。[27]此山唐代以可汗堆命名，显然为纪念某个可汗。与前述雍正四年《孝义县志》 “可汗庙，上殿山，甃甓为龛，塑可汗像，旁塑可汗夫人。碑称唐时北狄藩王也”的记载联系对照，可以得出结论，此地唐代已有可汗祠，可汗堆之名，应是据可汗庙而来。《元和郡县图志》成书于唐宪宗元和八年，即公元813年，岂不是说，可汗庙当创建于之前吗？ 可汗祠出现于唐代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上自唐太宗李世民，下至官吏百姓，都在为斛律光鸣冤昭雪，唐代武成庙祭祀，提议列古今名将配享，斛律光名列其间。[28]二是能在并州建立可汗祠的，无疑是长期活动在并州的游牧部落。唐政府对诸民族一视同仁，北朝进入并州的游牧民族部落成员基本上都居留在当地，最典型如斛律部，斛律光的孙子死后葬在晋阳，就是最有力证明。[29]甚至还有一些粟特人居住于今山西地区，如在大同、朔州、忻州、晋阳和汾州等地，都有粟特人居住，甚至可以信奉本族传统宗教，这就形成可汗祠出现的客观基础。[30] 时过两年，中阳县又发现一处可汗祠遗址。[31]该庙位于中阳县城西北的金罗镇殿则村，距县城35里，庙于文革期间拆毁，仅留下数通修庙功德碑。有明代碑和清代碑。竖立在一块小高地两侧。据遗址观察，这里原有三开间一座庙，坐北朝南，两侧有偏房，房前有碑。可汗祠一事记载于明代崇祯碑上。该碑名《重修应雨龙王庙记》，其碑云：“考之祀典曰：‘山林川谷能出云为风雨者皆为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况夫应雨龙王，职司禾稼，专攻雨泽，御灾捍患有益于民生者伟矣。而非有祠宇以栖之，频繁以荐之，何以妥神居而昭美报也。州治西南十五里许名四塔村者，旧有可汗神庙，相传胡元之陋也。世届初，地震塌毁。或者天厌腥膻而灭此湮祠乎？然其地非神不栖也，至嘉靖四十二年（1563），里人冯伯顺起意改建应雨龙王神庙，乃谋及同社，众人咸曰快哉。”另在该遗址一块仅存35字的明代残碑上，也有“可旱”二字，碑上“可旱”即可汗。另外在该遗址，还发现一块残碑上记载“靖初年，地震庙塌，基址虽显，木植无存，改建诚有几马。至四十一……”按此碑文，首句当为“嘉靖初年”。与该遗址第一块碑对照，可以互相参证。 数周后，该遗址又出土一个六棱形醮炉，正面刻有铭文，曰：“时大元壬辰岁辛亥月己未日，为殿则可旱大王庙前竖六面焦炉一座。”其他几面是当地宗教人士与出资人姓名。该铭文中，“殿则”即殿则村，“可旱”即可汗，可与前面明代残碑内的“可旱”互证；“焦炉”即醮炉。壬辰岁元代有两个，一个是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九年(1292)，另一个是元惠宗至正十二年，根据后面辛亥月，只能是至正十二年，该年十二月正是辛亥月，己未日为十二月二十日。 这几段碑铭很重要，一是说明元代壬辰年（1352），可旱（汗）庙依旧存在，当地人曾集资制作一个醮炉，以便人们观瞻，反映出该庙香火较盛。二是到了明代嘉靖年间，人们已经不知该庙起源，误以为是元人修建，故说“相传胡元之陋也”。三是透露出，该可汗庙在至正年间香火旺盛，但以后逐渐衰落，明代塌毁后无人重修，到明嘉靖四十二年，乡人又在可汗庙遗址上新建了应雨龙王庙。由《重修应雨龙王庙记》可知，此庙原是可汗祠，也被称为“可汗大王庙”，结合上顶山可汗祠宋代已有的历史，可以推断，这一带的可汗祠供奉的应该是同一个人，祠庙都是建于宋金之前。 2018年6月6日，在中阳县下枣林乡下枣林村，又发现可汗庙遗物，仍然是一块碑刻。该碑分新旧两块，旧碑断裂为七八块，竖不起来。村人又仿制一通新碑，大小尺寸相同，竖立于庙内碑亭，为《大局财庙崇祀》碑，清乾隆十三年刻。碑文前几句是 “天神、东岳、五龙、风伯、雨司、地神、横山、土地、可汗、吴王，由来久矣。自金元明迄于本朝，八村岁时享堂，屡世不怠。其创建重修之迹，前人已勒石以志之。今岁月变迁，风雨摧残，复有剥落景象”。由碑文看，此地有过可汗庙或可汗殿，和其他神庙一样，“由来久矣”。此地距上顶山可汗庙数十里，其供奉的可汗，当为同一个人。 吕梁市石楼县前山乡凤山寺也发现可汗庙遗迹，刘勇首先作了报道，[32]笔者闻讯跟进调查。凤山寺位于前山乡宋家庄村南约1000米处，东距石楼县小蒜镇大阴塌村约1500米，当地人称可汗石崖或可汗石岩，相传与可汗庙有关。庙中有通乾隆十七年刻立功德碑，碑阳刻“千秋不朽”，碑文说“盖闻先王之道设教，而神为灵昭昭也。自古以来妥有创修庙宇之制。今石邑城西崇德里许可寒石岩有虸蛾、龙王、二郎、古佛庙一所，历年久远，风雨剥落，金身损坏，村人不忍坐视，意欲补修，奈工程颇大，独立难成，因而不得不募化四方，得仁人君子随心施捨，共成盛事”。该碑阴碑额竖刻“碑阴题名”四字，碑文第一行是“重修龙王庙碑阴题名”，正文记述：“尝思，神灵之应矣，视乎人心之城格，可以格思。神灵之问应，理所固然，情所必至也。县治西崇德里许有可寒神，距城七十余，旧有龙神庙乙所，亦不知建于何代，创于何人。奈历年久远庙宇倾圮，神像无影而圮□犹存。盖神之为道，虽泽被一隅而利济无边。稍有利于世道人心者，尚且创祠以祭祀之，建像以礼之也，矧灵应如我龙王尊神乎！……贵官长者喜舍赀财，共襄盛事……工竣之日，勒石刻名，以志不朽，是为序。”落款为乾隆十七年。石楼县毗邻中阳县，两地相距数十里，古代界域屡有变动，又都在清代之前，推知石楼县可汗庙供奉的主像与中阳县可汗庙供奉的主像应该相同。 汾阳市三泉镇巩村也曾存在可汗祠，见于民国汾阳县长王堉昌所著的《汾阳县金石类别》，他在《元可汗庙匾》条下记载：“大元元统二年七月初七日孝义县赵昌书——可汗之庙，刘崇善、弟崇美、男顺祖。竖匾高约三尺，宽二尺，四大字径约七寸。在巩村龙天庙大殿。”[33]我们按图索骥，赴现场调查，可惜庙残殿塌，匾额不存。据当地老乡讲，可汗殿和龙王殿俱毁于“文革”期间。 据文献记载，孝义市也曾有可汗祠。雍正版《孝义县志》卷7《祠祀》载：“可汗龙王庙，县西南邑马村”。乾隆《孝义县志》记载：驿马，城西南四十五里。[35]据了解，邑马是古村名，从乾隆起改称“驿马”，驿马现在是乡政府所在地。根据第三次文物普查结果，此地没发现寺庙遗址，估计已被后建民居代替。但在明清时期，这里确实存在过一座可汗龙王庙，有雍正《孝义县志》记载为证。 灵石县、中阳县和石楼县可汗龙王庙的碑刻反映出可汗祠历代修补的情况，除中阳县金罗镇殿则村明代碑刻外，却没有记载从何时起，可汗祠演变为可罕龙王庙，需要略做分析。据前引诸地可汗祠碑文，宋金元时期可汗祠性质没发生改变，因为金元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执政，可汗祠的名称一直得以保留。灵石县乔家山元至正六年《重修可汗祠碑记》内，只提及可汗祠，不见龙王庙只言片语，也证明祠庙性质和名称都没有改变。由此分析，可汗祠名称改为可罕龙王庙，是明清两代之事。再进一步分析，中阳县上顶山龙王庙康熙碑和灵石英武龙天可汗祠乾隆十年碑都记载，清初寺庙名称已是尅罕龙王庙或龙天可汗祠，说明寺庙名称的改变当在这之前。具体地说，发生变化的时段应在清之前与元之后，按照这种排除法，改变名称之事只能发生在明代了。 此外，中阳县金罗镇殿则村明代碑刻嘉靖四十二年在可汗神庙基础上新建应雨龙王庙之文，也是这种推断的证据。探求演变原因，一是数百年过后，周围民众只知有古庙，已不知创建何时，供奉对象为何人，所以介休张壁可汗祠明代碑云：“创自何代殊不可考。”乔家山元代碑文也说“但曰可汗而不能言其始末”。中阳县金罗镇殿则村明代碑刻也笼统记载“相传胡元之陋也”。同时，北朝唐代进入今山西地区的游牧部落逐渐汉化，吸收了汉族生产方式和文化，离原有崇拜渐行渐远，甚至遗忘，转而接受汉族信仰。加之山西地处黄土高原，雨水较缺，生活中离不开水，雨水成为各民族的共同需求，对龙王的崇拜有增无减。在这两个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可汗祠在明代就变化为可汗龙王庙或者龙天可汗祠。说到底，这种转变也是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变化，但不彻底，依然保留可汗名称，为我们留下探寻演变的线索，也反映出当时民众对可汗神的敬畏。奇怪的是，唯独张壁可汗祠没有受到影响，依然将原名传承下来。追溯缘由，大概与张壁独特的“五日一雨，十日一风，旱魃不为灾，蝗虫不入境”地理环境形成的小气候有关。 关于可汗祠院内的布局，可从现存可汗祠或可罕龙王庙考察。现存最完整的是介休张壁可汗祠，是一个大四合院，北边是三间正殿，南面是戏台，院内东西有厢房，靠南有东西钟鼓楼。灵石英武乡平泉村可汗祠原为两进院，南面是山门兼戏台，中间大殿，后面还有小院厢房。灵石乔家山可汗龙王庙和中阳上顶山尅罕龙王庙布局比较简单，面积较小，前者不见钟鼓楼，却有山门，东西厢房；后者只有正殿，山门，背靠一个可汗堆。这些布局，有的碑文中也有涉及，此不赘述。殿内布局，仅有张壁可汗祠比较完整，三开间殿内，只塑一像。据灵石乔家山龙天可汗祠元代《重修可汗祠碑记》碑文记载：“恭备廪糗、鸠木石，新神宇二间，命工壁粉而丹青其上。于是，门垣重固，庙貌显严，坐列有次而飨祀有度矣。”殿内尚有壁画，神像也分主次。有的碑文仅载“圣像金妆”，没载圣像数量，据庙宇规模大小不等看，估计有的庙内塑像较多，有的较少。可汗庙内供奉几位神，碑记不详，雍正版《孝义县志》卷7《祠祀》另载：“可汗庙，上殿山，甃甓为龛，塑可汗像，旁塑可汗夫人。”说明塑的是两个人的像，而汾阳民国县长王堉昌考察巩村“可汗之庙”时，其神像也在。他说：“庙神似为贺虏将军，而匾书可汗未解。”[36]似乎塑的是一个人的像，可见各地可汗庙塑像数量不等。此处“贺虏将军”史书不见，或是“征虏将军”、“破虏将军”、“讨虏将军”和“平虏将军”。王堉昌提到“贺虏将军”，与汾阳市安头村五神庙供奉的北魏“贺虏将军”有关，怀疑有误，究竟什么来源，需要下一步考证，然而至少传递出一个信息，即从古代起，就认为可汗庙主神是一个武将。 三、可汗祠供奉何人 介休市张壁古堡、汾阳市、灵石县、中阳县、石楼县可汗祠的建造时间，当在宋辽金之前的唐五代甚至北朝，这就排除了契丹、蒙古和后金。下一步寻求可汗祠供奉的是何人，应该着重注意鲜卑、吐谷浑、柔然、高车、突厥诸民族成员。 古代为人立祠建庙，有一定规律和标准。其规律是，庙宇的地理范围和数量多寡和其人的影响有关。影响达于一国者，在一国范围内有庙，如关帝庙、孔庙；影响达于一地区者，会在一地区有庙，如东南沿海的妈祖庙和晋东南的二仙庙；影响限于一省或数县市者，庙宇也见于数县市，如介子推庙。总之，影响大小和庙宇数量多寡、范围广狭是正比关系。反过来看，也是如此。以此规律检查介休市、汾阳市、灵石县、中阳县、石楼县（包括孝义市）的可汗祠范围，可以说，受供奉者生前应该在这几个市县有较大影响。 关于入庙标准，先秦已经制定，即《礼记·祭法》所载：“夫圣王以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37]具体来说，“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劳定国”、“能御大灾”、“能捍大患”这五条标准，至少需要达到一条，方可入庙享受供奉。总而言之，是对国家民族作出较大贡献的人，才可以享受后人祭祀。《礼记》所记，是指官方祭祀，对于民间祭祀对象来说，与官方祭祀对象的标准有所区别，突出对地方社会民众、生产生活诸方面的贡献以及民众信仰。可汗祠是民间祭祀，也不例外，庙内可汗神应对地方有重大贡献。 以此为标准考察前面学者提出的可汗神原型，高欢及其“朔州军人”位高德鲜，无大功于民，过于牵强；隋末刘武周不是游牧民族成员，尽管有过“定阳可汗”称呼，仅仅虚有其名，昙花一现；初唐突厥人突利可汗什钵苾，离入祠标准甚远，难以入选，更无理由流传千年。最后是斛律光，斛律光是国之名将，保民安邦，劳苦功高，达到“以劳定国”、 “能捍大患”的入祠标准，在没有发现有关可汗祠祭祀对象的新证据前，斛律光的可能性最大，有必要做进一步考察。 斛律是高车（也称丁零或敕勒）大姓，《通典》记载：“高车，盖古赤狄之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焉。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其种有狄氏、袁纥氏、斛律氏、解批氏、护骨氏、异奇斤氏。”[38]可见，斛律是高车族的一个部落名称，后来以部落为氏，遂成斛律氏。较详细记载斛律家族依附拓跋鲜卑的史书，是《北齐书》和《北史》，内容大同小异，《北齐书·斛律金(子光、羡)传》云：“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也。高祖倍侯利，以壮勇有名塞表，道武时率户内附，赐爵孟都公。祖幡地斤，殿中尚书。父大那瑰，光禄大夫、第一领民酋长。”[39]史文记载清楚，斛律金家族是道武帝时依附北魏。其高祖倍侯利，原是敕勒的一个部落首领，内附后，“位大羽真，赐爵孟都公”。北魏道武帝实行“离散诸部，定居使役”政策时，[40]没有包括斛律部落在内的高车族，《魏书·高车传》：“太祖时，分散诸部，唯高车以类粗犷，不任使役，故得别为部落。”[41]使得斛律部依然保留了传统的部落制，追随鲜卑拓跋平定北方。北魏文成帝《南巡碑》所载随从官员中，有斛律氏7人；在《孝文帝弔比干碑》从官中，也有斛律氏1人；史籍中，也不乏斛律氏记载，证明斛律氏逐渐渗入统治集团的核心。 斛律家族从斛律金时走向鼎盛，斛律金既是东魏北齐最高军事集团成员，也兼领部落（编者注：相传著名的《敕勒歌》即为其所作），《北齐书·斛律金传》：“武定初，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据城西叛，周文帝入寇洛阳。高祖使金统刘丰、步大汗萨等步骑数万守河阳城以拒之。高祖到，仍从破密。军还，除大司马，改封石城郡公，邑一千户，转第一领民酋长。”[42]斛律之子斛律光青出于蓝，兼领本部落，在朝为将，担负着征讨和抵御北周的重任。《北齐书·斛律光传》载：“先是世祖命纳光第二女为太子妃，天统元年，拜为皇后。其年，光转大将军。三年六月，父丧去官，其月，诏起光及其弟羡并复前任。秋，除太保，袭爵咸阳王，并袭第一领民酋长，别封武德郡公，徙食赵州干，迁太傅。”[43]可见斛律金、斛律光曾相继出任第一领民酋长，反映出斛律部落归附北魏后，一直以部落单独存在，由本部落第一领民酋长率领。 对于领民酋长，周一良有过专文研究。他说：“领民酋长之称虽是汉名，实亦给予此种部落酋帅之称号，犹何诨地汗之类也。”“领民酋长皆鲜卑或服属于鲜卑之敕勒、匈奴、契胡族，昭然可晓。”“领民酋长之‘民’本指各酋长所统部落，言其领于酋长，不同编民也。”[44]由领民酋长乃“部落酋帅之称号”，可见斛律光在统军转战四方或主政地方时，仍掌控着他的部落。俞鹿年继周一良后，也研究过北魏“领民酋长”，他认为，“（北魏）对于其统治民族鲜卑本族或早期降附的其他少数民族中的一部分，仍让他们保留酋长制，依照部落原来居住的地区分封给各部落酋领。这些部落首领初期沿袭原有习惯称为‘汗’。……领民酋长领有部落和封地，在其封地内按旧制进行管理。其与中央的关系是随时朝觐。遇有战争，每户出兵士一人，组成军队，由酋长统帅，以部落兵力和私产助战。……领民酋长大的辖地三百平方里，小的也有一百平方里，部落人口一般接近一万户，其地位略似州刺史。”[45]以上两位研究者的结论使我们对“第一领民酋长”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斛律父子相继为“第一领民酋长”，实质是“这些部落首领初期沿袭原有习惯称为‘汗’。”草蛇灰线，暗示出第一领民酋长与可汗的某种关系。 酋长是部落首领，酋长实力大者，则被尊称可汗，十六国时已有先例。《魏书·吐谷浑传》：“吐谷浑与若洛廆分家时，仅七百户，就被部下称为 “可汗”。[46]另如，《北史·裴矩传》：“矩以始毕可汗部众渐盛，献策分其势。将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设，拜为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47]以上事例说明，一个大部落之内，随着内部实力变化，可汗可多可少。 比照斛律部落，斛律金和斛律光相继担任“第一领民酋长”，就是该部落最高首领。按前引俞鹿年“仍让他们保留酋长制，依照部落原来居住的地区分封给各部落酋领。这些部落首领初期沿袭原有习惯称为‘汗’”。因此在斛律部落内部，极有可能称斛律金和斛律光为可汗，正如北魏，在中原称最高统治者为皇帝，但在嘎仙洞祭祀祖先，却称可汗。再如北朝民歌《木兰辞》中，既载有天子，也载有可汗，而此可汗，正是指北朝游牧部落首领。 《北史》、《北齐书》都没有记载为斛律光立祠建庙之事，不过到了唐代，在斛律光曾任职的并州晋阳，却出现一个斛律寺。既冠以“斛律”二字，以斛律为寺名，尤其在朝野高度评价斛律光的唐代，似乎和斛律父子不无关系。斛律寺见之于正史记载，如《旧五代史》卷72《张承业传》：“张承业，字继元，本姓康，同州人。咸通中，内常侍张泰畜为假子。光启中，主郃阳军事，赐紫，入为内供奉。武皇之讨王行瑜，承业累奉使渭北，因留监武皇军事，贼平，改酒坊使。三年，昭宗将幸太原，以承业与武皇善，用除为河东监军，密令迎驾。既而昭宗幸华州，就加左监门卫将军。驾在凤翔，承业屡请出师晋、绛，以为岐人掎角。崔魏公之诛宦官也，武皇伪戮罪人首级以奉诏，匿承业于斛律寺，昭宗遇弑，乃复请为监军。”[48] 此事在《新五代史·宦者传》、[49]《册府元龟》、[50]《资治通鉴·后梁纪一》也有记载，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后梁纪一》曰：“斛律寺，盖高齐建霸府于晋阳，斛律氏贵盛时所立。”[51]斛律寺首见《旧五代史》，许是北齐所立，也可能是唐人追念斛律光所立。 前文谈到古代为人立祠建庙有一定规律，其规律是，庙宇的地理范围和数量多寡和其人的影响有关。因此，我们有必要依此规律检视斛律光的活动范围与可汗祠分布是否吻合。 斛律光的活动范围，由其官职变化可以窥视。为便于阅览，兹将他任职和活动地域、时间等制一简表，如下：  斛律光先后任职晋州刺史、朔州刺史和并州刺史。晋州，《魏书·地形志》载：“晋州，孝昌中置唐州，建义元年改。治白马城。领郡十二，县三十一。”[52]领郡十二有平阳郡、北绛郡、永安郡、北五城郡、定阳郡、敷城郡、河西郡、五城郡、西河郡、冀氏郡、南绛郡和义宁郡。这十二郡是北魏后期情况，到北齐时，发生一些变化，《北齐·地理志》考订云：“《魏书·地形志》：晋州领平阳、北绛、永安、北五城、定阳、敷城、河西、五城、西河、冀氏、南绛、义宁等十二郡。北齐废河西、冀氏二郡，天保七年后晋州只领十郡。”[53]需要注意的是，斛律金父子任职的汾州或者晋州，都有西河郡，《魏书·地形上》记载：“西河郡，……孝昌二年为胡贼（刘螽升）所破，遂居平阳界，还置郡。领县三：永安（今孝义一带）孝昌中置,治白坑城。隰城(今汾阳市)，孝昌中置。介休，孝昌中置。”[54]《隋书·地理志》记载：“西河郡，后魏置汾州，后齐置南朔州，后周改曰介州。统县六，户六万七千三百五十一。”[55]六个县是隰城、介休、永安、平遥、灵石、绵上。而现存几个可汗祠，基本在北朝后期西河郡范围。 斛律光又于天保九年，任职朔州刺史。《魏书·地形志》载：“朔州，本汉五原郡，延和二年置为镇，后改为怀朔，孝昌中改为州。后陷，今寄治并州界。领郡五，县十三”。[56]领郡五分别是大安郡、广宁郡、神武郡、太平郡和附化郡。他又于乾明元年和武平元年二度出任并州刺史。《魏书·地形志》载：“并州。汉、晋治晋阳，晋末治台壁，后治晋阳。皇始元年平，仍置。领郡五，县二十六。”[57]领郡五是：太原郡、上党郡、乡郡、乐平郡和襄垣郡。 斛律光除地方行政职务外，还有军职。作为北齐第一大将，军职更为突出。他半生率军征战，作战或者屯聚兵粮最频繁的地点，也是以晋州为中心，史书记载颇为详细。即使介休张壁，也是他的一个军事据点。《周书·齐炀王宪传》记载：天和六年“宪乃渡河，攻其伏龙等四城，二日尽拔。又进攻张壁，克之，获其军实，夷其城垒。斛律明月时在华谷，弗能救也，乃北攻姚襄城，陷之。”[58]以上提到伏龙等四城，再加上张壁，共五城。《周书·刘雄传》也说：“齐人又于姚襄筑伏龙等五城，以处戍卒。雄从齐公宪攻之，五城皆拔。”[59]五城的名称在史书中有记载，《隋书·赵仲卿传》：“赵仲卿，天水陇西人也。父刚，周大将军。仲卿性粗暴，有膂力，周齐王宪甚礼之。从击齐，攻临秦、统戎、威远、伏龙、张壁等五城，尽平之。”[60]这五城均为斛律光率军所筑，都在斛律光战区范围。 上文提及的张壁，北朝史书记载较少，但出土于张壁附近的金大定四年（1164）《张氏买地券》记载“张壁”村名，其文云：“维大定四年岁中二月丙辰朔十一月丙寅。汾州灵石县张壁村祭祖张竧伏，为安葬父母并已请灵，谨用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贯文，兼五彩信币买地一段，东西一十三步，南北一十三步。东至青龙，西至白虎，南至朱雀，北至玄武……”[61]证明张壁之名确是古村名，决非近世所创，名气不大，却由来已久。北朝张壁，应该就是金代张壁，即今介休市张壁。而张壁至今保存一座完整的可汗祠，难道仅仅是一个巧合？需要指出的是，山西可汗祠所在地区，至今还有许多斛律部落成员的后裔，这些人依然在那里生活。我们曾前去介休市三佳乡东湛泉、西湛泉村调查，两村有斛姓300人左右，自认是斛律光后人。再查全国斛姓分布，主要在山西，山西主要分布在吕梁的中阳县、柳林县和晋中的介休市，[62]这种情况莫非也是一种巧合？显然不是。这种情况启示我们，北齐前后，斛律部落逐渐从朔州迁徙到这一带，长期活动于该区域。 关于斛律部落迁徙的问题，并非只是分析，还有一些证据。如史书记载， “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也。”斛律金次子斛律羡墓志具体记载他为朔州“大安人也”。[63]即朔州太安郡人。朔州太安郡，是斛律部落和其他部落较早居住的地区，如莫多娄贷文、窦泰、步大汗萨等，都是太安人。随着孝文帝迁都洛阳，北魏重心南移，晋阳地位提升，经过百余年的互相通婚和民族融合，斛律部除了保留传统的弓马骑射外，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应汉化，斛律部落的活动范围逐步脱离朔州地区，南迁到晋阳附近甚至更南部地区。证据是，斛律金在位时，将其父亲之墓由朔州改迁晋阳，成为斛律部落南迁的鲜明标志。斛律金的父亲是斛律（大）那瓌，史书有传，《北史》记载：“父那瓌，光禄大夫，赠司空。”近年斛律（大）那瓌墓碑也在太原晋源区发现，其碑文云：斛律（大）那瓌于北魏景明三年（502年）薨于云朔。30年后，“帝欲嘉公殊绩，追褒旧勋，无因不举，以公丧礼未阕，赐听改葬。天平二（年）（535）四月中，特赠使持节……军事、车骑大将军、定州刺史、司空公、酋长如故。即以其年八月十六日窆于并州晋阳城西南”。[64]与斛律那瓌迁葬晋阳相关联的是，时过30年，斛律金将自己的墓葬也选定在父茔之旁。唐《元和郡县图志》卷13《河东道二·太原府·晋阳县》记载，“高齐相国咸阳王斛律金墓，在县西南十七里。”[65]明嘉靖《太原县志》载：“斛律丞相墓在县（指太原县）西南十五里。”清道光《太原县志》也载：“丞相斛律金墓在县西南十五里，光之父，封咸阳王。” 此外，到隋代时，在经历家族被诛之惨事后，斛律光孙子斛律彻仍将墓地落在晋阳。[66]他的墓位于唐代晋阳西北，与斛律金墓相距约30里。为何数代斛律部落首领的墓葬都要放在太原，而不是放在朔州？我认为，除了表明斛律部落随着形势发展而从朔州南迁，很难找到其他更合理的解释。上述墓葬之所以集中于晋阳，只能说明晋阳盆地已成为斛律部落新的居住地区，何况还有前述斛律部后人大量分布于晋阳以南或西南的调查统计，也是不可忽视的旁证。实际上，大多数游牧部落都在该阶段向南转移，晋阳古城遗址附近发现许多北齐游牧民族墓葬，著名的有寿阳县贾家庄北齐定州刺史顺阳王厍狄迴洛墓、晋源区王郭村北齐右丞相东安王娄睿墓，还有北齐贺拔昌墓、北齐侯莫陈阿仁墓、北齐狄湛墓、北齐库狄业墓、北齐贺娄悦墓、北齐□僖墓、北齐窦兴墓、北齐独孤辉墓、北齐□右引墓、北齐景安墓等，表明北朝后期，民族汇聚的中心已经由平朔分流至晋阳、洛阳、长安、邺城各地。  绿釉陶尊 隋代斛律彻墓出土  吹排箫伎乐俑 隋代斛律彻墓出土 斛律光家族被诛，在社会上引起极大震动。 （一）朝野的评价。 唐李百药著《北齐书·斛律光传》评论曰：“（斛律光）自结发从戎，未尝失律，深为邻敌所慑惮。罪既不彰，一旦屠灭，朝野痛惜之。”[67]最后总评又说：“光以上将之子，有沈毅之姿，战术兵权，暗同韬略，临敌制胜，变化无方。自关、河分隔，年将四纪。以高祖霸王之期，属宇文草创之日，出军薄伐，屡挫兵锋。而大宁以还，东邻浸弱，关西前收巴蜀，又殄江陵，叶建瓴而用武，成并吞之壮气。斛律治军誓众，式遏边鄙，战则前无完阵，攻则罕有全城，齐氏必致拘原之师，秦人无复启关之策。而世乱才胜，诈以震主之威；主暗时艰，自毁藩篱之固。昔李牧之为赵将也，北翦胡寇，西却秦军，郭开谮之，牧死赵灭。其议诛光者，岂秦之反间欤，何同术而同亡也！内令诸将解体，外为强邻报仇。呜呼！后之君子，可为深戒。”《颜氏家训》道：“斛律明月齐朝折冲之臣，无罪被诛，将士解体，周人始有吞齐之志，关中至今誉之。此人用兵，岂止万夫之望而已也哉！国之存亡，系其生死。”[68]《北齐书》卷50《恩幸传》记载一件事，与斛律光有关。其云：“时又有开府薛荣宗，常自云能使鬼。及周兵之逼，言于后主曰：臣已发遣斛律明月将大兵在前去。帝信之。”这段话反映出，斛律明月无愧北齐干城之誉，有他抵御北周，国家才可安稳。 （二）敌国的反应。 斛律光家族被诛，消息传出，北周大为振奋，认为北齐自毁长城，灭齐时机成熟。史载：“周武帝闻光死，大喜，赦其境内。后入邺，追赠上柱国、崇国公。指诏书曰：‘此人若在，朕岂能至邺！’”太原附近出土的隋开皇十七年《斛律彻墓志》也记载：北周灭北齐后，对斛律光封墓表闾，继绝存亡，旌贤显德，“周赠使持节、上柱国、恒朔赵安燕云六州刺史、崇国公、邑五千户。”作为抗周大将，死后反被敌国皇帝追赠。有时候，对手的评论比自己人的评论更客观也更真实。 （三）后世的评价。 唐太宗李世民极其推崇斛律光，唐太宗与大臣评议前朝人物故事，专门评论说：“斛律明月，齐朝良将，威震敌国，周家每岁斫汾河冰，虑齐兵之西渡。及明月被祖孝征谗构伏诛，周人始有吞齐之意。”[70]可见斛律光在世，北周不敢去想吞齐，斛律光被诛，北周才有攻灭北齐的信心和行动。唐代史学家杜佑《通典》也载：“以谣言启后主诛光。周武帝闻之，遂大赦境内，始有灭齐之志，竟平其国”。《晋乘搜略》卷13记载：“史称光以高氏霸王之期，属宇文草创之日，战无不克，屡挫兵威，既而谗兴，诈以震主之威，自毁藩篱之固。如秦之期间李牧，牧死而赵灭，千古同憾也。”[71] 还有一点间接资料对考察可汗祠也有助益，即斛律光墓所在地。斛律光死于抄家灭族，后事一定简单，草草埋葬，不可能归葬斛律金墓旁。查阅资料，斛律光墓地有三说，两说在山西襄汾县，一说在山西新绛县。新版《襄汾县志》记载：斛律光墓在今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邓庄乡斛冢村，[72]还有一说，说是在襄汾县城南面的解村。通过调查了解，这两处均为传说，均无任何遗迹，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当地文物部门将此作为一个目标，由于缺乏证据，最终也未能认定。第三说的斛律光墓地在运城市新绛县，这里也是斛律光率军镇守的地区。金代，当地人孙镇专门撰写一篇《斛律光墓记》，清人编纂的《山右石刻丛编》收录了孙镇于大定二十八年写的《斛律光墓记》，其文云：“祭法：有功于民者祀之，咸阳王可谓能保全国家，有大功于民，宜在祀典者也。王讳光，字明月，朔州敕勒部人。世载忠谨，北齐社稷赖之以安。不幸为祖珽、穆提婆辈所谗，□命而死，惜哉！王之祠堂旧在州衙子城东北隅。俚俗相传云：王尝指此地曰：‘吾死之后必葬于此，若及百年，当有二千石为吾守坟者。’后人遵其旨葬于此，构诸孤坟之上。……然绵历久远，由五季迄于今，数百年间祭祀不绝，吏民俞敬而屡有灵应。但时代寝远，栋宇倾獘，不蔽风雨者积有年矣。”[73]碑载斛律光墓金代确实存在，不仅有墓，还有祠堂，“数百年间祭祀不绝”，可证其历史久远。明万历《绛州志》也载：“北齐斛律王墓在城隍庙后州治东。”民国《新绛县志》卷8《古迹考·陵墓》也载：“左丞相咸阳郡王斛律光墓在县衙子城东北隅城隍庙后。”[74]是该墓历代存在的证据。该墓位于县城“隋代花园”，现存一通1943年所立墓碑，上书“斛律光墓”。五代以降，新绛县斛律光墓的记载不绝如缕，看来更为可信。 更为重要的是，民国《新绛县志》卷9《金石考》中，还载存《后晋新修斛律王庙碑》，并且介绍斛律王庙碑“在绛州城内州治东偏，天福五年立，正书。”[75]追踪索迹，查阅《山右石刻丛编》，其卷10收一篇五代后晋军事判官朝议郎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张粲奉命撰写的《创建斛律王庙记》，该文也见于《全唐文》，云：“当州子城内正衙东北隅，有北齐季世斛律王影堂。云葬于此，构诸孤坟之上矣。王讳光，字明月，实北齐之良辅也。”[76]《创建斛律王庙记》与前述《后晋新修斛律王庙碑》尽管碑名稍异，然而立碑时间相同，均为天福五年（940），应该为同一通碑。通过这块碑的名称不难看到，原先的斛律光影堂已经扩大或者重修为斛律王庙，间接反映出，直至五代，民众对斛律光的崇拜仍然是有增无减。 《斛律王庙创建记》详记了斛律王庙的地点、创建时间、原委、规模和该庙气象，信息量非常丰富，民国《新绛县志》卷9《金石考》另载“《金重修斛律王庙碑》，在绛州城内州治东，大定二十三年，孙镇撰石，琮立石，正书。”可惜没载碑文。前引孙镇大定二十八年的《斛律光墓记》，从文内“祭法□有功于民者祀之，咸阳王可谓能保全国家，有大功于民，宜在祀典者也。……然绵历久远，由五季迄于今，数百年间祭祀不绝，吏民俞敬而屡有灵应。但时代寝远，栋宇倾獘，不蔽风雨者积有年矣”等记载看，不像是描述墓葬，更像是描述祠庙，怀疑这应是《金重修斛律王庙碑》的碑文。孙镇认为斛律光影堂的建造时间，不是张粲所言的北齐季世，而是唐代长庆年间樊宗师离任之后，证据是“不然，樊宗师号为纪录细碎，曾不一言及此，何也？”樊宗师的《绛守居园池记》写于长庆三年（823），几乎提及所有景物，却没提到影堂，显然是当时没有影堂。北齐季世，冤案未昭雪，昏君在位，即使人心所向，也难出现影堂。唐代政治环境彻底改变，朝野一致为斛律光伸冤颂功，在这种环境下出现影堂合情合理。 山西稷山县也曾修建过斛律王祠。稷山是北齐、北周争战之地，以汾水为界，汾河之南，属北周，有玉壁城；汾河之北，属北齐，有平陇镇。相传在平陇镇遗址上，曾经建斛律公祠。《稷山县志》记载：“斛律光，字明月，朔州敕勒人。以并州刺史守平陇。武平元年，筑华谷、龙门二城于玉壁，与周宇文宪、拓跋显敬相持，宪等不敢动。二年，筑平陇、卫壁、统戎等镇戍十有三所。周人以步骑万余来逼平陇，与光战于汾水之北，光大破之，封中山郡公，邑人立祠祀之。”[77]后该祠庙改为崞山龙王庙，明代万历年间，乡人认为不妥，再次建造斛律公祠，并撰立《创建斛律公祠记》碑。[78] 以上这些证据，足以证明早在唐代，在斛律光镇守的地区已经出现斛律光的影堂，随后影堂发展成为庙宇。建庙之事出现在斛律光长期活动的地区，并非没有缘故，与民间对他的追念和崇拜有关。同理，在晋中介休、灵石和吕梁的孝义市和中阳县出现可汗祠，也是出于相同原因。尤为重要的是，唐代斛律光影堂的出现时间，和前面推析的可汗祠创建时间基本一致，因此可以说，山西发现的可汗祠，其创建时代当为唐代。 结 语 归纳以上探讨，围绕可汗名号出现和流传，可汗祠创建时间及供奉对象，经过追索现存几个可汗祠的碑文以及对斛律光民族属性、时代、活动地域、事迹、后人分布范围和斛律寺庙的探讨，可以得出初步结论。 一是通过对介休、灵石和中阳等地可汗祠遗存碑文考察分析，可以得出其创建时间与地方志记载的斛律王庙相同，都是唐代。延续到宋金时，可汗祠开始破损补修，逐渐远离民众视野，以致到元代，已无人说出准确创建时间和供奉对象。延续到明代，可汗祠才改称可罕龙王庙或龙天可汗祠。其间变化，与北方游牧民族盛衰有关，特别是与鲜卑族或斛律部的衰落和汉化有关。 二是可汗祠的供奉对象，因为缺乏直接信据，只能依靠现有资料分析。从地域分析，斛律王庙和可汗祠主要分布于北至并州晋阳、南至绛州稷山之间的城市乡村，可见供奉对象在此区域影响极大；特别是可汗祠延续千载之久，宋代还得到敕封，证明供奉对象是一个深得北族和汉族衷心尊敬的首领。在此区域和时段，能存在千年并被各族诚心供奉者，细数北朝唐代该区域游牧民族首领，能达到“以死勤事”、“以劳定国”、“能捍大患”诸祭祀标准的，应该就是附属鲜卑的敕勒人斛律光。 三是可汗祠无疑与鲜卑或附属鲜卑的北方游牧民族有关，是民族融合的体现和结晶，是游牧民族英雄崇拜和汉族建庙祭祀礼俗的自然结合。山西是鲜卑及其北方游牧民族主要活动地区，留存着许多鲜卑及其附属北方游牧民族的遗迹遗物，可汗祠只是其中之一。可汗祠与斛律王庙供奉对象相同，称呼有异，晋阳的称为斛律寺，绛州的称为斛律王庙，稷山的称为斛律公祠，介休、灵石、石楼、汾阳和中阳的称为可汗祠。凡是称“可汗祠”者，理应是游牧部落建造，反之，则由汉族建造。诸地民族不同，名称有异，显露出不同民族的信仰存在一定隔阂，也反映出各民族对忠臣良将的功、德评判标准几近相同，成为各民族联结相融的思想基础，自发地建庙立祠，既为纪念忠臣良将斛律光，也为弘扬超越于民族之上的人间正气。 四是可汗祠是古代民族融合的文化遗存，有必要加大保护力度，不能任由它默默消失。现存山西几座可汗祠，屡经劫难留传下来，历经千载而不废，是中古民族融合的碑记。虽然多数在明代改为可汗龙王庙，加入更多中原汉民族的多元信仰元素，然而仍然保存着原貌的印记。相信它们的存在，会使学界对发生在古代北方的民族大融合产生更为深刻的认识。  厚卷沿帽武士骑俑 隋代斛律彻墓出土 注释： [1] 姜伯勤：《论宋元明时期山西介休的祆神楼》、《山西介休祆神楼古建筑装饰的图像学考察》，《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４年，第２７１—２９５页。 [2] 侯清柏、宋建国：《考朔州军人踪迹解张壁古堡诸谜》，《山西日报》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７日，第Ｃ１版。 [3] 郑广根、王融亮：中央１０台《探索与发现·暗道之谜》节目访谈。 [4] 靳生禾、谢鸿喜：《张壁古堡巡礼》，《太原晚报》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２日，第１４版。 [5] Ｓｅｎｇｃｈａ：《张壁古堡始建及可汗庙供奉人物另解》，２００７年７月２９日。 [6] 罗新：《可汗号研究———兼论中国古代“生称谥”问题》，《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５年第２期。 [7] 《资治通鉴》卷７７《魏纪九》，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２４５９页。 [8] 《资治通鉴》卷７７《魏纪九》，第２４５９页。 [9] 《资治通鉴》卷８０《晋纪二》，第２５４８页。 [10]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魏》，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５０页。 [11] 《魏书》无涉归卒年记载，《资治通鉴》卷８１《晋纪三》将涉归卒年放于晋太康四年（第２５８６页）。 [12] 《魏书》卷１０１《吐谷浑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２２３３页。 [13] 《宋书》卷９６《吐谷浑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２３６９—２３７０页。 [14] 《魏书》卷１０８《礼志一》，第２７３４页。 [15] 米文平：《鲜卑石室寻访记》，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５５页。 [16]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２１《横吹曲辞一》，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第３１１页。 [17]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２５《横吹曲辞五·企喻歌辞四曲》，第３６２页。 [18] 田余庆：《拓跋史探》（修订本），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１１年，第２０３页。 [19] 《北史》卷９８《蠕蠕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３２５０—３２５１页。 [20] 《魏书》卷１０３《蠕蠕传》，第２２９１页。 [21] 《魏书》卷１０３《蠕蠕传》，第２２８９页。 [22] 《魏书》卷１０３《蠕蠕传》，第２２９９页。 [23] 林幹：《东胡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３４页。 [24] 有省略号者，为碑下部残缺之处。 [25] 方士模撰修：《孝义县志》卷７《祠祀》，雍正四年刻本，第６９页。 [26]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１２《隰州·温泉县》，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第３４７页。 [27] 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卷４８《河东道九·隰州·温泉县》，《四库全书》第４６９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４１０页。 [28] 《新唐书》卷１５《礼乐五》，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３７８页。 [2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隋斛律彻墓清理简报》，《文物》１９９２年第１０期。 [30] 如大同发现粟特人石君墓志，参见殷宪：《石善达墓志考略》，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１２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４５９页；朔州现存三块粟特人墓志，正在整理，尚待发表。太原发现虞弘、龙氏家族和何君正墓志，参见张庆捷：《太原隋代虞弘墓发掘简报》，《文物》２０００年第１期，第２７页；荣新江：《龙家考》，《中亚学刊》第４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４４页；张庆捷：《大晋故鸡田府部落长史何公墓志铭发微》，《纪念岑仲勉先生诞辰１３０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汾阳发现的粟特人墓志，参见张庆捷：《汾阳市博物馆馆藏墓志选编序》，太原：三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３页；张庆捷：《唐代曹怡墓志有关入华胡人的几个问题》，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６４４页；王俊：《唐曹怡墓相关问题研究》，《文物》２０１４年第１１期，第６０页。 [31] 接到该县文物局局长乔晋平电话后，笔者赶到县里，了解到是该县冯智平调查族谱时发现。 [32] 刘勇：《石楼发现可汗庙》，２０１８年８月３０日。 [36] 王堉昌原著，郝胜芳主编：《汾阳县金石类别》，武毓璋等点校，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３９４页。 [34] 方士模撰修：《孝义县志》卷７《祠祀》，第７３页。 [35] 邓必安：《孝义县志·里甲村庄》卷１，第９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２５册，南京：凤凰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成都：巴蜀书社，２００５年，第４６７页 [36] 王堉昌原著，郝胜芳主编：《汾阳县金石类别》，第３９４页。 [37] 陈澔注：《礼记集说》卷８《祭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２５５页。 [38] 杜佑：《通典》卷１９７《边防十三·北狄四·高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１０６７页。 [39] 《北齐书》卷１７《斛律金（子光、羡）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２年，第２１９页。 [40] 李凭详细考述过北魏道武帝“离散诸部，定居使役”的政策，参见《北魏平城时代》，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３９页。 [41] 《魏书》卷１０３《高车传》，第２３０９页。 [42] 《北齐书》卷１７《斛律金（子光、羡）传》，第２２０页。 [43] 《北齐书》卷１７《斛律金（子光、羡）传》，第２２３—２２４页。 [44] 周一良：《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９０—２１５页。 [45] 俞鹿年：《北魏职官制度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９８—２０１页。 [46] 《魏书》卷１０１《吐谷浑传》，第２２３３页。 [47] 《北史》卷３８《裴矩传》，第１３９２页。 [48] 《旧五代史》卷７２《张承业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第９４９页。 [49] 《新五代史》卷３８《宦者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４０３页。 [50]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６６５《内臣部·总序·恩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影印本，第８册，第７９６６页。 [51] 《资治通鉴》卷２６６《后梁纪一》，第８６７５页。 [52] 《魏书》卷１０６上《地形志》，第２４７７页。 [53] 施和金：《北齐地理考》，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２３０页。 [54] 《魏书》卷１０６上《地形志》，第２４７９—２４８０页。 [55] 《隋书》卷３０《地理志中》，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第８５２页。 [56] 《魏书》卷１０６上《地形志》，第２４９８页。 [57] 《魏书》卷１０６上《地形志》，第２４６６页。 [58] 《周书》卷１２《齐炀王宪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１年，第１８９页。 [59] 《周书》卷２９《刘雄传》，第５０４页。 [60] 《隋书》卷７４《赵仲卿传》，第１６９６页。 [61] 景茂礼、刘秋根编著：《灵石碑刻全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３２页。 [62] 根据《山西人口姓氏大全》（秦耀普主编，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１年），山西全省有斛姓人口９５２人，其中吕梁最多，为６２０人（中阳２８９人，柳林２５６人，石楼２０人，交口１４人，离石５人，交城３１人，汾阳２人，孝义２人，文水１人），其他如晋中市２５３人（介休２３６人，平遥９人，榆次３人，灵石５人）、临汾市３６人（隰县３０人，永和５人，霍州１人）、忻州市偏关３５人、阳泉市２人、晋城市２人、大同市１人，以及太原的３人。具体分布在吕梁市中阳县的武家庄镇天神庙村，暖泉镇冯家屹台村，柳林县留誉镇的苗吾村，寺坡村以及惠家坪村，晋中介休市的义安镇义安村，三佳乡东湛泉，西湛泉村，临汾市隰县城南乡上友村，偏关县城空地街。参见斛丽明：《山西中阳斛氏族谱·唱着〈敕勒歌〉走来的家族———关于斛姓的点点滴滴》。 [63] 张庆捷：《斛律羡墓志考》，《庆贺徐光冀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４７２页。 [64] 前几年在太原晋祠青阳河村东面发现一块东魏《斛律（大）那瓌墓碑》，碑额是《□□使持节（都）督定瀛沧三州诸军事定州刺史司空公之碑》，落款时间是东魏元象二年（５３９）。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在整理，资料待发。 [65]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１３《河东道二·太原府·晋阳县》，第３６６页。 [6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隋斛律彻墓清理简报》，《文物》１９９２年第１０期。 [67] 《北齐书》卷１７《斛律光传》，第２２６页。 [68] 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慕贤第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１３７页。 [6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隋斛律彻墓清理简报》，《文物》１９９２年第１０期。 [70] 吴兢：《贞观政要》卷６《杜谗邪第二十三》，济南：齐鲁书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１１页。 [71] 康基田编：《晋乘搜略》卷１３，杜士铎等点校，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９６０页。 [72] 襄汾县志编撰委员会编：《襄汾县志》第１７编《文化》第８章“文物·文物保护”，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４５２页。 [73] 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２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３册，第２７页。 [74] 徐昭俭、杨兆泰主编：《新绛县志》卷８《古迹考·陵墓》，《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５９册，第５８５页。 [75] 徐昭俭、杨兆泰主编：《新绛县志》卷９《金石考》，第６２５页。 [76] 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１０，第２册，第１２页。 [77] 沈凤翔修，邓嘉律纂：《稷山县志》卷９《艺文中》，《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６２册，第５８２页。 [78] 刘三锡：《创建斛律公祠记》，沈凤翔修，邓嘉律纂：《稷山县志》卷９《艺文中》，第１２４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