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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来，作为中国边疆研究重要组成部分的西藏研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相关论著、论文及档案资料的出版等成就斐然。虽然以往相关西藏研究的综述较多，但大多以专题角度切入，[1]因此依然有总结的必要。本文拟将相关西藏研究纳入到中国边疆史视域下进行评述，并结合中国边疆学构建做些思考。 一、 古代中国边疆视野下的西藏研究 作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青藏高原文明在旧石器与细石器时代已经形成。20年来随着青藏高原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在多学科的支撑下，涌现了不少成果，尤其是《考古发现与西藏文明史》的出版以及多位学者对青藏高原早期部族族属、宗教和文化的研究引起学界关注。[2]其中，边疆部族与藏族关系是争议较多的领域，学者们分别通过“四大氏族”、“三危”、“饕餮”的考证，得出先秦之前西藏即有以“发羌”为主的部族生存，或者得出西藏早期就与中原王朝存在紧密联系的结论，深化了1988年有学者提出质疑“藏族源于‘发羌”’的讨论。[3]不管如何，将文物考古与文献考订、将早期西藏与周边地区关系结合起来探讨是这一时段的显著特点。 象雄、吐蕃及与唐朝的关系是古代西藏史关注的中心领域。虽然上世纪伯希和、斯坦因攫取敦煌藏文文书之后，西方学者曾长期把持吐蕃史料及其考订研究，但中国学界成为后起之秀，王尧等老一辈学者们早在上世纪已对吐蕃史做了精深研究。20年来，陈庆英、薛宗正、杨铭、张云、陆离、才让、才让太、叶拉太、王小浦等在吐蕃交通史、吐蕃和亲会盟、吐蕃与丝绸之路、苯教、吐蕃周边政权和军事等研究领域，产出了一系列高质量高水平的专题研究成果。值得注意的是，与中国边疆相关的吐蕃政治制度研究的成果有所减少，但关涉的苯教、唐蕃古道、象雄等主题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且在唐蕃关系相关的历史地理、会盟、法律制度、军事研究中古藏文材料的使用越来越充分。[4] 以石硕、霍巍等为代表的吐蕃东向文明、吐蕃考古研究也在近年来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强调的从考古与文献两个方面来入手吐蕃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5]当前，从边疆史的角度来观看20年来的吐蕃研究，有两大特点：一是大多数成果集中于吐蕃政权、唐蕃关系方面。二是吐蕃政权变动与中国疆域之关系、吐蕃与周边政权之关系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西藏在元朝始为中央政府管辖下的行政区。中央政府在治边过程中，扶助藏传佛教、册封宗教领袖首领，建立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可以说，元代西藏研究在中国边疆研究中占有承上启下的地位。韩儒林、王森、周清澍、陈得芝、沈卫荣等在1998年前就做过深入研究。1998年张云出版《元代吐蕃地方行政体制研究》，推进了元代西藏史的研究。此后，由于新史料较少等因素，学界在20年来发表的相关成果数量并不多，但依然有不少突破：第一，寻求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研究领域里的新突破点。例如，王献军《再论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对沈卫荣持有的萨斯迦和乌斯藏宣慰司的关系之观点提出了质疑，引起了反响。[6]而从边疆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元代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是一种新视野，汉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得到鲜明的体现。[7]应该思考的是，从中国边疆学构建的角度而言，元代是吐蕃王朝灭亡后，吐蕃诸部被中央政权首次统一时期，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西藏与周边藏区的界限划分也是应该着意的领域。例如，有学者认为，除了宗教与文化上的内部关系外，这一时期更多的是政治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分裂割据以来多康藏区与西藏间的关系始于萨迦班智达时期，八思巴时期达到巅峰，从此确立了西藏与多康藏区的关系。[8]2003年张云出版了《元朝中央政府治藏制度研究》，对元朝治藏的政策及其与萨迦派关系、在藏用兵和括户、置驿均进行了探究。此外，张云对元代西藏地方势力的内部组织结构作了探讨。[9]第二，侧重于具体军事事件的研究。例如，陈庆英对1239年蒙古军进入西藏的杰拉康之战进行了深入探讨。[10]张云对“凉州会谈”、“止贡之变”及相关问题进行了考释，唐景福在研究元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军事行政管理上，对兵站和处理本钦贡噶桑布和止贡巴之乱上，做出了总结性的阐述。[11]第三，着力于元朝从边疆意义上的西藏宗教管理。这方面等除了研究萨迦派之外，陈庆英、叶拉太分别对噶当派和蒙古的关系、帝师制度和周边藏区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元以来中国版图和政权格局形成的研究。[12] 明代对西藏采取“广行招谕”、“多封众建”的边疆政策，明代西藏研究有几个明显的特征与中国边疆研究密切相关：第一，明朝对西藏的“多封众建”和册封制度、汉藏关系是研究的核心领域。尹伟先、顾祖成等人就此形成了专著。[13]有观点认为，明朝对西藏的册封既有政治目的，又有浓厚宗教色彩，但[14]也有学者对朝觐做了考证，对“荐福图”的诞生做了深入研究。[15]陈楠等对明代西藏地方政教体制及职官制度进行了考察。明代“使者”赴藏研究还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西南边疆的历史地理学。[16]第二，西藏地方对明朝的朝贡与经济贸易。这种边疆—中央在经济上的互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央对边疆地区控制的薄弱，缓和了二者之间的矛盾。而随着“一带一路”相关学科的深化，近年来朝贡贸易、茶马贸易、军卫所管理成为新的研究热点。第三，明朝对西藏的宗教政策研究继续深化，突出了藏传佛教支派在边疆各地的传播情况。有学者认为，明朝特意打破元代只倚重萨迦一派的格局，从而达到共尊中国之目的。[17]第四，随着历史地理学的兴盛，明代西藏研究中，历史地理成为新受人关注的方向。例如有人从“五藏”名号来考察西藏地名。[18]再如明代西藏政区，有人利用稀见藏文典籍对之作了研究。[19]还有学者把“西藏”这一饱含边疆内涵的地名纳入研究中，考察“西藏”一词的由来、涵意。[20] “大统一”是清代统治者追求的目标，“即得中原，势当混一”，清朝继承了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21]也继承了元明对西藏的管辖权，并且继续深化统治。研究清代西藏的成果相对元明时期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上也大大增加，其原因在于有关西藏的清代档案与史料较为丰盛，且与国家清史编纂工程立项以来形成的清史研究热潮有关。对清代中前期西藏的研究成果有明显特征：中央边疆治理研究方面依然占主流，但在边疆城市、社会管理、周边关系等领域有所拓展，且较多的中外文档案史料被刊布和利用。从研究内容而言，其可分几个类别： 第一，清朝西藏治理。这是一个传统话题，基本可分四方面：一是清王朝与西藏地方的早期联系。例如陈庆英就对西藏首次遣使盛京做了探讨；罗布则分析了清前期与西藏的政治互动。[22]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有很大继续深入拓展的空间，尤其是随着满文资料的逐渐开放，很多新资料需要进一步挖掘。二是清朝的西藏治理制度。有学者从清朝治理西藏地方的方略与制度，特别是对清中前期治藏的指导思想、行政体制、治理方略、朝贡朝觐，进行了梳理和分析。[23]苏发祥《清代治藏政策研究则从以蒙治藏、政教合一与经济等几个方面探究了清朝的西藏政策。张永江关注的则是清代西藏行政体制的演变。[24]三是关于政教合一、宗教领袖研究。这方面主要体现在五世达赖喇嘛与清朝关系研究上。自传《五世达赖喇嘛云裳》出版后，引发了学界对五世达赖喇嘛家世、诞生、认定等诸多问题的进一步关注。四是治边法律法规。由于各类汉文、藏文档案的不断公布，这方面的研究成果20年来比较多，主要集中于清朝所颁布各类章程的研究。例如《裁禁商上积弊章程》、《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等相关内容，廖祖桂、李鹏年、邓锐龄等学者使用了藏文材料做印证，体现了高水平的学术研究；还有学者以竹夏为例探讨了清政府治边政策对西藏苯教的影响，颇具新意。[25]四是清朝平定边疆之乱与处理蒙藏关系。这一类研究成果中，柳陞祺通过赫寿等人的奏折来分析清政府平定西藏准噶尔之乱，认为康熙对西藏除恶、抚顺、绥众、兴教的目的已经达到。[26]此后，还有学者从康熙朝的满文奏折入手来考察之。[27]对廓尔喀的二次用兵是清代平定边疆的重点内容，成果较多，黄维忠等还关注了对廓尔喀的第三次用兵。[28]也有学者从准噶尔进藏熬茶布施的角度，来分析该时期的蒙藏关系。[29]乌云毕力格则是利用满文档案，从土尔扈特汗廷与西藏关系角度来考察这段历史。[30] 第二，清代西藏的边臣与边吏。主要有：一是中央派驻西藏官员研究。由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朱批奏折的逐渐开放，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之宫中档奏折、军机处档折、“中研院”大库档案的公布，极大推进了相关研究。代表性成果有曾国庆主编《百年驻藏大臣研究论丛》、张云《西藏历代的边事边政与边吏》。[31]2009年，祁美琴总结了国内对驻藏大臣的研究状况，并将其归类分析。[32]此后，邓锐龄、曾国庆、贺文宣、车明怀、周伟洲等学者先后对文硕、升泰、长庚、色楞额、奎焕、联豫、赵尔丰、有泰、琦善等展开了深入研究。但是，此方面研究内容大多集中于驻藏大臣人物研究、官职设置、功过评判上，视角则以叙事体为主，而采用政治学等交叉学科角度来探讨，以及利用新资料对驻藏大臣涉边管理等领域的研究依然亟需突破。另外，驻藏大臣多为满蒙出身，有较多满文档案记载之，但学术界还未有进一步发掘。二是西藏地方官职研究。申新泰、央珍等学者对西藏地方的摄政做了深入探讨，发表了多篇相关论著。[33]“商上”也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问题，刘清涛对此作了深入研究。[34]另外，“译仓”和噶厦的关系多被学术界误解，二者关系不清，何宗英还专门撰文对此问题进行了考释。[35] 第三，清代西藏边疆的社会、经济与军事专题。 成崇德上世纪出版《清代西藏开发研究》后，20年来学术界在中央如何管理西藏地方经济领域研究中形成的专著很少。从已刊论文来看，主要集中于探讨清朝设置驻藏大臣后设立的“财政”管理制度、章程，部分学者利用朱批档案、西藏地方档案对清朝的台站支出、赈灾支出和爵位、俸禄、铁虎清册、差乌拉制度等做了考订。[36]专著方面，陈崇凯的《西藏地方经济史》弥补了这一领域的不足，[37]但从边疆管理的角度来看，还依然有很多内容未涉及，例如关于策楞、松筠等人的经济思想研究、清朝的政治与边疆经济关系等存在较多的空白，甚至如何从经济角度来思考边疆（西藏）与中央的这种政治隶属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 涉藏军事研究有二：一是中央军队驻防西藏研究。主要有何俊发表的关于清政府在西藏用兵驻军的论文，但基本为概论性内容，而陈小强对清朝西藏用兵的军费来源、乌拉定额、藏军管理补贴做了探讨，遗憾的是未从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角度来解释政治关系。[38]清朝西藏驻军制度如何形成、发展，也有学者关注。[39]还有学者从驻藏大臣如何统领军队角度，阐述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40]二是藏军研究。代表性的著作有廖立《中国藏军》、王小彬的《藏军军旗问题研究》、秦永章《试论十三世达赖喇嘛对藏军的近代化改革》。[41]有学者对清代西藏地方兵制进行探讨，揭示出其在历次反侵略战争中的作用。[42]“藏军营制章程”是西藏地方军事上的重要法律制度，有学者对藏军的人数、编制、粮饷、装备、训练和管理等各个方面进行研究。[43] 在清代西藏涉边的行政规划、交通路线和区域史方面，李凤珍对清代雍正年间勘定的藏、川、青、滇边界做了厘清，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44]遗憾的是该文并未利用地图等资料。边巴次仁等对清代入藏驿站及西藏地方驿站进行了关注，但并未深入考察，也未有近代地图加以佐证。这方面，阿音娜针对涉藏舆图，考释了《西藏全图》。[45]周伟洲等还从宗豁、骆卡以及政体等三个方面，探讨西藏地方行政制度及其特点。[46]在西藏区域史研究方面，土呷对清代昌都的帕巴拉、察雅等四大呼图克图系统做了探讨，利用的资料都是藏文木刻版寺院史料，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47]在藏南地区，1680年五世达赖喇嘛给门隅和珞瑜地区颁发了法令，扎洛考释了这一不常见的“法旨”，探究了五世达赖喇嘛对门隅的后续管理，这对中印边界史和西藏近代史研究有较高价值。[48]需要强调的，西藏历史地图的研究在近年颇受关注。 总体来看，古代中国边疆视野下的西藏研究，各时段研究成果相比，有着共性，也有差异性，这与西藏在各个时期的时代背景、政治格局、民族关系和宗教情况有着密切关系，但其中有两个关键作用需要注意：一是西藏地方对中央的政治隶属关系。例如卢秀璋就在研究中强调，“西藏地方与祖国不可分割的关系不是谁臆造的 ,而是中华各族先民在共同开疆拓土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49]二是中央对西藏的施政方针与吏治。这方面，主要体现在张云《西藏历代的边事边政和边臣》中，即中央政权在治理西藏进程中的政策和措施与边臣的作用，为西藏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 二、 近代与当代西藏——边疆内外视野下的研究 近代西藏始于1840年止于1949年。这是西藏延续古代文明、接触近代文化的转折期，也是西方列强觊觎西藏与清王朝、民国政府努力维系江河日下的边疆统治的时期。当代西藏则是1949年以后西藏获得的新生期。20年来，随着不断公开的清代和民国期间的汉文、英文、藏文档案，这一时段的研究取得了卓越成就。 （一）近代以来西藏治理问题的研究 新世纪以来，《西藏近三百年政治史》、《西藏百年史》、《西藏通史》等著作使用了大量藏、汉、外文档案，真实体现了“以文献说话、以档案说话”的学术风格，对清代以来西藏治理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大量使用“英国外交部档案”，“印度事务部档案”，资料确凿，影响广远，进一步有力地驳斥了国外一些歪曲史实的观点。[50] 清末西藏新政是中国与近代世界接轨中的一次重要边疆政治举措，研究内容多与张荫棠和联豫相关。1999年王献军对这两位边疆大吏的新政措施提出新见解，认为清王朝是希望“收回政权”、实行政教分离，这一措施有力冲击了西藏社会。[51]但是，有学者对此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张荫棠和联豫的失败是有深刻教训的：一则推行不力，二则壁垒重重，三则政策失误，其失败是注定的。[52]清廷对藩部司法的改良也是新政内容之一，有学者考察了晚清中央政权围绕旧律废除、新律修订、司法人才培养、各级审判厅的历史。[53]扎洛则从清末民族国家建设的角度来研究张荫棠的新政。[54]清朝灭亡后，十三世达赖喇嘛也进行了新政，这种新政是伴随着其对西藏内部的权力整合而进行的，孙林观察到了这点，尤其是他运用社会学方法分析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改革，并且认为西藏的新政是失败的，只有1951以后新的民族政策无疑才是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的民族意识的基础。[55]陈崇凯则以贝尔为切入点，从其与十三世达赖的关系出发解释民国初年西藏的新政，其创新之处在于指出西藏的这种新政是在英国支持下，有企图与中央对抗的目的。[56]学者达瓦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坚塞（亲信）出发来考察新政措施，遗憾的主要材料来自文史资料，缺乏相应的藏文档案史料支撑。[57]其他学者也对新政做了一定探讨。[58]近代班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矛盾、九世班禅在内地的活动。九班禅于20世纪初期在边疆地区扮演了重要的政治角色。其在1905年曾访问印度，上世纪20—30年代频繁活动在内地。伍昆明、张皓、孙宏年在此领域做了引人关注的研究。[59] 对民国涉边涉藏人物的研究，20年来比较兴盛。较早受到关注的是刘曼卿，此后陆兴祺的专题研究则始于房建昌对一份英文档案的解读。随后，孙宏年等人推进了这一领域的研究。[60]唐绍仪是1904年清政府派往担任中英谈判的议约大臣，有学者对其外交才能做出了评述。[61]地方边疆社会中的贵族、人物研究也是学术界的关注热点。2005年次仁央宗《西藏贵族世家：1900—1951》出版，[62]该书以贵族世家角度切入西藏近代政治社会变迁的研究。根敦群培研究因与西藏近代思潮存在密切关系，所以近几年备受关注，《中国藏学》刊发了一系列关于其传略、年谱以及其与西藏革命党关系的文章。杜永彬1999年发表了《更敦群培与“西藏革命党”》，开始关注此人，此后他成为该领域研究的代表学者。[63]贡觉仲尼是西藏地方派驻中央的总代表，喜绕尼玛对之进行了深入研究。[64]此外，还有学者关注到西藏江洛金贵族世家、噶锡家族。[65]民国涉边涉藏人物较多，这一领域的研究将会持续深入下去。 近代西藏地方社会史方面也备受学者关注。孙镇平对民国时期的西藏法律做了探讨。王川等则从社会治安出发来探讨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而徐百永的研究创新之处在于从佛法氛围下来观看民国期间西藏的社会发展。[66]一般来说，边疆社会发展往往与19世纪以来的世界近代化有关。那么，在1951年前的西藏能否走向近代化？国内外对此有争议。郭克范这样解释，1949年之前的西藏经历了现代化，但这种现代化的特征是：非过程化、人亡政息、半器物化、非制度化，但隐藏在这种表面特征的后面，是社会形态的固化导致了西藏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停滞。也有人从新闻舆论媒体来观看西藏近代社会的变迁与中央之关系，比如从《申报》史料入手探讨1904年英国侵略西藏战争。[67]从近代西藏文化教育发展的角度入手，探讨西藏地方与中央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可以窥测英国等列强企图染指西藏文化的阴谋，喜饶尼玛、魏少辉、王海燕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学者。[68]对边境社会的考察，主要有陈立明等人对藏族、门巴族、珞巴族的历史研究，以及秦和平、吕昭义等对20世纪初清政府管理察隅的历史探索。刘武坤在结束亚东关的研究后，撰写了清末西藏亚东的邮政事业发展。值得注意的是，相关日喀则、林芝等边境地区的社会史研究成果在近年来增多。[69] 关涉到国民政府西藏治理的论文较多。可以归纳为几种：第一，西藏治理政策总论。一般认为西藏政策的进退变化是国民政府边疆经营的缩影，反映了其国家治理中的结构性矛盾。[70]第二，国民政府的治藏、涉藏机构研究。孙宏年、张皓、许建英等从蒙藏院、制宪国大、国民参政会等机构探讨中央对西藏的政策及与地方关系。[71]另外，相关的外交人物档案诸如顾维钧档案的利用也受到重视，从民国外交人物入手看国际视野下的西藏问题是一种突破。[72]第三，抗战时期的西藏也是学者们关注的内容。学者们从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等不同角度对此问题做了阐述，侧重的主要内容是热振与达扎关系、康印公路建设、外交局事件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就开始思考如何解放西藏。随着年新中国的成立和“十七条协议”的签订，西藏也进入当代时期。当代西藏研究领域涉及面较广，而中国西藏治理研究是中国边疆学构建的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关于当代西藏治理研究，已有学者对之进行评述，并将其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49—1979年的奠基阶段、1980—2004年的繁荣深化阶段、2005—2015年的新进展与新突破阶段，这是合理的。[73]当代西藏治理成果所涉及的领域大致为：西藏和平解放与“十七条协议”；西藏民主改革与社会建设；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和民族政策、宗教政策；西藏党史、进军西藏史；西藏早期建设与交通史；当代重要人物；经济建设、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建设；维护社会稳定与反分裂斗争；外国涉藏问题究；当代中印边界问题等。20年代来国内学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研究成果数量继续增多，研究的深度、广度增加，新资料广泛采用。 （二）近代以来西藏地方与周边关系及抵抗西方侵略相关问题研究 近代以来，欧洲列强企图打开西藏的大门。从东印度公司波格尔入藏之始，西藏和周边诸部成为西方国家关注的地域。在大约300多年的历史中，形成了大量的关于西藏的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等档案、著述，所以也给今人从事西藏近代研究丰富的资料。20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增速迅速，内容异常丰富。 1. 近代英国侵略西藏研究 近代英国侵略西藏是传统的研究主题，早在上世纪80年代即已开展。1998年以后，逐渐形成了以侵藏人物、侵藏战争和侵藏事件等为主题的研究系列，可分为几个时段：第一，1888年第一次侵藏战争前后，英印在喜马拉雅山地区的活动。学术界对此期间的隆吐山战役、清朝应对、藏哲边界、西藏政局均作了大量探讨。第二，1890—1904年间，英国逼迫中国签订关于边界、商务、赔款的条约，学术界主要针对英俄角逐、中英涉藏交涉做了探讨。第三，1914年“西姆拉协定”到1947年印度独立期间英印对西藏的侵略活动。仅以著作而言，21世纪以前，学术界已经在上述领域形成了大量论著。2000年出版的周伟洲主编《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是国内首次大量利用印度事务部档案，以详实资料展现了近代西藏饱受西方列强侵侮的历史，成为这一研究的里程碑。此后，吕昭义《英帝国与中国西南边疆：1911—1947》则综合了中英文多种材料，从世界史的视角探讨了英帝国的亚洲战略与侵藏活动。陈谦平《抗战前后之中英西藏交涉（1935—1947）》、张永攀《英帝国与中国西藏（1937—1947）》，则利用英国印度事务部档案从诸多角度对英国与西藏进行了阐述。梁俊艳《英国与中国西藏（1774—1904）》对晚清时期，英帝国如何筹谋西藏做了历史学的考察。冯明珠于2008在内地出版了《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对19世纪末的英国和西藏周边以及川藏做了整体性考察。张皓于2016年出版了《1927—1950年中英两国关于西藏问题的较量与争论》。以上这些著作基本都是基于英国外交部和印度事务部档案，但在视角和分析方法上有着诸多不同。[74]当前，近代英国侵略西藏这一传统课题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高水准的论著较多，国外学界的经典著作也逐渐被译为中文。例如邓锐龄、梁俊艳在期刊上摘译了英国学者兰姆的著作。之后，梁俊艳又整本翻译了兰姆的两本著作。[75]从国际法、国际关系、社会史角度出发来观察英国侵藏史对于维护西藏主权、深化西藏地方史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冯建勇曾关注到英俄的战略角逐对西藏的影响，卢秀璋则从法律角度来分析英国非法出台“西姆拉条约”和民国时期西藏法律地位。[76]就近代英国侵藏这一主题而言，学界发表论文多达数百篇，主题多涉及西姆拉会议、侵藏人物等。例如，新世纪以来，秦和平、卢秀璋、孙宏年、李国栋在柳陞祺开创研究的基础上，从文本、档案、外交策略等各角度对“西姆拉会议”进行了推进研究。[77]伍昆明在完成《早期传教士进藏考》之后，也发表了力作。[78]还有梁忠翠、梁俊艳、张永攀、张双智、张皓、张志勇等人从侵藏事件、涉藏人物诸如古德、惠德、贝利、荣赫鹏等入手来进行相关研究。[79] 2. 美国与西藏关系研究 美国与西藏关系研究是近20年来开拓的新领域。囿于史料，21世纪前的美国与西藏关系研究成果较少，仅限于探讨美国在“二战”前期通过托尔斯泰—多兰使团与西藏进行联系的史略。近年来随着美国国会和中情局材料的公开，国内学界对这一领域展开了深入研究。FRUS是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其中大量材料来自美国国务院、中情局，国内学者王琛较早利用FRUS材料进行了探讨，[80]这是继张植荣在1994年出版《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之后的力作，此文发表后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王琛随后利用FRUS对美国在1959年西藏叛乱中的反应又做了探讨。李晔之后推进了一研究，将美国的西藏政策与美国的亚洲总体战略结合，认为美国在西藏奉行的是实用主义与冷战思维的结合，该文也用到了FRUS。[81]此后，骆威又利用FRUS、中国平叛档案、回忆录等史料,阐明了1952年到1961年西藏叛乱前后美国对藏政策的变化。[82]胡岩等学者则对“二战”期间美国与西藏的早期联系做了研究，得出“美国曾经将西藏视为中国的一部分”这一较为重要的结论。[83]关于1949年前后中情局和西藏关系，张皓针对汤姆斯父子入藏插手中国西藏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84]总的来看，国内关于美国与中国西藏关系研究有几个特点：一是FRUS的应用已经很深入，而且与中美关系史的发展形成了紧密结合。二是研究内容集中于上世纪50年代，然随着台北“国史馆”档案的不断开放，这一领域依然有研究的空白。三是程早霞、郭永虎等人将研究时段拓展到上世纪50—70年代，且刊译了部分档案，[85]已培育了新的研究团队。 3. 近代日、俄、德与西藏关系研究 近代日、俄、德与西藏的联系比较密切，但受学界关注较晚。涉日方面，以秦永章为代表的学者对《西藏游记》、《西藏潜行》以及河口慧海、木村肥佐生、西川一三、野元甚藏的西藏活动等做了深入探讨。还有人对明治时代的寺本婉雅和《藏蒙旅行记》进行研究。由于日文史料的相对匮乏，这一研究领域的剩余空间已比较小，目前专著仅有秦永章著《日本涉藏史》问世。[86]涉俄、德方面，学界对之关注更晚，该研究在上世纪始于王远大，此后周伟洲、陈春华等人也做出了相关研究，尤其是周伟洲《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一书成为代表性著作。之后李登贵在1999年译发了《布尔什维克在西藏的秘密外交》一文，这是国内学界较早翻译苏联与西藏关系的著述。[87]关于《蒙藏协约》，周学军就蒙古方面签字人职衔问题与王远大等提出了商榷。[88]也有学者对俄国侵略西藏的整个脉络进行了梳理。[89] 2012—2013年陈春华在《中国藏学》陆续发表了与西藏相关的《俄国外交文书选译》系列文章，之后在翻译俄人档案汇编的基础上编译《俄国与西藏：俄国档案文件汇编（1893-1914）》一书，这一主题研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90]近代德国与西藏的联系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赵光锐的成果。[91] 4. 西藏与周边关系及文化交流研究 乾隆年间廓尔喀发动了与西藏的战争，清朝平定其乱后，尼泊尔在近代与西藏依然保持着密切关系。周晶、邱熠华、张永攀等对近代以来的廓（尼）藏关系进行了探讨，[92]但随着尼泊尔国家档案及相关藏、汉文档案的开放，廓尔喀研究依然值得进一步发展。台北“故宫博物院”所存“廓尔喀全档”的开放，对此研究的深化即有推动作用。关于拉达克史研究，孔令伟《1724—1768年间拉达克、西藏与清廷间的欧亚情报网》是一篇资料扎实的文章。此外，还有房建昌、张发贤等对拉达克的地理和政教关系的研究。[93]关于西藏与周边的人员及文化交流，房建昌探讨了19世纪前半叶哈萨克族三次从新疆流入西藏的记载。[94]周传斌则主要以清真寺修建为标志，考察了伊斯兰教传入青藏高原的历史过程。[95]次旦顿珠对西藏世居穆斯林做了进一步考察。[96]阿卜杜勒·瓦希德·拉祖的《西藏商队》记录了20世纪40—60年代的西藏及周边，也受到关注。[97]还有人关注到西藏局部地区诸如阿里地区的伊斯兰教传播情况。关于基督教在西藏的传播史，伍昆明已做过研究，伍先生去世后，近年涉此学术成果鲜少，但刘瑞云等对19世纪中叶巴黎外方传教会内部关于成立西藏传教会情况的研究，显现了较高学术水准。[98]扎洛近年来在整理《哲孟雄王统史》藏文本的翻译基础上，发表了有关哲孟雄的文章，并著有《清代西藏与布鲁克巴》一书。[99] （三）中印边界争议问题研究 中印边界问题是中国边疆史视域下西藏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21世纪初中印关系的提升与跌宕也带动了中印边界研究的走向。由于数字资源与全球档案交叉检索的便利化，中印边界问题研究从传统的史学研究转向了以国际法、国际政治学、地理学与史学相交叉的学科中。中印边界研究成果可归纳为三类：第一，中印边界西段研究。“约翰逊线”、阿尔达线”、“马继业—窦乐奈线”的非法划定依然是西段边界的核心研究内容。[100]但总体而言，中印边界西段研究的论著数量较少，这与中印边界西段争议区大多由我方控制有关。第二，“麦克马洪线”研究。这是中印边界研究的传统课题，也是中印边界东段争议的核心问题。吕昭义充分利用了英文文献，其对19 世纪中印边界东段的协定文本与阿萨姆的研究是开创性的。[101]还有一些学者利用外档，分析了英国在藏南的勘察活动以及英印以色拉关为界重定“中印边界”的政策分歧等。[102]至于国民政府如何看待“麦线”，有学者提出这经过了两个阶段变化，这种划分方法具有合理性。[103]另外，也有学者关注到了抗日与麦克马洪线之关系。[104]第三，关于中印边界锡金段的研究。2017年随着“洞朗对峙”的发生，学界涌现了不少相关论文，但关于清代哲孟雄与西藏的界务关系，还有待深入研究。[105]从著作而言，《中国近代边界史》是边界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106]2013年出版的《大国疆域》也有部分篇幅涉及中印边界史，[107]但该著作的主要内容为建国后的涉边问题，且以材料叙说为主。 以国际关系角度切入中印边界史研究是一种新方法。例如，有学者结合“危机研究”、“战争决策”，以国际关系理论分析1962年中印关系下的边界问题。[108]当然，也有学者指出这种危机扭转的方式也意味着中国政府并没有放弃以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方式，提出中方的策略曾分三步走：一为政治，二为军事+政治，三为外交+政治。[109]这种观点表明中印都持以灵活的边界战略。但是，这也导致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印都回避矛盾、冲突，而从根本上未能使边界问题解决。[110]不过，戴超武认为，中国对边界战争的反应凸显了中央对藏政策的重心所在，即“西藏内部的政治稳定及中央治藏战略的顺利贯彻，要比正在显现的领土争端更为重要”，由此产生了“暂维现状”政策。[111]对战争本身的研究，尚劝余以“三题”为框架，提出中印两国若有“耐心”来解决问题则战争可以避免的观点，颇具有新意。[112] 总之，从边疆内、外两个层面来看，近现代西藏研究有三个趋势：第一，近代西藏治理的研究随着清代、民国西藏地方档案的逐步开放也在走向深入发展，除了从微观角度来观察历史史实外，结合政治学、国际法、社会学、经济学等研究的成果也在不断增加。第二，英印、日本、美国与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研究领域，总体论著已经比较多，而且可用的英文、日文等语种的材料在近年来重复使用比较多，要发掘新的研究领域可能存在一定困难。第三，清代以来，西藏和廓尔喀、哲孟雄、布鲁克巴等存在着紧密关系，遗存有大量尼泊尔文、藏文的相关档案，其中涉及西藏地方的军事行动、边界争议、民生纠纷等等，均未得到大量开发利用。第四，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西藏的实施和面向南亚陆路大通道建设，当代中央政府西藏治理、援藏工作、西藏对外开放史等研究领域是学者关注的重点领域。 三、 西藏相关历史档案整理出版 中国边疆史研究相关档案由于关涉到政令、密级，以及多语言、技术等因素，在上世纪出版较少。但20年来，这种状况大为变化，随着清史工程、西藏工程、西南项目等大型项目的展开，大量档案、史料得到出版，一些珍稀西藏地方史志也被发掘整理。 （一）档案、史料大量出版。其一是汉文档案史料。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西藏亚东关档案选编》，辑录了亚东关1401件档案，其史料价值在近年逐渐显现出来，不仅对于中国海关史的研究，而且对于近代中印边界史也有重要参考价值。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了《民国时期西藏及藏区经济开发建设档案选编》，涵盖了近现代西藏的诸多问题。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卢秀璋主编《清末民初藏事资料选编 （1877-1919）》尤其选摘了较多近代涉藏传媒资料，尤具特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蒙藏委员会档案中的西藏事务》，收集了中华民国时期反映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及西藏社会的相关档案。同年，学苑出版社出版了张羽新等编纂的《民国藏事史料汇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于2006年立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于2010年开始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至今已影印110册。学苑出版社2010年出版了《元代至民国治藏政策法规汇要》。2014年前后，西藏的各县县志也陆续开始出版，其与《西藏统计年鉴》、《西藏年鉴》等有力支撑了西藏研究。此外，还有大量关涉西藏历史的其他档案文献汇编出版，例如《中国西南文献丛书》等。[113]其二是藏文档案史料部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保存有近代与当代的大量档案，其中不少档案具有维护主权、研究历史的重要价值。2008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了《西藏历史档案公文选·水晶明鉴》。此外，《水羊清册》是有关门达旺地区人口、土地、税赋的重要原始资料。[114]西藏地方寺院档案、蒙古文、满文档、清内阁蒙古堂档也是重要的参考资料。[115]甚至一些波斯文著作都有很高价值。[116]2018年，《清代西藏地方档案文献选编》由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出版发行，但基本为西藏地方社会史料，边疆史意义上的参考价值不大。其三是外文档案史料部分，主要是前文所述陈春华编译的一些俄文档案。此外，来自其他地域的相关资料得到了重视，例如卡尔梅克、杜尔伯特部等地的蒙古文《西藏游记》、哲孟雄的藏文本《哲孟雄王统史》等也受到关注。[117] （二）西藏地方史志、游记、清人著述、图像史料等大量被整理、研究。吴丰培、西藏社会科学院曾在上世纪整理出版了大量西藏学汉文文献汇刻资料。1998年陈崇凯等学者在此基础上对近代的方志编纂和典籍进行了介绍，由此西藏地方史志再度受到关注。至今，《西藏赋》、《西藏图说》、《西招图略》、《门空图说》、《杂瑜地理》、《西藏归程记》、《西藏新志》、《西藏考》、《西藏志》、《西藏志考》、《西域遗闻》陆续进入学者们研究视野，以赵心愚为代表的多位学者，结合奏书、碑文、摩崖文及题词等对这些史志进行了考订，从历史、文学、民俗、地理、版本等各个角度对之展开探讨，形成了多部著作。还有学者从清代笔记探讨有关西藏的史料。[118]例如，《西藏宦游之回忆》即是很有意义的一篇，记录了张荫棠入藏及在藏期间的经历与观察。[119]《清稗类钞》中的西藏史料研究也具有价值，既有清代涉藏大事、治藏政策的摘录，也有西藏风土人情的描述，有学者就注意到这一点。[120]还有近几年刊布的民国时期刘曼卿著《西藏游记》、欧阳无畏著《藏尼游记》、《达旺调查记》对于深化西藏地方史、中印边界均有重要关系。[121] 20年来涉及西藏的边疆档案出版有几个特点：一是大资金投入整理出版，多种涉藏档案都在数十册以上。二是多以影印版档案为主。三是集中于中央对边疆的治理。上述这些藏汉文史料整理研究和出版，为深化边疆历史研究、开拓边疆研究新领域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 新时代构建中国边疆学与西藏研究思考 21世纪新时期以来，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不断繁荣发展，此背景下，边疆研究的内涵不断被丰富，但新时代构建中国边疆学下的西藏研究依然需进行深思。 第一，注意藏学与边疆史视域下的西藏研究的联系与区别，从边疆史的整体观来研究西藏。从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来看，中国从来就有一个从整体观下重视地方研究的传统。正史四夷传与游记、方志学都是其表现。清末何秋涛、张穆对边疆地理沿革的关注，也具有强烈的地方史特色，民国时期台湾、东北的通史修成与建国后的行政修志都奠基了包括边疆研究的地方史研究范畴。“边疆学的构建要以作为边疆地区和民族研究之学的藏学等为基础，但它又着眼于中国整个边疆地区。”[122]所以，边疆史视域下的西藏研究也立足于中国边疆学这个整体观，而非以“藏学”为内核的研究范式。 第二，从边疆学构建的角度出发，以汉文史料为主，结合尼泊尔文、印地语、藏文等，来研究跨喜马拉雅山的政治与社会互动是边疆视野下的西藏研究一个突破。当然，从史料的选择上，并不排斥整体史的主流史料，以西藏—廓尔喀—印度—布鲁巴克这个清代由宗教文化链接的区域块而言，多语种文字可以是主流，而非单独的汉文文本。但是，如果放眼于整个中国边疆，跳出区域史、地方史研究体系，那么边疆史的研究应该要以汉文档案史料的应用为主体。此外，从视角而言，边疆从来不是一个系统，也缺乏均质性，边疆地区由于“民族主义”的泛滥，必须注意其与“区域史”的主次关系和范畴。边疆学的范畴决定了与边疆有关的区域史是从服于中国整体史，以免出现政治、意识形态的分离主义或者“新清史”那样的陷阱。 第三，边疆史视域下的西藏研究中，政治史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但也可以运用多种学科理论和方法进行多方面的研究。而对于中心影响下的西藏地方回应则极少涉及。这个问题值得注重，其可能与边疆档案的叙事来源单一、地方史或区域史的学科配合、边疆民族语种档案缺失与封闭有关。元—清的西藏治理的史料，以政令、饬令、奏折、电函为主，而民国的边疆治理政策多见于文书，以上材料中所见治藏政策的体现如何，尤其是从社会史、文化史角度来观察边疆地区对政治中心的回应，研究少之又少。[123] 第四，避免西藏研究的碎片化。中国边疆研究的细微研究之风是优良传统，包括戴震之后的中国学术考据化极大促进了中国边疆研究与舆地学的开展。但随着西学东渐，学术考据化逐渐式微。边政学兴起后，曾经以边疆政治事件和精英人物的潮流代替了考据之学，调研与田野成为研究资料的来源。但从史学整体的发展看，边疆史研究的碎片化也与此伴行，尤其是在西藏研究中，“地方性知识”、“地方档案”的有利使用，极大得弱化了“边疆学”的本质，虽然学术出于边疆区域，但边疆色彩已淡。同时，边疆史料的不断整理公布、其他语种文献的丰富也促使了边疆研究的碎片化，而碎片化造成后果是：边疆学体系构建困难，难以形成“中国”的整体的、普遍意义的理论体系，难以培育从边疆整体进行观察的边疆研究学者。 总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作为历史学的组成部分，中国边疆研究也是社会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新时期，我们需要努力加强中国边疆史视野下的西藏研究，“构建”边疆理论、提升人文涵义的边疆精神，将新时代的边疆研究推向新的境界，进而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三大体系建设。 （作者张永攀，1975年生，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内大街5号，邮编100732） [1]孙宏年：《民国时期西藏治理研究综述(2001—2016)》，《中国边疆学》第8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央珍、喜饶尼玛：《近代西藏研究述评》，《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2010年第5期等。 [2]霍巍、王煜、吕红亮：《考古发现与西藏文明史》，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石硕：《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才让太、顿珠拉杰：《苯教史纲要》，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2年版。 [3]具体可参见韩青玉等：《中外藏族族源叙事比较研究》，《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王启龙：《百年来的吐蕃音义及藏族族源研究》，《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1988年关于藏族族源的学术观点参见格勒：《藏族源于“发羌”的几点质疑》，《中国藏学》1988年第2期。 [4]刘洁：《象雄与嚈哒关系考略》，《中国藏学》2015年第1期；周伟洲：《“唐蕃古道”与“一带一路”建构中的西藏》，《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关于象雄的研究，参见尕藏扎西：《象雄文明研究综述》，《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5]霍巍：《从考古发现看西藏史前的交通与贸易》，《中国藏学》 2013年第2期；杨东晨：《论先秦时期西藏地区的民族和文化》，《西藏大学学报》 1999年第Z1期。 [6]王献军：《再论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沈卫荣：《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 [7]达哇彭措、朱德涛：《从元代瓷器看汉藏文化交流》，《中国藏学》2016年第2期；马睿、易奎伍：《元末期西藏地方政权盛衰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8]叶拉太：《元代多康藏区与西藏的关系考略》，《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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