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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共同主办的抗战史高层论坛在南京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战争与和平：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日本侵华与南京大屠杀研究”展开深入研讨。 研究趋向多样化 目前，与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侵华相关的史料发掘、整理、研究和传播工作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就，呈现出跨学科、多视角、多样化的研究趋势。此次会议除涉及传统的档案史料整理与研究、口述史研究、中日民间交流与和解等议题外，还新增了女性创伤、国际关系、治愈心理创伤等方面的研讨课题。 当前，南京大屠杀史及相关研究已经进入承前启后的新阶段，我们既要继承以往数十年来的宏观研究成果，也要从跨学科和微观研究等角度，在史实上深耕细作，不断厘清历史的细节，讲好历史故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张建军表示，希望未来相关研究能够进一步扩大研究视野，不断提高跨学科、多视角、立体化的研究能力，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促进不同类型研究成果交流互鉴。从历史视角反思战争，从全球视野阐述和平，让学术繁荣促进史实传播，让和平研究促进和平实践，让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院长张宪文提出，在开展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侵华研究时，要充分坚守人类基本道义和科学方法，进一步加强其与抗战研究、和平学研究的联系；要系统地整理和利用日文史料，与二战期间受害的亚洲其他国家共同开展研究；要从多角度切入相关研究，进一步提升南京大屠杀史的国际传播水平。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发展至今，相关史料仍有待进一步挖掘，在方法上仍有突破空间。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张生运用法国学者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对南京大屠杀产生的特定空间、南京安全区的空间意义，以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空间生产进行了讨论。他提出，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而言，空间不是全然“被动”的，在被生产出来以后，它也会自我生长，逐步获得按自身逻辑表达和诉说的能力。 日本立命馆大学教授村本邦子从心理学角度出发，试图通过治理历史创伤的项目，找到减轻战争负面影响的方法，并从中探寻和平教育之道。她表示，有的青年学生不太关注和平这种“大事”。但事实上，个人和家族层面的问题与历史和社会问题息息相关。要对青年学生进行常规、密集的和平教育，还要将和平教育纳入社会。 不断拓展研究领域 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侵华研究成果丰硕，但仍有需要深化的领域，例如细菌战、化学战、“慰安妇”、经济掠夺、文化掠夺、精神摧残等方面。其中，特别是“慰安妇”问题研究在国内还较为薄弱，会上，有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教授王玉强从法律层面谈到，为了从国际法层面界定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的法律责任，国际劳工组织专家委员会从1996年到2009年持续审议“慰安妇”问题，并在其权限范围内极力维护国际劳工组织《第29号公约 强制或强迫劳动公约》的权威，支持“慰安妇”受害者。王玉强认为，各方力量应该重视国际劳工组织专家委员会对“慰安妇”问题的见解，以此获得对“慰安妇”问题的深入理解能力和描述能力，以期将来在彻底解决“慰安妇”问题上发挥作用。 传教士研究也是此次会议新增的议题之一。日本立命馆大学教授金丸裕一从微观层面探究日本侵华战争历史认识问题的实质。他认为，从“失败”的历史中得到的教训，是将来进行和平交流的最重要的启示。 以全人类的视角反思战争历史 南京大屠杀虽然发生在南京，但它绝不仅是南京或中国的事情，这段历史是全人类的历史。1937年陷入战争旋涡的除了南京和周边地区的中国人民，还有世界各国人民。2015年，《南京大屠杀档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这段历史也成为全人类必须铭记的记忆遗产，对世界和平具有重要价值。 “我们研究战争不是为了记住仇恨，而是为了守护和平。我们揭示战争的残酷性是为了从感性上远离战争，我们揭示战争的成因是为了从理性上遏制战争再发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表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学者对战争历史事件的探讨，也是对整个世界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考。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域下开展相关研究意义重大。 张生表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日本侵华与南京大屠杀研究，揭示了南京大屠杀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一个民族能从历史中体会到什么，关系到这一民族的前途。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说，站在全人类的视角思考战争暴行及其影响，可以找到很多共性问题，达成更多共识，从而有助于人们共同阻止暴行再次发生，维护人类和平。 记者 吴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