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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商族起源及其早期发展历史,长期以来一直是先秦历史学与考古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截至目前,关于这一问题的探索大致经历了两次较大幅度的突破:第一次以王国维为代表,采用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对商先公世系及活动地域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证;第二次以邹衡为代表,论证提出考古学意义上的先商文化,推定商族起源于豫北冀南。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与扩展,商族起源探索进展迟缓。如何走出这一困境,实现第三次突破,不仅需要田野考古领域新发现,更需要考古与历史学理论的整合构建与创新。 以文献为基础的考证 商汤立国之前的商族经历了长期发展历程,汤之前诸先公踪迹所及地域应是早期商人的主要活动地域,最初的商族也应发源形成于这一区域。因此,有关商先公踪迹的考证对于商族起源探索尤为重要。与此相关的史实零散见于《诗经》《楚辞》《古本竹书纪年》《史记》等文献。历代学者考订疏证形成诸多论点。如许慎的陕西关中说、皇甫谧的商洛说、王国维的豫东鲁西南说、徐中舒的山东半岛说、傅斯年的东北说、卫聚贤的江浙说、丁山的冀中南说等。其中王国维的考订尤为值得关注。王氏积极倡导二重证据研究法,在考证传世文献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地下出土文献即殷墟卜辞进行补订完善,因此在商人来源问题上颇有突破。 王国维不仅详细考订了商王及先公的世系,补充了王亥、王恒和上甲微三代先公的史迹,纠正了《史记·殷本纪》等传世文献的一些谬误,更重要的是考证罗列出商先公八次迁徙的大致轨迹:商早期先公契、昭明、相土时,商人故地在今山东曹县和河南商丘;相土时东徙泰山之下;自王亥后由商丘越过大河向北,“游牧于有易高爽之地”,虽移徙不定,但与夏错处河济之间盖数百岁。商先公八迁的地望,实际上即是先公踪迹中的某些节点。商人自始祖契至上甲微时,主要活动于太行至泰山之间的古黄河下游地区,而商人起源地域也应该在此范围之内。 商先公活动地域的基本确认,无疑是商族起源问题探索的重要突破。但商族起源的本质,实际上即是商族形成及发展的进程。这一历史过程无疑是复杂的,涉及文化结构、民族形成及生业模式等诸多层面。因此,商族起源问题的深入探索单靠文献考证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其他学科领域的多方佐证与综合考察,于是考古学的介入便顺理成章。 考古学意义上的辨认 王国维注意到考古出土文献的重要性,但考古出土的文字资料,在考古学资料总体系中仅占很小比例。如何利用这些物质资料探索商史及商族起源问题,是王国维之后的学者们面临的一个理论挑战。 1928年开始的殷墟考古发掘,由于卜辞文字的佐证,首次从考古学上辨识出确切的晚商文化遗存。自此,将考古学与古文献互相结合印证研究商代历史成为学界主流,“二重证据法”得以发扬光大,同时对考古资料的运用也不再局限于卜辞文字。然而全面系统运用“二重证据法”探索商史尤其是商族早期历史,还需要考古学发现的系列积累和铺垫。殷墟的发掘,促使考古学者开始关注殷墟文化前身和来源的找寻。20世纪50年代,以郑州二里岗遗址为代表的早商文化遗存,被考古学界确认为殷墟文化的直接来源,这标志着商代考古学系列文化得到辨认和确立。至此,进一步上溯更早的商人文化,亦即先商阶段的考古学文化,开始列入考古学界的探索日程。 20世纪70年代,邹衡系统完整论述了考古学意义上的先商文化。他认为,年代早于二里岗商文化、分布于冀南豫北地区的漳河型和辉卫型文化,属于先商文化。同时指出,商族也应发源于这一区域,商汤灭夏即是由此南下逐步完成的。邹衡的论点在商史研究领域具有突破性意义,主要通过排比梳理物质性的器物和遗迹,研究其背后使用人群的文化特性、族属性质及活动踪迹。这是以使用非文字性的考古资料为主体,同时以文献资料为佐证,进行探索商族起源的重要试验。这一方法及论点,不仅是商史研究领域的阶段性标志,同时也是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研究的典型范例。 另外一些考古学者则有不同意见。如郑光认为豫西的二里头文化即先商文化,张光直等坚信商人起源于豫东和山东的东夷文化。这些分歧表面是观点差异,究其本质则是考古学探索的理论层面尚需完善和提升。严格说来,先商文化并非单纯的考古学文化概念,应大于或超于考古学文化范畴。20世纪90年代,李伯谦提出以下七垣文化取代先商文化的命名。下七垣文化概念的引入以及被较多考古学者接受,反映出在考古学文化中准确完整地辨识出先商文化,还需要更多的田野考古发现和更深入的理论层面支撑。 21世纪以来,考古学界在先商文化探索问题上,逐渐集中为豫北冀南说与豫东鲁西说两种论点。考古学文化内涵及结构方面的复杂性,以及在认知与把握考古遗存方面的理论建构缺乏等,成为商族起源探索进展中必须面对的挑战。 考古探索上的屏障与困境 在经历近40年的探索进展之后,考古学意义上的先商文化研究目前面临着瓶颈之困。豫北冀南说与豫东鲁西说两种论点之间的争论一直未能得到解决。文献综合考证早期商人的活动地域大致在黄河下游的太行山与泰山之间,其核心地域则集中在豫东鲁西南和豫北冀中南地区。可以说,先商文化考古探索的两种不同观点涉及的地域范围均与文献考证结果基本相合。但问题的复杂性却正在于此,这也是深入探索商族起源面临困境的主要根源之一。 在考古学意义上如何辨认最早期的先商文化遇到屏障,亦即对早期商先公踪迹文化的识别存在困难。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的年代长度大致相当,最早者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大致相应于中晚期商先公时期,不能涵盖全部先商文化。因此,相当于早期商先公时期的早期先商文化,应在年代早于二里头二期的考古学文化中寻找。符合这一要素的文化遗存主要包括4支:太行山脉两翼的晋中南龙山文化及后岗二期文化、豫东鲁西的王油坊类型和山东龙山文化等。它们与下七垣文化之间均存在若干程度的因素联系,反映了下七垣文化来源的多元性。因此许多考古学者将这4支文化中的某支或两支视为下七垣文化的渊源,进而论证其与早期先商文化的联系。这些观点虽有一定合理之处,但若宏观与细节统一探究,下七垣文化的标志性基因组不仅分别源于4支文化之中,甚至与平行的岳石文化之间也存在关联。岳石文化与4支文化中的山东龙山文化似有明显的主线传承,与王油坊类型则较为疏远。 因此,在豫北冀南地区追溯下七垣文化,无论是以绳纹陶鬲为主的器物组合群谱系,还是建筑墓葬类证据序列,上溯至先商早期时,均出现文化传承基因链条支离模糊,甚至局部中断的现象,上下之间缺乏主线主流的传承。下七垣文化难以集中明确地得到辨认,显示着该区域考古意义的先商文化谱系未能编排完整,早期商族的来源脉络难以厘清。同样,在豫东鲁西地区,从王油坊类型到岳石文化之间,也存在缺乏文化主线传承的现象。岳石文化与二里岗下层文化之间,通过南关外下层遗存建立的融接关系,至今未得到十分满意合理的解释。这一区域考古意义的先商文化谱系与豫北冀南相比,更显得支离和模糊。 产生上述屏障及困境的原因,田野考古发现的局限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理论支撑结构的缺乏与疏间,特别是非文字考古资料的阐释与文献记载互相印证的途径尚待完善。迄今为止,尽管古文献考证与考古学探索积极合力,仍不能勾画出早期商族文化形成的具体轨迹。 理论建构与探索突破 为突破目前商族起源探索进程中面临的困境,应加强考古发现与研究理论的建构。 首先,增强先商文化田野考古的力度。深入并拓展先商文化考古探索,以求在一些重要节点领域有新的发现和突破。全方位对先商文化遗存进行详细的考古调查和试掘,进而对一些重要遗址开展重点发掘。希冀发现一些能够代表文化传承基因的重要遗迹,并进一步细化先商文化的年代学研究,注重探索先商文化平面格局分布的动态演进历程,以期全面把握先商文化时空变迁的结构与体系,以此为基础探讨商族起源与族群形成及迁徙的途径与轨迹。 其次,建立先商文化考古资料标准数据库。文化与族群均存在多层的复杂结构,随着时空转换都有可能发生分化或融合,如何将它们科学准确地互相对应则异常困难。商族文化的形成历程很可能即是这种情况,在考古意义层面的准确辨识是复杂和困难的。因此,有必要在商族探源这一特定考古领域,对相关考古学文化的内涵及结构资料,建立统一标准尺度的基础数据库,在同一层面分析讨论相关的文化遗存。商早期先公时期的早期先商文化,可能包含于该地域数支龙山文化晚期遗存之中,存在形式可能是在某一时段存在于某一地域的文化之内。统一标准的考古资料基础数据分析,将有助于明确辨识商族本系文化存在细节与游移轨迹,同时还可深究数支文化的宏观共性及地域差距的背景缘由。这不仅可以完善先商文化的脉络谱系,还有可能揭开下七垣文化与岳石文化之间关系的真相。 再次,积极探索利用考古物质资料研究商先公史迹的科学途径。非文字考古物质资料与文献资料如何做到科学有机地结合,是需要长期探索的问题。廓清这些问题不仅要有考古资料的支撑,更需要历史学的综合考证。例如,要重视研究早期商族生业模式与文化特性。先商文化的复杂性很大程度上缘于早期商族亦农亦牧的生业模式,以及定居与游居交替、屡迁的生存方式。随着屡迁过程中不断融合其他部族的人群及文化,商族团因兼容而壮大势强,文化因广采而丰富多元。这与先商文化的考古特性基本相合,下七垣文化的形成具有突然性和混合性等特点,又与岳石文化关系密切,而其渊源文化则具有宏观的共性。这可能与商先公在这一地区屡屡迁徙频繁活动的特殊历史背景有关。可以说,早期商人的迁徙与游居催生了最早的商民族,此乃商族起源历程的一个重要特征。 长期以来,商族起源问题的探索是文献与考古资料有机结合的研究范例。充分认识探索进程中的不足和问题,积极寻求解决途径,力求实现第三次突破,不仅有助于商族探源进展,更为文献与考古整合研究提供一些参考经验。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