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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嘉庆年间是清代经学最为发达的时期。乾嘉学者反感宋明理学家玄谈义理，他们崇尚汉儒重视文献、讲求证据的朴实学风，以辑佚、校勘、文字、声韵、训诂等考据方法，阐明经书中的圣人之意。考据学是乾嘉时期乃至有清一代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流派，但关于乾嘉考据学是否具有义理的争论却始终存在。 乾嘉汉学无思想性之说 义理和考据是传统儒学常用的概念。考据是以训诂、文字、音韵等方法对经书内容进行考察。义理则侧重阐明经文中的思想性内容，如发掘人伦秩序、伦理道德的依据和意义等。 乾嘉学者主张以训诂等考据实学疏通六经典章制度，进而追寻经文中的圣人之意。部分近现代研究者认为乾嘉考据学没有思想性内容，他们主要从经世和义理两方面对乾嘉学术进行考察。 清末及民国学者大多认为，乾嘉考据学只在经书中钻研考索，没有经世致用的志向。研究者多将这种学风与清代文化政策联系起来。如梁启超认为清中期“文字狱”频兴，学者为自保故不敢讲习触及时讳之学，转而从事“于世无患、与人无争”的诠释训诂究索名物之学。因此，梁启超认为，清代学派运动乃“研究法的运动”而非“主义的运动”。钱穆也认为，乾嘉学术已经与清初“不忘种姓，有志经世”的风气大为不同，“一趋训诂考订，以古书为消遣神明之林囿”。 另一些研究者则侧重强调乾嘉考据学没有义理的追求。如台湾学者陆宝千称：“清儒之学，琐屑纤细，乃其本色，并无宗旨之可言也。究其本质，是术而非学。”漆永祥则认为乾嘉学者将“述”圣人之意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因此多将自己视为文献学家。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谈及清代哲学，认为清前期和中期的思想只是宋明道学家的继续，汉学家的贡献仅在于对道学家的问题予以不同的解答、对道学家所依据的经典予以不同的解释。此说是从哲学史角度否认乾嘉汉学具有独特的义理。 以经世义理为旨归之说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渐渐意识到乾嘉学者虽从事名物考证的专门之学，但他们的考据工作亦以经世和义理为志向。 漆永祥在《乾嘉考据学研究》中专章讨论乾嘉考据学的思想，认为义理是乾嘉考据学者的理想境界，乾嘉学人往往寓义理于考据之中。乾嘉学者分为吴、皖、浙东三派，分别以惠栋、戴震、钱大昕为代表，三人治学均以义理为最终目标。戴震在《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中阐明自己的治学思路是：“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可见戴震通过小学功夫解经的最终目标是揭示经文中蕴含的圣贤理义。这也正是惠栋的为学思路，惠栋是乾嘉汉学的“旗手”，虽然不满宋人凿空说理之风，但他的汉学研究仍以经书理义为最高追求。惠栋还提倡学者在生活实践中遵循先儒正己修身之学，特书楹联“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以自勉。钱大昕精研考据和史学，其治学思想强调经以明道，明体致用。孔门弟子不高谈义理，说明后儒者也是务实的明体致用之学。 周积明认为，《四库全书总目》对历史上经世学风的褒扬以及重视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农学、水利、医学等，均显示出乾嘉学者的经世意识。台湾学者张寿安讨论清代礼学研究的兴起时指出，在崇礼风气的影响下，清儒参与和领导乡约、整肃、赈灾、恤贫等社会自治也越发增多。儒者的行动往往与他们的学术工作互为表里，如胡培翚自述撰写《仪礼正义》的用世价值在于：“其中冠婚丧祭，切于民用。进退揖让，昭明礼意。若乡邑中得一二讲习之士，使众略知礼让之风，即可消兵刑于未萌。此翚所以急欲成书也。”说明以经书经世致用匡正时俗是乾嘉学者的著述动力。 持此说的研究者认为，乾嘉考据的学术工作看似繁冗琐碎，但却以明晰圣贤义理、实践经世致用为至高目标。虽然乾嘉学者并不能人人做到由考据上求义理，但由小学通义理的治学思路却得到当时大多数学者的支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