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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笔者仅就汉语迻译过程中所涉及的几个主要问题，简单地谈一下自己的管见。 （一）编撰体例 年代记一语，在英语中为Annals，其源于拉丁语的Annales。查诸各类西方史学史或西方史学编纂史著述，可以得知这种编纂体例在古罗马时代就已有之。然加洛林时代的年代记著述则有其独自的起源，似乎与古罗马的年代记关联不大。比利时著名学者冈绍夫（Ganshof）曾言：依照字面意义而言，所谓“年代记”就是“一年接一年”记录而已，这是中世纪早期修道院文化的一个产物：原本仅书写一行或几行的简短注释便扩展成为一种叙事的片段、篇章，而随着岁月流逝，一种编纂体裁逐渐地形成了。大约在7世纪末，最早的年代记出现在爱尔兰。后来，这种史著书写体例于8世纪由盎格鲁撒克逊僧侣们逐渐传入大陆法兰克地区，各种年代记编纂活动遂在许多修道院中展开，尤以加洛林家族的发源地奥斯特利西亚地区为盛。法兰克各地编纂的年代记数量达数十种之多，内容繁杂，依据其所记载内容、编纂规模等，学术界将当时的年代记划分为小年代记（the minor or little annals）和大年代记（the major annals）两大类别，前者是一种较为原始的形式，后者则展示出较为复杂的历史书写类型。 作为史料，这些小年代记的价值在于，尽管没有一年接一年地记载下来，但在时间上，它们普遍距离各自所描述的事件非常接近，有的甚至就是同时代的记载。有的时候，这些年代记提供了某些事件的线索，甚至提供了某种地区性的立场和观点。迈克·索特（Michel Sot）十分明确地指出，“8世纪期间所出现的年代记被称之为小年代记，因为它们所记载的事件都与某个特定地区相关”。随着时间推移，作为一个历史书写类别，小年代记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逐渐减弱，其缘故就是大年代记的逐步成型、壮大与发展。 大年代记之所以被学界认定是一种“较为复杂的历史书写类型”，一是因其“视野”、“取景”超出了地区、地方的偏狭维度，基本上是以对加洛林王朝宫廷和整个王国的重大事件记述为主；二是编纂涵盖时段较长，例如几部著名的大年代记所涵盖时段均在百年左右，甚至更长；三是因其书写规模较大，即虽然仍保持着一年一度的叙事框架，但其所记载的内容远比小年代记更为详尽，故而其所容含的信息量较大；四是其逐渐成为那些尚存的小年代记的史料来源。 矮子丕平加冕 虽然以往西方学界认为年代记这类文献具有一定正面积极的特征，如“其编年式的精确性对我们非常宝贵”，“为史家提供了原始材料”；迈克·索特还认为“这种年度结构框架赋予这部年代记本身以最基本的叙述色彩，使之完全脱离了任何神学的目的”等等。但就总体而论，在他们眼中，这类著述史学地位不高，价值不大。其缘故在于“年代记则将其自身限定在年复一年的记载之中，仅仅只有很少甚至没有更多的修饰，它们对各类事件的记载只是为了将其留存下来而已。因此，它们并非史家之著述”；“对于中世纪学术界而言，年代记并不属于史学著述。史学著述含有广泛的视野，有一种解释和证明的渴望。年代记则只不过是史学材料而已……因难以归类，常常被作为按字母归类的一个小小的文学种类”。冈绍夫等人也认为：“从积极方面来说，年代记之类史著的优点在于其对事实精细考核审定，在于确凿无疑和对事实年代日期的精心关注。而从消极方面而论，它们太过于简练，除了列举相互间毫无关联可言的政治、军事、教会和气候等各种事实之外，别无任何主观意图。”这些评说不由地令人想起19世纪一位文人所曾做过的表述：“编年史和年代记之间的区别并不是象人们有时所说的那样，前者是世界史，后者则只是国别史或专史；而是前者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连续性，后者只是一些互不连贯的事件的简短记载。年代记好比矿砂，编年史则是炼纯了的金属，历史家就是要以辛勤劳动把这种金属精雕细刻，使之成为完美的宝器的人”。 上述这些评价，不能说是全无是处，尤其是对那些小年代记而言更是如此。但随着对年代记，特别是大年代记史著的逐步深入了解、整理、迻译和解读，西方学术界出现了与往昔迥然不同的评价、判定。肖尔茨、尼尔森和蒂姆·路透（Timothy Reuter）等学者由于亲自操刀将《王室法兰克年代记》、《圣伯丁年代记》（the Annals of St. Bertin）和《富尔达年代记》（the Annals of Fulda）三部著名大年代记迻译为英文，故而其认知、评说更为贴切、系统、透彻和全面。 肖尔茨为其英译本撰写了一篇多达四万余言的长篇导论，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篇导论本身就是一篇具有相当水准的学术论文。他认为《王室法兰克年代记》是加洛林时代最为重要的历史著述，其价值意义在于它既是加洛林时代的史料，也是长期以来所公认的中世纪历史编纂学的典范。他所援引的20世纪中叶莱斯特内尔（M. L. W. Laistner）的一段话语，对我们关于该年代记的编纂特征和学术价值的认知可谓是意味极其深远： 《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简洁、朴实无华的叙事；但是其范围却受到限定，许多与该书编修者们有关的政治、外交和军事历史事件都被隐匿在黑暗之中。仅仅依据这部对历史事件简要的年代记记述，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指望对各种动机做出分析，或对各类事件的起因、影响加以深入的理解。然而《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一书却必须被作为一部查理曼统治时期最为重要的唯一的史料来看待，对欧洲历史这一关键时代的任何重构都必须以它作为基础。 尼尔森在其为《圣伯丁年代记》所做导论中说道，9世纪这一时代是西欧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关键阶段。大凡在每个重要历史事件上，现代史家们的解释都是见仁见智，大相径庭……这种对峙、争辩构成了一种挑战。而对任何一位试图对这一时期历史做出自己论断的人而言，在提供基本史实方面，《圣伯丁年代记》一书都要胜于其他任何一部历史文献。她还以相当别致的话语指出，只要对这些年代记史册不怀有“枯如尘土的陈年旧账”之类的偏见，读者们便可发现其内涵可谓是“别有洞天”。 蒂姆·路透认为，这些按照年复一年的框架组织起来的事件内容已不再仅仅只是备忘录（aide-memoire）这种简单类型，已经演化成为一种复合型的历史叙述了。到查理大帝统治时代，这类著述的编纂已相当充分，它们既记载了各类事件，又对这些事件有所评价，甚至试图对其加以解释。这些主张与前述将年代记排除在史学著述之外的观点可谓是天壤之别，截然不同。在他们看来，大年代记绝非仅仅只是某种矿砂初级原料，甚至也不仅仅是由矿砂提纯出来的某类金属，而是制作精美的上等史乘。 一批声名卓著的学者对大年代记史著的价值地位的评价甚高，认为由《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为代表的大年代记史著，为加洛林世界所发生的各类事件提供了一份详尽的记载，它构成了当时那个时代史学著述中最为充分详实的历史篇章。在法兰克加洛林时代的历史与文化研究领域沉浸多年，其学术成就为学界所公认的R.麦基特里克也曾多次强调年代记著述构成了8、9世纪法兰克最基本、最主要的叙事史料。而且已成为9世纪法兰克帝国历史写作的主要手段之一。在其主编的《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第二卷导言中，她还指出：以“法兰克各类年代记为核心的那些记载着各种事件的各种历史想象，就或许可被看作为是当时的人们对过去的各种想象、以文字形式对当时各种事件所作出的反应以及渴望对后世提供一种解释所交集之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