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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海登·怀特的历史叙述主义和F.R.安克斯密特的历史表现论是当今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哲学领域并列的两大范式。有趣的是，海登·怀特的另一大史学创见——影像史学并未在其自身学说中获得最充分的理论价值，反而在安克斯密特的历史表现论视域下成为绝佳史学叙述载体。在历史表现论视域下，影像史学在知识传播和美学表现两方面都具备一种特殊的“实验性”，即基于不确定条件的探索性。因此可以成为历史教育完成知识传播与文化渗透双重目标的重要手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相应的，也应具有较专门的方法论。 关 键 词：历史表现/影像史学/历史教育 标题注释：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历史教育与文化传承”(项目编号：16JJD770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邓锐，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近年来一大批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在国内风靡一时。像《建国大业》、《甄嬛传》与《妖猫传》等，都不仅仅作为一种流行文化而存在，也成为传播历史知识与文化的重要平台。一方面，其显示出专业史学无法比拟的传播力而引人关注；另一方面，其在史实和文化内容方面的不足又备受争议。史学界对此也颇有关注。除了一般性的讨论外，实际上专业史学还有更为系统的理论能够作为分析与合理使用历史题材影视作品甚至进行创作的理论——影像史学理论。早在上世纪90年代，周梁楷与张广智先生便将影像史学理论引入中文学界，并进行了深入探讨。但是影像史学在历史教育中的价值与运用方法还有待进一步讨论。 一、历史教育情境中影像史学与历史表现论的沟通 历史教育既具有理性层面的知识传播价值，又具有非理性层面的情感沟通和品格培育价值。因此它既是一种具有科学特征的真理传播过程，又是一种具有美学特征的文化渗透过程。作为一种文化育人的重要形式，它具备多种功能，也具有“整体性”和“渗透性”等特点。史学理论在上世纪70、80年代以来的发展对历史教育的双重性质阐发越来越深刻，理应成为历史教育的重要借鉴和指导。70年代历史叙述主义(historical narrativism)的兴起促成了史学界对历史学非理性层面的关注，并衍生出了荷兰史学家F.R.安克斯密特(Franklin Rudolf Ankersmit)的“历史表现(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理论这一特殊形式。历史表现论以宏阔的视域融汇后现代主义与历史主义，同时具备历史教育所关注的真理价值与美学价值。80年代被提出的“影像史学”(historiophoty)在理论进路上受历史叙述主义影响而起，或将成为史学媒介革命的先声。在历史表现论视域下，影像史学显现出在历史教育中的独特价值和应用途径。 历史教育是一项面向广泛接受主体的特殊传播活动。传播学意义上的历史教育相对于一般知识传播的特殊性主要在于，不仅要传授历史知识，还要在传播过程中诉诸情感等主观感受，从而影响接受主体的思想和品格。这即是说，历史教育不仅是一种理性的知识传播活动，同时也是一种非理性的人格形塑过程，通过诉诸情感的文化渗透完成。虽然在以往的历史教学论中，人们注意到了历史教学的非理性层面，但是关于如何实现这一层面上的教学效果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而在更广泛意义上的历史教育中，如何通过诉诸情感来发挥历史知识的传播效用，更有待探讨。如果将怀特和安克斯密特等人近40年来的史学贡献合而论之，正可以尝试发展出同时在理性与非理性层面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教育价值论与方法论。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历史叙述主义、影像史学与历史表现论具有密切联系。20世纪70年代，美国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以《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开创了当代叙述主义历史哲学，使西方历史哲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迫使史学家意识到史学的非理性层面，从而使19世纪兰克(Rank)以来的现代科学主义史学关于“真实”与“真理”的追求遭到当头棒喝。科学主义史学的“真实”乃至“真理”，建立在“理性”基础上，认为通过“理性”可以获得确定性的事实；而叙述主义则通过文学理论的引入强调历史学的非理性。历史学建筑在“理性”基础上的“真理”受到动摇的同时，历史学的非理性价值——“美学”价值则日益突显。由此西方史学的美学追求更加明显，出现了西蒙·夏玛(Simon Sharma)等人的从求真到审美的史学创作转向。夏玛于1991年出版Dead Certainties：Unwarranted Speculations，放弃追求确定性真实，转而追求历史文本的审美高度。在这本备受争议的名著出版前3年，海登·怀特提出“影像史学”的概念，提倡将影像作为历史记录的一种方式。此后，对影像史料的研究和以影像方式进行历史记述的史学尝试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兴起。当历史以影像的形式被记述时，其美学要求已不言自明。因此，追求非理性的美学价值，成为后现代主义史学的重要标签之一。而真正将美学价值提升到根本地位并进行系统阐发的则是安克斯密特的“历史表现论”。 历史表现论将历史叙述主义的美学追求发挥到极致，同时又重新回归真理追求。安克斯密特提出历史表现论，距《元史学》问世已有大约30年，对历史叙述主义有重要反思。一方面，历史表现论从美学角度来探讨历史文本，从而将史学记述的目标从对外在表象的记录转为对内在意蕴的表现。安克斯密特往往用绘画比喻历史作品，认为绘画可以更深刻地再现描绘对象的情态风神，比之照相的简单记录更加深刻。另一方面，安克斯密特又对怀特以来的历史叙述主义做出重大调整，突出表现在重新确立理性在历史学中地位，从而推崇历史学的真理价值。在安克斯密特的历史表现论中，文本之外仍然存在着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真实，这个真实仍然需要通过确定性的陈述来表现。因此，历史表现论要求真理与美学两个维度的价值。从史学实践的角度来看，影像史学是最符合其史学理想的表现形式。反过来，影像史学也只有在历史表现论视域中才能获得最大的价值。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怀特和安克斯密特为代表的叙述主义成为欧美历史哲学主流，备受关注。而影像史学也颇受重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历史评论》已开始设立专栏讨论历史影视剧，到怀特提出影像史学概念后，相关讨论更趋热烈。随着这些讨论的深入，史学记述的真理特性与美学功能都日益得到阐发，影像史学研究也愈益深化。但在笔者看来，这些讨论目前有两个明显可加强的地方：其一，学界往往将怀特与安克斯密特的历史叙述主义理论作为当代历史哲学的两大范式而加以比对，却没有注意到怀特的另一大史学创见即影像史学与安克斯密特理论的契合之处。包括怀特和安克斯密特两位先生本人也很少讨论这一点。其二，学界较少有人将当代历史哲学的这些热点讨论系统引入历史教育领域。本文希望在历史教学情景中，沟通影像史学与历史表现论，并初步探讨二者对历史教育的意义。西方新文化史先驱娜塔莉·戴维斯(Natalie Davis)在影像史学方面做过大量理论与实践工作，曾把影像史学称为“历史实验室”。影像史学的这种“实验”性质亦即在不确定条件下的探索性。安克斯密特的历史表现论同样强调“视界最大化与独创性的双重要求”对史学的重大意义，②因而也具有一种“实验性”。在历史表现论视域中，影像史学的实验性具有突出的实践优越性。 怀特的影像史学实继其历史叙述主义之思想路径，曾语及其撰述《元史学》之动机系受意大利思想巨人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影响。克罗齐是横跨政治学、哲学与历史学等几大领域的人物，其在思想史上的发凡起例之功，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命题蕴含着一种形而上的深刻思辨色彩。或许怀特之以修辞学思辨史学记述，正是这一跨学科思辨传统的当代回响。怀特的历史叙述主义对史学叙述进行形而上反思的路径是修辞学视角，通过对史学叙述情节安排的分析，而将史学叙述区分为若干种修辞类型。这种区分背后有一个思辨前提，即认为“史学家表现出一种本质上是诗性的行为。他预构了历史领域，并将它设置成施展其特定理论的场所，他正是用这种理论来说明在该领域中‘实际发生了什么’”③。这种对史学叙述在文本之外前提的考察，自然会导致超越(书写)史学文本的关注。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末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大行其道的背景下，影像史学概念的提出也就不足为奇。 怀特敏锐地觉察到，普罗大众的历史知识实际上主要系由接受历史题材影视作品而来，专业历史著述在大众传播领域实际上影响力甚微。因此作为一个立意创新的学者，他跳出专业史学窠臼，转而从接受层面注意史学形式，也就自然会发现书写史学与影像史学两种不同的类型。1988年《美国历史评论》组织的一次关于历史影视作品的专题讨论中，怀特的文章《书写史学与影像史学(Historiograhy and Historiophoty)》正当其时，顺理成章地将影像手段正式纳入史学记述手段，从而奠定了影像史学的理论基础。 怀特将影像史学正式引入专业史学领域，并对其下了一个定义：“以视觉图像和电影叙事进行的对历史与历史观点的表现。(the representation of history and our thought about it in visual images and filmic discourse.)”④在怀特的语境中，影像史学的“表现(representation)”并没有被深入解释。这一定义的重点不在“表现”，而在于作为方式的“影像”。之后中外学者对影像史学的论述也更多围绕着记述方式展开，而较少直接关注“表现”本身，或者仍然从认识论角度将“表现”视为对事实的反映。 根据后来学界的讨论和影像史学自身的发展，笔者认为影像史学实际上并不囿于影视和图像，应当是以影像手段及相关声音传达历史信息、表达历史见解的史学形式。影像史学对媒介的关注正是怀特历史叙述主义从修辞学进路探讨历史文本的形式与结构特征的一贯思路。但怀特始终为对文本与事实的关系问题做出明确阐释，因此影像史学与书面史学一样在怀特理论中无法论证其表现事实的能力，只具有美学价值而不能自证真理价值。在沟通文本与事实的后现代努力中，最引人瞩目的便是在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界唯一可在独特性方面与怀特比肩的安克斯密特⑤。 安克斯密特从哲学进路来恢复历史文本与历史事实之间的联系。在他的理论中，历史主义“认为一个事物的本质存在于其历史中”⑥，而通过历史主义这样与科学不同的本体论立场⑦，他建立起了一种既不同于近代以来实证史学也有别于怀特历史叙述主义的史学主张。安克斯密特主张的历史文本与历史事实之间的联系已经永远离开了认识论范畴。他并不认为语言是对历史事实的反映，也不认为历史学家的活动是通过语言来达到背后的指称对象那么简单。安克斯密特认为“当历史学家们在探讨过去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探讨他们的叙事建构性——要我说的话，就是他们的“叙事实体(narrative substance)”⑧“叙事实体”是安克斯密特史学理论的一个起点性概念。他认为史学叙述文本会形成一种语言学上的实体，这一实体无法等同于其所希图反映的历史事实。历史学上诸如“中世纪”这样的概念都是在史学叙述中产生的，它们对应的事实不可能像自然存在物那般轮廓清楚的摆在人们眼前。由此史学叙述文本在安克斯密特那里具有了实体意义。他的名著《叙述逻辑：历史学家语言的语义分析》也由此产生。在完成了“叙述实体”的概念建构之后，“历史表现”问题便成为安克斯密特史学理论的延伸。他主张“从美学的观点看历史编纂”⑨。在美学视域中，表现本身即为唯一的实体，其地位要超过作为表现对象的事实。就好像作为表现的一幅风景画的意义远比作为原型的风景深刻和丰富。因此就美学意义来说，史学叙述的重点不在于机械地反映历史事实，而在于表现出对象的情态风神。因此历史表现论变传统史学的“写实”求真理念为“写意”求真理念。史学求真理念的美学转变意味着史学文本不仅具有美学层面的价值，同时作为一种表现也具备了真理性陈述的可能性。实际上，安克斯密特同时也坚持历史学是“本质上理性的学科”⑩，这样他的历史叙述主义便与偏重文学性层面的怀特理论分道扬镳，而突显出真理(理性)与美学(非理性)的二重性。 在安克斯密特那里，“表现(representation)”成为历史学关注的焦点。虽然他的论述主要围绕怀特所言“书写史学”而展开，但实际上“影像史学”才是安克斯密特历史表现论的最佳载体。这是因为：首先，影像史学的表现手段远较书写史学丰富和直观，也就是说其表现力更强；其次，影像史学的艺术追求和媒介特性自然使其美学意义更为强烈；再者，从理性层面而言，影像史学要求更强的确定性。因为影像必须呈现出具体的形象，而不能像书写史学那样进行模糊的描述。影像史学的这些表现论特点，正是历史教育达到知识传播和人格形塑目的的理想手段。在知识传播层面，影像史学的确定性是表现论所要求的理性的表征；在文化渗透层面，影像史学的直观表达特性又是表现论所要求的美学意蕴的最佳表现形式。影像史学在真理与美学两个维度上的实验性探索必将成为历史教育的重要手段和依托。 影像史学相对于传统史学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并非完美。美国史学家赫利希(David Herlihy)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影像史学的局限性：影像史学可以有效地表现历史视觉效果，但也不能表现历史的全部。更重要的是，如果电影在美学追求之外还有对历史的探索，就需要有批判手段。然而历史学所必须具备的批判性往往为电影所欠缺。(11)虽然这些局限性无法从根本上克服，但是如果从理论上加以讨论，仍然有助于扬长避短，合理发挥影像史学在历史教育中的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