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技术文明在当下的迅速发展带来了民间故事如何对接城市发展的实际问题。在绍兴,师爷故事承载着传统的智慧与乐趣,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绍兴文化人基于城市发展对之采取的活化措施,可归总为情境叙事、行为叙事和活化演绎三者。这些策略立足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是民间故事恢复行为实践能力、服务社会生活的有效手段。 关键词:传统智趣;当代表述;绍兴师爷故事;活化 一、问题的提出 对于民间叙事生长机制的关注,一直伴随着民间叙事学研究的脚步。从阿尔奈-汤普森叙事类型研究、普罗普故事形态研究到口头程式理论对于叙事传统的关注,民间叙事的稳定性与变异性一直是研究者绕不开的话题。近年来,从刘魁立民间叙事“生命树”概念出发,施爱东关于故事“无序生长及其最优策略”的提法、陈泳超“传说动力学”对于地方社会微观权力关系的关注、康丽对于故事形态与文化文本互构关系的阐发、岳永逸对于民间叙事当下生态的关注等等文章从不同层面阐发,将民间叙事内在机制研究推向当下的现实维度。在民间叙事的当下应用方面,较为典型的包括杨利慧及其学生关于民俗旅游的系列讨论文章,这些文章从具体案例出发,关注到当下旅游业对民间叙事资源的创造性应用,及其与当地社区的互动关系;毛巧晖对民间叙事中民族国家话语、文化精英等元素对于文本重构现象的关注;林继富等学者对于民间叙事传播媒介的关注等等。大量的研究已经将目光聚焦到了民间叙事传承、变化过程中的各个侧面。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民间叙事发生情境、内在本源探索在当下作为的思考,仍可继续深入。为讨论上述问题,笔者将通过对绍兴师爷故事在当下城市发展中活化运用的案例考察,结合民间叙事内在逻辑进行解读并提出考量,希望能在学理上为此问题的深入讨论提供思路。 绍兴位于浙江省中北部、杭州湾南岸。不同于多数传统民间故事根植的乡土空间,绍兴是一个文脉深厚的传统城市。于越文明自先秦便萌芽于兹,此后,绍兴又在历代文明的逐层累积中形成了颇具特质的地方传统:明清二代,读书与经商代替了“晴耕雨读”的生活方式,成为绍兴多数男子的职业选择,明代袁宏道便曾评价当时的绍兴城中“士比鲫鱼多”。由于通过科举制度得以晋升的人才有限,不少读书人成为各地府衙中的幕僚,专门为官员整理文书、出谋划策。来自绍兴的幕僚位数众多,且出于亲情乡谊喜欢抱团共事,“绍兴师爷”的声名遂逐渐响亮,古民谚中便有“无绍不成衙”之说。 民众对知识和智慧的普遍追求为师爷故事在绍兴的生长提供了基础。师爷故事通常以名不见经传的绍兴刑名师爷为原型、以他们的为幕经历为基础,叙述他们施展智慧与才学,在百姓与官僚之间调停斡旋、解决纠纷。由于师爷群体基数庞大,故事中的师爷形象也是多种多样、亦庄亦谐,既有为民请命、巧解疑难的好师爷典范,也有通过手中的文字权力混淆黑白的恶讼师形象。清代昂孙《网庐漫墨》中便有“绍兴师爷之魔力,遂足以颠倒官僚”之说;鲁迅描摹的“二丑”形象:“有点上等人模样,也懂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但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没有义仆的愚笨,也没有恶仆的简单”亦有坏师爷的影子。绍兴师爷由此被称为“刀笔吏”。历经百年的师爷文化使师爷故事在不断流转中形成集群,成为绍兴地域文化传统的构成部分,并逐渐演化成类型化的叙事特征:金荣华所编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类型编码“920F巧言避讳”“926A-U孩子到底是谁的(所罗门式的判决)”两个大类,便囊括了当下大部分师爷故事的情节类型。 改革开放以来,良好的文化基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使绍兴的文化人较早地将目光聚焦到对于故事资源的保护、开发与活化之中。2007年,“绍兴师爷故事”入选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于故事传承保护的讨论被进一步提上日程:面对不断发展的城市空间,老街、弄堂等承载故事的传统场所在绍兴已经不复多见;城市发展涌入的农村人口与外来移民,增加着绍兴人口的异质性。从传统的市井熟人社区到异质性较高的现代城市社区,绍兴师爷故事也面临着如何通过对接、调整与更新适应新的城市生活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