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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過回顧清華簡和安大簡中與傳世文獻中的「穫」和「刈」字對讀的楚簡文字的考釋，和包山簡、郭店簡、上博簡中與「竊」、「察」、「淺」、「辯」等字對讀的幾個楚簡文字的考釋，來討論古文字考釋的方法論問題。 李零和吳振武都曾經倡導編寫古文字的發明史、古文字考釋史，[1]本文的討論可以說是古文字考釋史、古文字學術史的一部分。對古文字考釋的學術史回顧，可以幫助我們從中總結出一些方法論上的經驗與教訓，這不但有利於古文字考釋的進一步科學化，也有利在眾說紛紜的情況下，鑒別和判斷不同的考釋哪一個比較可信，權衡利弊得失。這樣，古文字的考釋不再是跟風站隊，盲目信從某些權威的說法，而是在古文字研究領域裡，擺事實講道理，破除迷信，推動學術的進步與發展。 筆者認為面對「言語異聲、文字異形」比較嚴重的戰國文字，在考釋的方法論上應該有一個轉折：從原先「以形為主」的方法，轉變到「音形義綜合」的方法，尤其在音韻分析上，要更加嚴格、細緻、明確，符合一般語言學、語音學的演變規律，把古文字研究進一步科學化。 表一：疑難字字形表及其上古音構擬
一、釋清華簡、安大簡中可與傳世文獻的「穫」和「刈」對讀之字 《清華簡（壹）》中有一個疑難字A（字形見表一），在〈金縢〉中出現兩次：簡9:「是歲也，秋大熟，未A1」；簡13-14:「歲大有年，則大A2」。簡9句末一字，今本《尚書·金縢》作「穫」。因此，一般大家都認為可以和清華簡A字對讀的應該是「穫」字。 根據這條線索，清華簡的整理者懷疑此字即「『㕡』字，㕡，曉母鐸部，讀為匣母鐸部之『穫』」。[3]李學勤則根據與其他秦簡、楚簡字形的相似性，認為是「毄」字，讀為「穫」。[4]何有祖認為清華簡A1-2這兩個字都應該釋為「穫」，但沒有對該字進行分析。[5]宋華強認為該字形與「㕡」字相差甚遠，而認為該字當是从列聲，讀為「穫」。[6]張崇禮將該字分析為「从攵列聲」，「列从  聲，和乂同屬疑紐月部」，所以該字所代表的詞可以釋為「刈」，並通過甲骨文字的聯繫，推論刈和穫是同源關係，因此該字既可以釋為「刈」，也可以釋為「穫」。[7]鄔可晶則認為該字从刀、壑聲，推測是刈穫之「穫」的一个異體。[8] 最近，徐在國根據安徽大學藏楚簡又提供一條新的線索。在安大楚簡《詩·周南·葛覃》中「是刈是濩」的「刈」字，寫作从禾从A字的左旁（也就是B1）。因此徐在國認為該疑難字是刈穫之「刈」的一个異體。[9]徐文發表之後，葛希谷（蘇建洲的筆名）馬上發表〈是「刈」還是「穫」〉的文章，提出反對意見，維護該字及其他相關諸字是「穫」字的觀點。[10] 筆者認為把這個疑難字釋為「穫」，是有問題的。回顧這個字的考釋史，我們可以看到，正確認識這個字有兩個主要障礙：一是該字的左旁字形與我們已知的「歺」的字形不太相類。因此，如果一開始就從字形出發，就不容易認識到這個看上去不同寫法的字形，其實就是「歺」字。徐在國雖然得到安大簡的新線索，但也是覺得「還無法對這個字做出科學的分析」，[11]恐怕也是因為字形上的障礙。二是音韻分析上的疏忽與論證邏輯上錯誤。雖然蘇建洲等通過字形的比較，已經辨識出這個字形是「歺」，[12]但是由於音韻分析上的疏忽（事實上「歺」與「刈」音近，與「穫」相差很遠），又回去維護原來釋「穫」的觀點。這些都是「以形為主」和「濫用通假」的考釋方法造成的不良後果。在目前古文字考釋的文章中，這樣差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值得我們提出來加以分析探討。 （一）釋「毄」的考釋 我們先來看李學勤的考釋。在〈釋清華簡《金縢》通假為「穫」之字〉一文中，李先生根據清華簡二〈繫年〉120簡的「繫」字，認為這個疑難字就是「毄」字。他舉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中的「毄」字和《戰國文字編》中的「陳」字的形體變異，指出「所以這裡（引者按：指清華簡）「毄」的字形變化不足為異」，[13]這樣把「穫」與「毄」的兩個字形聯繫起來。因此，李先生是先從字形入手的。接著他解釋： 「毄」是見母錫部字，何以能假讀為「穫」？原來「毄」、「 繫」都在見母錫部，而「繫」與「畫」又在匣母錫部。《孟子·公孫丑下》：「孟子去齊，宿於畫。」《史記·田單傳》集解引劉熙注：「畫音獲」。「毄」、「穫」通假，於此可證。「獲」、「穫」均為匣母鐸部，同錫部韻為旁轉。[14] 李先生這裡是用遞進式的推論：A=B，B=C，C=D，所以推論出 A=D。可以圖示如下： ∵ 毄＝繫（都在見母錫部） 繫＝畫 （都在匣母錫部） 畫＝獲 （《史記·田單傳》集解引劉熙注：「畫音獲」） ∴ 毄＝穫 抽象地看，這個推論似乎是簡單的邏輯推理，並沒有甚麼問題。但是落實到這個具體的例子中來，由於A、B、C、D並不是在同一時間層次上的，C1和C2是歷時演變的關係，即C1 > C2，畫和獲的上古音並不接近，而是畫的讀音發生變化，到後漢時期與獲的讀音接近，因此，李先生這樣的推論是不能成立的，即A=B, B=C1, C2=D ，因為C1 > C2，不可能推導出 A=D。在李先生的證據鏈中，最主要的證據是南朝宋人裴駰所著《史記集解》中引東漢末年的經學家劉熙（公元2世紀）的注。雖然我們根據其他材料知道，畫和獲在後漢時代才有讀音趨近的傾向（也還不是同音），但是，不能因為它們後來接近，就推測在更早的詩經時代它們就語音相同或相近。 畫 OCM *wrêk or *wêk > LHan *ɣuɛk > MC ɣuɛk 獲 OCM *gwrâk or *wâk > LHan *ɣuɑk> MC ɣwâk[15] 更重要的是，這裡的A、B、C1、C2、D之間並不能完全用等號（＝）來連結，因為即使聲母韻部相同，也不說明這兩個字的上古音就是同音（參見下面關於開合口的討論）。劉熙注的「畫音獲」，也只是說它們讀音近似（≈，如數學公式中的近似）而已。用A≈B, B≈C，即使A、B、C是在同一時間層次上，在這樣的條件下，也不可能確定地推斷出A=C或A≈C 。這就要具體地看A、B、C到底是甚麼樣的關係，到底近似在哪些方面。 因此，李先生這裡的推論是有缺陷的。雖然在字形的認定上，可能還見仁見智，但是，在音韻的分析和推論上，是時代錯亂的。這是筆者認為李先生的考釋不能成立的主要原因。 （二）釋「㕡」的考釋 接下來我們看清華簡原整理者和鄔可晶的考釋。原整理者和鄔可晶都認為該字是「㕡」字。㕡，曉母鐸部，讀為匣母鐸部的「穫」。如果光以聲母和韻部為單位分析上古音的話，看上去這兩個音似乎很接近。但是，由於「㕡」的中古音是開口字，「穫」是合口字，上古音研究中已經有學者明確指出，上古的兩個字即使聲母、韻部相同，如果開合不同就難以通假。把這個觀點說得最明確的是日本學者古屋昭弘：[16] 上古音中具有相同或類似（原注：主要指發音部位相同的情況）的聲母而且韻部相同或在對轉的關係上的二字，如果其中一個字具有合口成分（包括聲 母Kw-、圓唇主元音等在內）一般不可能互相通假。[17] 開、合口本來是中古漢語語音中區分語音差別的一個類別。在中古音的合口韻字在主要元音之前有介音-w-（[u]），而開口韻字就沒有這個介音。在《廣韻》的分布中，合口韻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開合合韻」的合口，即這些韻的開、合口字同在一個韻部之中，而且這些韻類的合口往往出現在喉、牙、唇聲母。這類韻部的合口，一般認為主要是聲母的圓唇化（即Kw-）。到唐宋時代，它們也逐漸演變為[u]介音。另一類是「開合分韻」的合口，即這些合口韻字，分立在不同的韻目，一般出現在各組聲母字（喉、牙、唇、舌、齒音）中。它們之所以與相應的開口韻分立，是因為有[u]介音的不同，而且更重要的是主要元音是圓唇元音，這樣才明顯地與相對的開口韻形成對立。[18] 從中古音往上推，現在很多學者認為中古的合口字，可以追溯到上古音的圓唇化喉牙音（即*Kw-）和圓唇化元音。一部分合口韻母可以在舌齒音聲母之後出現，雅洪托夫認為這些音節原來是有圓唇的主要元音*u或*o，後來主要元音發生裂變成為*wə或*wa。[19]因此，牙喉音聲母的中古合口韻，追溯到上古音時，需要有押韻等其他材料才能確定圓唇元音是否已經裂變成複合元音。白一平進一步從《詩經》的押韻，認為雅洪托夫的圓唇元音到《詩經》的時代可能就已經裂變成複合元音。[20] 無論如何，上古音中即使兩個字，聲母和韻部都相同，其中一個有合口成分（即圓唇化喉牙音*Kw-、或圓唇元音、或圓唇元音裂變的複元音），另一個沒有合口成分，那麼這兩個字在讀音上是有明顯差別的，因此它們之間不可能通假。雖然就現在所知的材料，這條規則也有一些例外，古屋昭弘在上述文章中也對這條規則的例外進行了說明。[21]在古文字研究中，我們也可能會發現更多這樣的例外。但是，現有的例外不足以推翻古屋昭弘上面提出的結論。因此，不能把例外當作一般的通則，無條件地隨意演繹推廣，以致搞亂整個上古音韻系統的構建。另一方面，如果能積累更多的例外，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分析開合口問題的歷史演變，以便得出更嚴密細緻的結論。 「㕡」曉母鐸部 (OCM*hâk/B-S *qhʕak)，與「穫」匣母鐸部 (OCM*gwak/B-S*m-qwʕak)，看上去上古音似乎很接近，但是，由於開口合口的差別（㕡是開口字，穫是合口字），也是不能通假的。再加上正如後面宋華強等學者指出的，清華簡中的這個疑難字和「㕡」字在字形上的確相差較遠，因此，筆者認為釋該字為「㕡」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 （三）釋「列」的考釋 下面來看宋華強的論證。在〈清華簡《金縢》讀爲「穫」之字解說〉一文中，宋先生反對原整理者把該疑難字釋為 「㕡」字，也是從字形出發，參照《說文》和馬王堆帛書的寫法：「可見把A（引者按：也即上表中的A字）釋爲「㕡」是有問題的」。[22]在字形上他認同陳劍和蘇建洲把該字的右旁釋為「列」，从「列」得聲，讀爲「穫」。他的文章主要解釋了 「列」怎麼可以讀為「穫」的問題。宋先生的論證方式在目前古文字考釋的文章中比較常見，因此我們不嫌煩瑣，摘錄如下： 「列」屬來母月部，「穫」屬匣母鐸部。從聲母來看，來母和匣母相通的例子很多，如从「各」聲的字中，「洛」、 「雒」、「絡」、「駱」屬來母， 「貉」、 「垎」、 「佫」 屬匣母。从「果」聲的字中，「裸」屬來母，「踝」屬匣母。从「皆」聲的字中，「諧」、「瑎」屬匣母，而西周金文以「楷」通「黎」，「黎」屬來母。从「兼」聲的字中，「嫌」、「稴」屬匣母，「廉」、「磏」、「鐮」屬來母。 從韵部來說，很多學者都指出歌部與魚部有關，如李家浩先生就曾經舉出過這方面的很多例子, 玆引其說如下（原注：李家浩：《攻敔王姑義  劍銘文及其所反映的歷史》，《古文字與古代史》第一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7年9月）: 《史記·趙世家》趙武靈王十七年「爲野臺」，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云：「野臺一名義臺。」「野」屬魚部，「義」屬歌部。《詩·周頌·維天之命》「假以溢我」，《說文》言部「誐」字說解引「假」作「誐」，「假」屬魚部，「誐」屬歌部。《周禮·春官·典瑞》「疏璧琮以斂尸」，鄭玄注引鄭司農云：「疏，讀為沙。」「疏」屬魚部，「沙」屬歌部。……此是歌、魚二部的字音相近的例子。 最近洪颺先生也舉出很多例子說明魚部、月部的相通，可以參看（原注：洪颺：《從  簋銘文“ 公休”的釋讀談古文字資料中魚部字和月部的相通》，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十八次年會提交論文，北京，2010年10月）。其中提到戰國兵器銘文中「戟」既可寫作从「各」聲，也可寫作从「丯」聲，是裘錫圭先生討論過的（原注：裘錫圭：《談談隨縣曾侯乙墓的文字資料》，載氏著《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年8月，第417頁注20），「各」屬鐸部，「丯」屬月部。另外，上博簡〈姑成家父〉「三郤」之「郤」寫作从「土」、「丯」聲之字，「郤」屬鐸部，「丯」屬月部。這些是月部和鐸部相通的例子。 通過以上舉證可以看出，把A看作从「列」得聲，讀爲「獲」，是沒有問題的。[23] 這樣，把兩個字的上古音聲母和韻部拆開來分析的論證方式，通常的步驟是，先證明聲母A與聲母B 「相通」，韻部C和韻部D 「關係密切」，然後得出結論A母C部的字與B母D部的字也「關係密切」，「可以通假，沒有問題」。但是從一般語言學的角度來看，這種論證方法即使不說是完全錯誤的，也至少是很不嚴密的。 首先，漢語的語音的演變多數情況下並不是聲母歸聲母、韻部歸韻部分別演變，然後可以再機械地把它們拼合在一起的。語音的演變要從整個音節出發考慮。[24]語音變化的情況繁多，一般情況下，一個詞的聲母與韻部是合起來，作為一個整體而發展演化的。聲母會對韻母有影響，韻母也會對聲母有影響，也還有其他因素的影響。這些王力在《漢語語音史》中有清楚的分析與說明。[25] 其次，討論語音關係時，最主要的是要說清楚時間、地點以及變化的條件。如王力所說，「語音的一切變化都是制約性的變化。這就是說，必須在完全相同的條件下，才能有同樣的發展。反過來說，在完全相同的條件下，不可能有不同的發展，也就是不可能有分化」。[26]「語音發展規律之所以是嚴整的，正因為它是受時間、地點和各種不同條件所制約著的。……只有從時間、地點、條件三方面來看漢語發展的規律，漢語史的研究才能夠有成績」。[27]目前古文字考釋的論證中，作者常常只是舉證某聲母與某聲母「相通」，某韻部與某韻部「關係密切」的多個例子，而且往往只舉結果，不分析得到這個結果的條件。很少有人去問聲母或韻部 「相通」的條件是甚麼？為甚麼可以「相通」？為甚麼會「關係密切」？到底是甚麼樣的「密切關係」？因為在一種條件下，可以「相通」的兩個聲母或韻部，並不說明在另一種情況下，它們也可以「相通」。因此，弄清楚兩字「相通」的前提條件是語音分析中非常關鍵的一步。 第三，宋先生用「各」、「果」、「皆」、「兼」的諧聲系列中分別有屬來母和匣母的字，來證明「來母和匣母相通」，這樣的論證是有問題的。在這裡我們不必去討論上古漢語的複輔音問題，而僅就一個基本的事實，就可以看出這樣論證的謬誤。據統計《說文解字》中來母與處於喉牙舌齒唇各個部位的26個不同聲母都有諧聲關係，[28]如果按照上面的論證邏輯，是否來母將與26個聲母都「相通」呢？顯然這是不可能的，是違背一般語言學常識的。限於當時的語言學的水平，清代學者認識到諧聲系列中可能對應多個不同的中古音的聲母，他們用含糊的「通」、「轉」或「一聲之轉」來解釋。[29]這些含糊的概念都在目前古文字考釋中的「相通」、「關係密切」、「字音相近」等術語中繼承了下來。但是，很多這樣的解釋是違反現代語言學的一般原理的。[30]雖然對於諧聲現象的性質，學者還有不同的認識，而且來母在諧聲系列中有它的特殊性，但是從這個極端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目前的古文字考釋中的音韻分析是落後保守的，很多理論和方法還停留在前現代的水平，沒有隨著現代語言學、音韻學的發展而跟進。 第四，在上述漢字是連續一脈的前提之下，這種「以形為主」的古文字考釋的致命弱點是缺乏正確的時空觀念。比如，宋華強羅列的李家浩舉的例子，大都是有問題的：漢代的《史記》中記載的「野台」，唐代的《括地志》說「一名義台」，不但從漢到唐有時間差，而且一個地名的又名，為甚麼就可以作為「野」和「義」有語音通假關係的證據？漢代的《說文解字》引《詩經》的「假」為「誐」，為甚麼就是魚部與歌部相通的證據？假如說它們之間有語音關係，也首先可能是歷時演變的關係，而不會是共時的「相通」。《周禮》鄭玄注引鄭司農說「疏，讀為沙」，恰恰不是「魚部與歌部相通」的例子，而是因為語音的歷時演變，到後漢時代，原來是魚部的「疏」字，與原來是歌部的「沙」字，讀音變得相同了。 疏 OCM*sra > LHan ṣa> MC ṣjwo > shū 沙 OCM*srâi > LHan ṣai > ṣa > MC ṣa > shā [31] 再如，戰國兵器銘文中「戟」既可寫作从「各」聲，也可寫作从「丯」聲，以及上博簡《姑成家父》中與傳世文獻的「郤」對讀的字寫作从「土」、「丯」聲。這說明月部的「丯」（OCM*khrêt）在這裡，或許是因為音近，或許是因為方言，或許是別的我們還不清楚的原因，被用作鐸部的戟（OCM*krak）和郤（OCM*khak）的聲符。但是，並不能以偏概全地說，其他的月部字和其他的鐸部字都可以「相通」，因為月部鐸部這兩個集合，即使可以證明它們有交集（姑且這麼假設），也不能說這兩個集合是完全重疊的關係；即並不是所有其他的月部字和其他的鐸部字都可以「相通」。 因此，宋華強的舉證都不能證明來母月部的「列」和匣母鐸部的「穫」是可以相通的。 張崇禮在《釋楚文字「列」及从「列」得聲的字》一文中的分析，也釋該字為「列」。雖然也已經認識到蘇建洲把這個字形釋為「歺」，但是他以為： 「歺」作為構字部件在楚文字中習見，除偶爾與B上部（見表一）相同外，絕大部份都有明顯的差別；……所以B的上部和楚文字中絕大部份歺的寫法並不相同，偶有相同，屬於混訛。[32] 張崇禮的分析也是「以形為主」，先從字形上入手，把本該歸併在一起的字形分了開來。他釋B為「列」，雖然也接近事實（「歺」與「列」音近），但是「歺」和「  」還是有所不同，而且「歺」（OCM*ŋât）在音韻上更接近安大簡提供的線索，即「刈」（OCM*ŋa(t)s），因此，筆者認為清華簡中的這個疑難字應該釋从歺、从刀、从攴，歺聲。 在安大《詩經》簡的對讀材料發現之前，所有的研究者都是把該疑難字與今本〈金縢〉的「穫」字對應起來。為了把「列」與「穫」聯繫起來，張崇禮把「列」（OCM*rat)與「刈」（OCM*ŋa(t)s）聯繫起來：「列」，从刀， 聲。和乂（OCM*ŋa(t)s）同屬疑母月部，因此清華簡的該疑難字也可以釋為「刈」。而刈和穫的關係，他又通過甲骨文的曲折聯繫，說明它們是同源詞。 同源也是目前古文字考釋中另一個用得比較濫的概念。往往考釋者所說的兩個詞只有同義或者近義關係，但是通過曲折而粗疏的音韻分析，同義關係就變成了音義皆同，就成了同源詞。張崇禮說「刈、穫是同源詞」，但在論證方法上也不例外。因此筆者認為「刈」和「穫」同源關係的論證是有問題的，它們其實只是同義關係。 在上述學者的考釋中，他們的出發點都是可以對讀的材料，這個大致的方向當然是對的，但是在考釋論證的過程中，有的錯誤地使用非共時的通假材料，有的過分簡單、機械地以上古聲母、韻部為單位來判斷兩個字的語音關係，而不注意它們之間是否有開合口成分的差異，有的混淆字詞之間的時空差異和音變條件，也有的以偏概全，偷換概念等等。總之，由於「以形為主」的先入之見，在加上音韻分析上的疏忽與錯亂，他們的論證都走上了歧路岔道，最後沒有能到達正確的終點。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清華簡的該疑難字是从刀、从攴，歺聲（OCM*ŋât），與「刈」（OCM*ŋa(t)s）是音近通假，與「穫」（OCM*gwâk）是同義換讀（不是同源詞）。 表一（續）：疑難字字形表及其上古音構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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