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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直接参与过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进程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邓小平关于民族团结的独到认识和见解, 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思想和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历史时期, 邓小平结合中国共产党的目标任务与所处时代的主题来认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 阐释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关键问题、实现路径与方法论。文章通过梳理不同时期邓小平关于民族团结的论述, 试图分析邓小平民族团结理论的内容与特征, 探索邓小平民族团结思想与当时社会政治实际以及国家发展所处特定环境之间的关联, 以期深化认识民族团结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的重要性, 为新时代民族团结工作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邓小平; 民族团结; 中华民族大团结; 历史发展; 当代启示 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民族理论与政策创新研究” (2016MZSCX002); 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协同创新中心 (中央民族大学) 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玲,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治理智库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民族法学、民族理论。 党的十九大报告立足于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 提出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号召全体中华儿女共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描绘出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最大同心圆。邓小平民族团结思想伴随着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 对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关键问题、实现路径和工作方法有深刻的认识和全面的阐述, 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颇为丰富。本文试图分析邓小平民族团结理论的内容和特征, 探索邓小平民族团结思想与当时社会政治实际以及国家发展所处特定环境之间的关联, 以期为新时代的民族团结工作提供理论参考。 一、抗战时期邓小平关于民族团结的思想和主张 1931年,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 使我国大片土地沦失, 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在民族根本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受到损害时, 全民族团结抗战理应成为中国各阶级阶层、各政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的最大共识。但在当时, 国内阶级矛盾仍然存在甚至冲突严重, 日本军国主义千方百计破坏中国抗战力量的团结与联合。在历史的危急关头, 中国共产党主动担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重任, 积极倡导和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团结全民族力量共同抗战救国。依靠全民族的坚强团结, 我们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 实现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1], “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 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2] (P.1032) 。 抗战爆发前不久, 邓小平领导广西的革命工作, 发动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 分别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第八军, 并在左右江地区建立了中国西南边疆最早的革命根据地———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这里是壮、苗、瑶等多民族交错居住区, 在根据地建设和运行过程中, 邓小平执行的民族平等团结原则, 使这里成为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第一个少数民族地区革命根据地, 也成为最早实践民族团结政策的地区之一。红军长征经过广西北部苗族地区时, 邓小平在其主编的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机关报《红星》上, 宣传中共中央《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 该指示提出对瑶民和苗民的基本主张, 并以此为基础团结与联合少数民族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936年, 作为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 在巩固和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 邓小平对陕、甘、宁三省交界地区的地方状况进行社会调查, 深入了解当地民族构成、民族关系以及影响民族团结的历史因素等, 对团结少数民族抗战的意义和途径有着深刻的洞察。他向中共中央报告:“回民是中国比较大而且最团结的一个少数民族”, 因此要“把回民从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统治之下分离出来”, 这“是争取最大多数回民到抗日战线上”[3] (P.135) 的前提。而争取回民的重要方法就是“回民上层工作与下层工作同时并进”、“加紧培养回民干部”以及“采取各种办法巩固回汉团结”[3] (P.135) 。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 邓小平不断总结根据地建设和对敌斗争的经验, 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团结抗战进行了深入思考。他指出, 日本入侵中国后, 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 “应当始终站在民族利益上, 去团结各阶层来抗日”[4] (P.68)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当是“团结各阶层一切抗日人民对敌斗争”, 是“团结一切中国人对敌”[5] (P.41) 。“民族的团结应该是包括着各党派、各阶级、各军队和军政民之间的团结”, “不团结就无以救亡图存”;相应地, “谁破坏了民族的团结”, 谁就“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民族的罪人”[3] (P.243-244) 。在邓小平看来, 团结抗战符合中华民族共同利益, 民族团结是争取少数民族在内的一切中国人民共同抗日的重要途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