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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国初期邓小平民族团结思想的集中表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全国尚未完全解放, 邓小平同刘伯承等率部进军西南, 解放川、康、滇、黔等省, 并作为中共中央在西南地区的最高军政首长, 领导该地区的土地改革、剿匪、政权建设、恢复和发展生产等工作。期间邓小平领导进军西藏工作, 实现了西藏和平解放。在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以及具体的民族工作中, 邓小平对民族团结的重要性、长期性、实现路径与方法论有着深刻的体察。 (一) 充分认识到民族团结的重要性 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多、民族成分多, 长达几千公里的西南边境线上几乎全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基于这样的现实, 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西南地区民族团结工作的重要性, 强调“西南是全国民族问题最大的地区”, “西南民族团结问题比其他地方更重要”[6] (P.275-276) 。 1950年3月底, 西南地区除西藏外已全部获得解放, 随着解放战争的结束, 地方政府需要着手解决城市接管、改造原国民党军队以及恢复生产生活等工作。在统筹安排西南工作时, 面对“西南最复杂的又是最重大的问题———民族团结问题”[6] (P.203) , 邓小平从“团结各民族共同建设西南、巩固国防”的高度强调西南少数民族工作的极端重要性。[6] (P.127) 民族团结是各民族共同建设西南的重要保障。西南地区有着较好的工业基础, 发展潜力较大, 西南建设是整个国家建设的一部分。而要把西南建设好, 就必须依靠各民族的团结努力来共同营造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秩序, “没有各民族团结, 就谈不上巩固社会秩序, 谈不上国防, 同样也谈不上国家建设”, “有了团结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没有团结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6] (P.276-277) 。 当时西南地区的斗争形势极为严峻, 残余的国民党特务与帝国主义相勾结, 并在邻国反动势力的支持下, 乘乱骚扰破坏, 企图在边界地区建立所谓的“游击根据地”。针对这种情况, 邓小平再次强调民族团结与国防建设的统一性:“西南国防与各个民族间团结是不能分开的, 有了民族团结, 就有了国防;没有民族团结, 就没有国防。”[6] (P.274-275) 因此, 他提出要“用最大的努力加强国防建设, 特别是注意边界各兄弟民族的团结工作, 以巩固西南国防”[6] (P.332) 。“团结是战胜敌人的基础”[6] (P.380) , 只有以此为基础, 才能将侵入西南的帝国主义势力彻底驱除, 才能使祖国西南地区的国防得到巩固。 (二) 消除隔阂是实现民族团结的前提 邓小平将团结作为建国初期西南地区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 并认为首先应从消除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民族隔阂做起。他指出, “现在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 消除隔阂”, “搞好团结, 就是工作做得好, 就是成绩”[6] (P.196-197)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 妨碍民族团结的因素既来自尚未肃清的敌人的挑拨离间, 也受到各民族的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残余思想的影响。[7] (P.595) 邓小平坚决反对两种民族主义, 他谈到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族存在很深的民族隔阂, 而产生隔阂的主要原因是历史上统治阶级实行的大民族主义政策, 尤其是大汉族主义政策。因此“团结少数民族的关键是抛弃大汉族主义”, “我们抛弃了大汉族主义, 才能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民族主义”[6] (P.216、223) ;“我们不能首先要求少数民族取消狭隘民族主义, 而是应当首先老老实实取消大民族主义。两个主义一取消, 团结就出现了”[6] (P.196) 。在强调首先取消大民族主义 (大汉族主义) 的同时, 邓小平也指出“团结是相互的事”, “一方面要消除大汉族主义, 另一方面要消除狭隘民族主义, 从两方面共同努力来做工作, 就能搞好团结”[6] (P.277-278) , 强调了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在维护民族团结方面的共同责任。 1957年, 邓小平在中央八届三次扩大会议的报告中重申了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重要性, 指出“在少数民族中的社会主义教育和反右派斗争, 除了同汉族地区相同的内容以外, 还应该着重反对民族主义倾向”, “在少数民族干部和上层人士中, 应该指出, 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和大汉族主义倾向, 同样是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的倾向, 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各民族的团结统一同样有危险。过去我们强调反对汉族干部中的大汉族主义的倾向, 这是完全必要的, 今后也仍然要继续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但是目前在少数民族干部中, 强调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倾向, 是同样必要的”[8] (P.129) 。这段话对两种民族主义的实质和危害进行了深刻的阐述, 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 民族团结工作是一项长期性、基础性、制度性工作 邓小平同志对民族团结工作的长期性有着明确的认知。他指出, 要进一步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合作, 光靠取消两个主义是不够的, “民族间团结以及互相间的信赖, 是要经过长期工作才能办得到的, 一两千年来的隔阂, 不能设想在一两年内就能完全解决”[6] (P.495) 。这就需要大民族尤其是汉族“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诚心诚意地”[6] (P.196) “团结、帮助、照顾”[8] (P.75) 少数民族发展。也就是说, 民族团结的实现需要长期而全面的民族工作与民族政策的保障。 要实现民族团结, 首先要消除隔阂, 而民族隔阂的消除需要长期的民族工作方能实现。这就要求我们真正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 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奠定民族团结的基础, “团结的基础巩固一步, 工作也就前进一步”[6] (P.196-197) 。邓小平谈到在进军西南的过程中, 解放军赢得了少数民族的信任, 这是因为我们的民族政策不仅符合少数民族的要求, “符合民族团结的要求”, 而且我们的政策“只要确定了, 是真正要实行的”[6] (P.195-196) 。 邓小平多次强调要真正落实民族政策, 政策内容涉及政治、经济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政策的核心在于保障少数民族当家做主的政治权利。具体体现在:其一, 要通过各族人民代表会议, 选举“人民相信的人成为本民族人民的真正代表”[6] (P.279-280) , 并在少数民族地区或民族杂居地区建立区域自治或联合政府, “以便容纳各少数民族、各阶层代表人物到政府中来, 并参加政府中的具体工作”[6] (P.270) , 这是“发扬民主, 团结各民族的关键所在”[6] (P.375-376) 。其二, “必须用最大的努力培养本民族的干部”[9] (P.67-68) , 将民族干部培养作为沟通民族地区和实行改革的基础。其三, “各民族的社会改革, 应当由各民族按照自己的愿望, 采取适合自己的民族特点的步骤去完成”[9] (P.7) 。经济政策涉及到粮食、市场、贸易和金融等一系列经济问题, 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 就会动摇政治的基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不把经济搞好, 那个自治就是空的”[6] (P.199-200) 。在处理和解决藏区经济工作的具体问题时, 邓小平强调, “藏区之财经领导是争取藏民团结的基本工作之一”[6] (P.181) , 金融税收政策“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 而是“关系团结藏族人民的政治问题”[6] (P.183) 。在邓小平看来, 在经济、贸易等方面采取“扶助发展的方针”[6] (P.455) , 在文化教育卫生等具体工作领域帮助各少数民族实现进一步的发展, 是团结和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举措。 邓小平指出, 要实现各民族之间的“爱国的民主的大团结”[6] (P.336) , 一方面, 政治上要“真正实行民族平等,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6] (P.498) , 这是“团结各民族的关键所在”[6] (P.461) ;另一方面, “更重要更根本的问题, 是要使各兄弟民族人民的经济生活一天天好起来”[6] (P.498) , “必须从经济、贸易、文教、卫生等方面予各兄弟民族以扶助”[6] (P.461) 。这就为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奠定民族团结基础指明了方向。 (四) 民族团结工作要坚持正确的态度、原则和方法 邓小平同志重视民族团结工作的方法论, 在多个场合对民族团结工作的态度、原则和方法提出具体要求。 首先, 民族工作要“实事求是, 老老实实”[6] (P.202) , 要采取“稳当的态度”[6] (P.196) 。面对西南地区复杂的民族问题形势, 邓小平指出, 处理民族问题要采取“非常稳当的态度”, “从一开始就把民族关系搞好”[6] (P.196-197) 。对于民族地区的改革事宜, 邓小平提出了“不盲动、不轻率”的主张, 认为“不能患急性病”, “不要轻率地跑去进行改革, 不要轻率地提出主张, 宣传民族政策也不要轻率”, “要稳步地做, 摸准情况前进”[6] (P.196-197) , “要坚持谨慎稳重的方针, 使民族团结工作前进一步”[6] (P.461) 。他还强调“实事求是, 老老实实”的工作态度, 不仅“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方面要老老实实”, 而且“做政治工作, 经济工作, 文化工作, 都应该采取这种态度”[6] (P.202) , 以求得少数民族的信任、谅解和拥护。 其次, “所有这一切工作, 都要掌握一个原则, 就是要同少数民族商量”[6] (P.201) 。邓小平同志强调民族地区的改革事宜要同少数民族商量, 特别是同上层分子商量, “所有这一切工作, 都要掌握一个原则, 就是要同少数民族商量”, “他们赞成就做, 赞成一部分就做一部分, 赞成大部分就做大部分, 全部赞成就全部做”[6] (P.201) ;“现在一切事情都要经过他们上层, 要对上层分子多做工作, 多商量问题, 搞好团结, 一步一步引导和帮助他们前进”[6] (P.201) 。在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过程中, 也要求与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充分协商, “少数民族问题极端复杂, 我们经验很少, 故对每一个细节问题都必须在反复商讨之后特别是与少数民族代表人物交换意见之后才能实行”[6] (P.225) 。 再次,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是民族团结的最好办法”[6] (P.279) 。针对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存在的民族间的矛盾与冲突, 邓小平指出, 不同民族在语言、文化程度、生活习惯方面都有差异, “各民族间不应彼此歧视”, “有事可坦率地提出意见, 有什么话摆在桌上来讲”,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是民族团结的最好办法”[6] (P.279)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