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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体史观与内亚本位：多元一体理论对新清史与内亚王朝史观的回应 对于汉族中心史观，国外史学界的反对声也一直不绝于耳，尤其是最近三十年在美国兴起的新清史研究范式更通过全面系统地揭示清朝历史中内亚性因素的重要作用，对之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虽然有重量级的学者如何炳棣继续为之辩护，但效果不彰。究其原因，虽然他同时强调中国历史的多维度视角，并历数众多族裔对中国历史的巨大影响，但那实质上只是为了说明汉文化对异族异文化的包容开放与长期强大的文化融合能力而已，实际上并未逸出汉族中心史观的范围，因而也无法避免汉族中心论的各种缺陷。 那么是不是宣称“现代中国国家的形成是历史上内亚和东亚长期互动的产物”（P.16），从而兼顾中原与边疆的新清史的观点是一种更为全面而合理的中华民族史观呢？事实并非如此。新清史的一些作者并非只是试图在汉化的“旧故事”之外补充内亚的新篇章，以从更全面的视角审视中国历史的发展。他们的目的更在于通过对汉化概念内在逻辑矛盾的指控，否认其学术价值，从而拆除汉族中心论的理论基础，并进而通过用“满洲中心”代替“汉族中心”、以“内亚性”消解“中国性”、将中原王朝与历史中国完全混为一谈等方式，建立起融中国（仅限于长城以南的内地区域）与内亚于一体的清朝本位史观，将中国视为清朝的一部分，从而完成了清朝从中国历史传统中的脱嵌。 “清朝本位论”在消解了历史中国对于边疆民族的包容性以后，便抽除了汉族中心论为现代中国各民族所建立的共同历史想象的基础，这在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下，显然对现代中国的合法性提出了相当严峻的潜在挑战。这样的一种理论范式即便不为国外政治势力利用，也足堪从学理上拆除现代中国国民凝聚的认同基础。持以上观点的新清史学者对现代中国合法性的尖锐质疑和批判，无疑正体现出这种范式转换的必然政治后果。这才是引起中国学界高度怀疑和警惕的根源。 针对“清朝本位论”，一些学者通过大量史料试图证实清朝官方和部分少数民族精英深具中国认同，这固可矫正偏颇，却仍然不足以从根本上推翻“清朝本位论”。因为主观认同并不是判断政权性质的唯一依据，且历史上的中国认同总是多元、易变和情境化的，所以我们无法仅根据不同人群的意义不一、变化不定的中国认同来确定历史中国的范围和某一政权的性质，而仍然需要为历史中国的认定提供一个客观的评判基础。对于这一问题，多元一体理论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 从这一角度看来，一些新清史学者在忽视了历史上特别是清朝时期“中国”一词的多重含义的同时（P.25-26），也过分重视和夸大了统治精英和内亚因素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呈现出一种片面的“内亚本位”偏颇，因而无法正确把握清朝的历史性质。具体地说，清朝虽然将治下之民分而治之，藩部与内地间文化各异、制度不同，内亚因素在统治精英阶层和国家制度层面也司空见惯；但正像何炳棣指出的，汉人在人口数量上的生物优势，不仅是中原地区长期汉化趋势的根本原因，也是在清朝整个历史过程中，中原因素相对于内亚因素应该更受重视的根本原因之一（P.39）。故仅从统治者的族裔背景及其所带来的内亚影响这一单一向度出发，而忽视对王朝整体和长远发展更具影响力的中原因素及其与不同民族之间的长期、普遍、紧密的联系这些强相关因素的分析，就将清朝清除出历史中国序列的看法，显然是思虑不周、过于轻率的。 事实上，这种仅仅依据统治族裔来源于内亚、部分领土属于内亚的地理范围、部分制度和文化受到内亚传统影响等片面共性因素，就将一个同时包括广大中原地区、拥有居于绝对多数的汉族人口、政治及文化等各方面都同时受到汉文化强烈影响的政体的性质加以片面判定的做法并不新鲜，它与早经提出至今仍然颇为活跃并不断扩充发展的征服王朝理论同样都属于一种基于统治精英立场的“内亚王朝史观”。这种不顾其所概括的对象彼此之间在很多方面存在的重大差异而做出的显得过于简单的分类模式如果旨在提炼这些对象的某些共性因素，用以互相比较或者观察这些共性因素对历史发展的影响，似乎还可发挥一定作用；但在全面解释受到诸多因素影响的广袤帝国的历史发展并对其历史性质加以判定时，这种片面的分类则并不具备全面的逻辑相关性，因而产生分析方法与分析目的之间的非对应性错位，故无法成为此一主题的有效解释范式。 归根结底，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王朝，不论是由汉族主导还是由非汉族主导，都是一个包括了多民族在内的有机整体，内部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地域等全方位的有机联系，因而在讨论其整体性质和发展时就不能将各个部分割裂开来，以其中的一个部分概括整体。因此不论是汉族中心史观还是满族中心史观或内亚中心史观，都无法对这些政体做出正确的观察，也不能回答何为中国、历史中国及各王朝、各民族与历史中国的关系问题，因此根本不能用来讨论现代中国国民凝聚的历史基础问题。而多元一体理论的以汉族为联系核心的中国各民族人民普遍联系的“整体史观”范式则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有力的答案。 依据这一范式，我们应该将历史中国理解为动态发展的以汉族为联系核心的多文化人群汇聚而成的历史文化网络，即自在的中华民族及其所覆盖的政治、地理和人群范围。从这个意义上讲，包括清朝在内的由非汉族建立的统治及于中原的王朝，当然属于历史中国的范围。不仅如此，历史上密切参与到历史中国网络发展进程中的边疆民族及其地方政权，当然也属于历史中国的范围。因此，所谓历史中国的中国性既非一些客观的文化特征，也非历史人群的主观认同，而是这一历史文化网络的“多元一体性”，即不同人群、不同文化的不断联系、交融与趋于更大更坚固的统一并发展为现代中国的趋势。这个发展过程在表面上固然不乏王朝兴衰、治乱更替的惊涛骇浪，但引导其历史方向的根本动因则只能归结为各族人民间基础性的长期历史联系这一往往悄无声息且并不引人注目的巨大历史潜流。正像费孝通指出的：“中原和北方两大区域的并峙，实际上并非对立，尽管历史里记载着连续不断的所谓劫掠和战争。这些固然是事实，但不见于记载的经常性相互依存的交流和交易却是更重要的一面。”（P.13）正是因为多元一体理论将历史中国的基础从难以确定的主观认同以及某一政权、民族、文化转移到中国历史上各族人民之间带有方向性的普遍联系这一长期历史发展趋势之上，才能在摆脱汉族中心论的同时超越那些视野过于狭隘的族性话语，从而避免了过于简单的历史评判，也因此才能在客观存在的更富于历史根基性的各族人民既多元又一体的联系网络中找到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及其历史发展方向的主导因素，因而可以对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走向提供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并在此基础上为现代中国的国民凝聚构筑起更为坚实的历史认同基础。 四、结论 现代主权国家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基本构成单位，它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础上，而人民拥有共建一国的意愿则不仅需要有共同的利益，也需要有超越现实利益的精神认同。建立在共同血缘和文化想象基础上的民族往往被人们看作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人群单位，它一方面摆脱了强权纠合的色彩，另一方面又拥有强大的情感凝聚力，所以在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换之际，常常被用作现代主权国家国民构建的理想原型，但这同时也给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带来了威胁。19世纪末民族主义风潮波及世界，在人们为古老之中国寻求现代之转机的过程中，“中华民族”概念应运而生。它在形式上适应民族主义理论之要求，在内容上又可以涵纳中国各族人民，遂成为最具吸引力的国民构想符号。然而这样的中华民族在内部仍然存在着众多不同的族类和文化群体，其民族性受到长期质疑。如何给中华民族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理论依据，如何处理好居于主导地位的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为不同族类和文化人群寻找一个能够将彼此紧密团结在一起的超越性的情感纽带，成为中华民族理论和多民族国民构想能否成立的关键所在。 汉族中心论将中华民族的发展看作是汉族或汉文化人群不断融合异族异文化的过程，这样的一种叙事模式无法将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边疆民族纳入中华民族的框架加以有效、合理的解释，从而存在着不可弥补的缺陷。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以民族意识作为民族辨别的主要标准，使中华民族概念摆脱了血缘与特定客观文化的羁绊；与此同时，其“自在的中华民族”观念将在今日中国疆域内活动的各历史人群都纳入一个多元一体的历史中国网络中，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一个涵盖最为广泛的历史凝聚人群基础。其“汉族核心论”进一步指出，在这个网络结构中，汉族以其人口众多、分布广泛，成为联结各民族的核心，构成了民族间最为广泛的网络干线；同时，其他民族也成为这一网络的一部分，一些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还和汉族一起共同构成了网络的核心，在中华民族的凝聚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汉族的网络基盘作用保证了各民族的凝聚向着现代中华民族的方向前进，但中华民族不是某一个民族同化他族形成的，而是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涵化过程中形成的。这一涵化过程将小文化单元结合成规模更大、认同层次更高的高一级的文化单元，从而在各民族的网络结构中形成了多元多层的文化层级结构。其不断向着一个单数的大传统发展的结果，即中华民族的整体自觉。 综上所述，多元一体理论将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建立在中国各民族在最高的历史文化认同层面上趋于一体的客观历史发展趋势上，而不是建立在某一个特定的文化身上，最终以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共同体的多层动态网络模式成功解决了融多元于一体的理论难题。这一理论突破既为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制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现代主权国家理论提供了新的范式，从而成功地实现了对传统民族主义的超越。多元一体理论所坚持的这种“整体史观”不仅是汉族中心范式所缺乏的，也同样是以新清史为代表的片面的内亚王朝范式所缺乏的。在我们今天回应新清史的讨论中，没有必要重拾汉族中心论作为理论的武器，如何准确理解以多元一体理论为代表的新中国学界既有的理论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将相关问题的讨论推进到新的高度，才是我们最为重要的课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