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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的“天下”理念和“华夷”秩序已无法持续，在列强“坚船利炮”威逼下，清朝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人被迫接受西方的观念逻辑、表述话语和行为规则。一整套西方知识体系和话语词汇被陆续译成中文，推动了中国的话语转变和社会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包含大量汉字的日文文献成为中国引进西方知识体系的重要媒介。在第一次中英战争中，列强的政治霸权与文化霸权充分展示在对中国“夷”字应如何解读的争论。对于晚清中国人而言，如何在传统话语基础上理解“种族”、“民族”等外来话语并应用于中国国情的过程，展示了中国人对于群体认同意识的调整以及对如何构建国家的不同设想。 【关键词】话语互译；种族；民族；国家构建 【作者简介】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兼职教授，中国社会与发展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 民族社会学、教育社会学。 人类文明史上先后出现多个历史悠久、灿烂多彩的文明体系，斯本格勒把世界区分为七大文化形态( 埃及、印度、中国、欧洲、俄罗斯、墨西哥、阿拉伯) ，汤因比将由古迄今的人类历史归类为34个文明。人们经常论及的文明体系有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基督教文明、阿拉伯文明、玛雅文明、印加文明、印度文明以及东亚大陆上的中华文明等。这些文明体系在不同历史年代发源于具有不同自然地理特色的地域，在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社会组织、经济活动和生活习俗等方面各具特色。在与其他文明的竞争与冲突中，有些古代文明消失，成为今天考古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另一些文明则幸存下来，但是在内容与形式上做出了重大改变与调整，以适应不断演变的世界秩序和文明交流的发展态势，其政权机构与社会组织的性质与形式也不得不重组，甚至变得面目全非。 在近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推动下，西欧基督教国家首先启动从世袭封建等级体制向立宪共和民族国家体制的社会转型。17至18世纪西欧以公民权和共和政体为政治认同基础、以传统文化与领土为边界的“国族构建”推动了新型认同理念与新型国家政体的构建，并以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标志重建欧洲的国家形态与国际秩序准则。各国进行政治转型的同时推动了经济结构转型和工业化，新型生产关系的建立和生产力的解放推动西欧各国科学技术和制造业得以迅速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欧洲各国的社会结构、思想文化与话语体系出现更新与重构，迈入了工业文明的新时期。 随后，以充满活力的新型社会结构、急剧增长的人口规模和由现代科技发展与工业实力支持的“坚船利炮”为后盾，欧洲国家开始向全世界进行武力扩张，开启了世界史上的殖民主义时代。亚非拉各地的本土政权在其冲击下，依据自身文明体系历史积淀的厚度和经济军事实力的强弱走上各不相同的命运之路：拥有灿烂文明并一度强盛的奥斯曼帝国被肢解，许多本土政体被外来殖民军队征服摧毁，拉丁美洲原有的社会组织和玛雅文明、印加文明体系遭到毁灭性破坏。欧洲人占领的殖民地遍布全球，南北美洲和澳洲完全被殖民者占据，非洲大陆只剩埃塞俄比亚一个独立国家，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只剩尼泊尔和泰国两个独立国家，世界政治与文化版图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变。在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态势下，位于东亚的清朝和日本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 一、近代中国被迫接受西方的观念逻辑、表述话语和行为规则 中国与欧洲各国地理距离遥远，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发展出各具特色的文化传统与政治秩序，形成地中海文明圈和东亚文明圈两种不同的区域性文化-政治体系。历史上中国与欧洲陆路贸易的中转站，是位于“丝绸之路”上的中亚、南亚和中东地区。近代欧洲人凭借先进的航海技术通过海路来到亚洲，中国与欧洲之间直接开展的政治、文化交流首先由这些乘船而来的天主教传教士所推动。1583年，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等人经澳门进入中国，向中国朝野传播天主教并介绍西方文明，他与徐光启合作翻译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及《测量法义》、《同文算指》等科学技术文献，使中国人开始系统接触西方天文、数学、地理、医学知识。从明朝后期直至晚清，外国传教士在介绍西方文明时把一些西方词汇译成汉文，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语言翻译工作和中西文化交流。但是西方的政治思想、社会理论、宪政法律等文献被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则要推迟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才真正起步。 自鸦片战争始，清朝在对外战争中屡遭败绩、割地赔款。中国人在与西方各国交流中完全丧失话语权，在坚船利炮的轰击下签订了一系列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在中西对话中被迫接受一整套西方的观念逻辑、表述话语和行为规则，中国出现“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李鸿章语）。在面临“亡国灭种”的严峻形势下，中国人被迫放弃中华传统的“天下”理念和“华夷”秩序，转而在思想上接触并试图理解这套外来话语，在与列强交涉过程中接受“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的欧洲外交规则，从而开启了基于不同文化传统的两套思维模式和两套概念话语之间的艰难对话。1861年清政府设立主持外交通商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862年、1864年、1865年和1893年先后成立京师同文馆、广东同文馆、（上海）英华书馆和上海同文馆，系统培养中国的外交与翻译人才。 虽然列强口头上标榜“平等”和“国际公法”，但自鸦片战争后，清朝与列强之间的“外交”活动所遵循的是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屈辱条款的规定，丝毫不具有“平等”或“对等”的含义。在对华外交中，列强不断干涉中国边疆地区和地方群体内部事务，如1872年沙俄承认新疆喀什的阿古柏分裂政权、1888年英国强迫清朝开放西藏亚东通商口岸等。列强始终试图通过外交压力、武力威胁甚至军事干涉把中国中央政权对边疆部族的统属关系纳入西方话语体系当中，企图改变这些地区在“国际法”中的法律地位，从而进一步把中国各边疆地区变为列强殖民地或“保护国”。 与此同时，列强在华使节和受到不平等条约保护并由西方机构资助的外国商人、传教士、地理学家和各类“学者”遍访中国边疆地区，修建教堂，组织社团，开办学校，发行报刊，甚至为一些尚无文字的族群创制文字，积极吸收各族青年出国留学以培植代理人，努力渗透进中国边境社会各阶层，干预地方事务，挑动族际矛盾。与此同时，“Tibetan Nation”、“Mongol Nation”等称谓从西方文献被转译为中文的“西藏民族”、“蒙古民族”。西方势力努力把大清国内部结构塑造成一个“多民族并立格局”，并把“ChineseNation”的涵盖面仅仅局限于汉人群体。以“西藏民族”、“蒙古民族”这些概念为引导，西方话语体系中的“民族”话语、“民族自决”和民族认同理念通过各种途径被直接或通过汉文媒介灌输给中国各地满、汉、蒙、回、藏等族群的精英人士，逐步进入其话语体系，西方政府及“学者”们精心培植各边疆群体的“民族意识”和分裂倾向。正是这些西来“新称谓”的意涵及其“潜在利益”的宣讲，潜移默化地在中国土地上创造出一系列新的政治与文化认同模式，并利用各族在外留学生在精英群体中加以传播，制造族群隔阂与仇恨，直接服务于帝国主义分化瓦解中国的侵略野心。 帝国主义势力的上述努力必然影响到清朝各辖区内部族际关系和话语体系的变化。由此发端，受到西方概念（如“民族”、“民族国家”）与话语体系影响的中国各族精英群体不仅开始使用这套话语来理解中国外部的一个全新世界，也不可避免地使用这套话语解读中国近代政治史和历朝历代的族群演变和族际互动史，从而逐步由外入内、由上而下、由今及古，推动了中国社会话语体系的整体转换。 在屈辱被动的对外交涉中，中国人传统的“天下”体系政治秩序和“夷夏之辨”认同理念被转换为外部强行输入的“民族国家”政治体系。中国人此时必须考虑：如何称呼那些跨洋而来的陌生人群，如何称呼大清朝周边的藩属，如何称呼作为一个整体的清朝臣民，如何称呼那些清朝下辖但享有不同管理体制、拥有不同族源、语言、宗教及生活习俗的群体，以及今后如何维护或重新构建中国这个政治实体。这是一个自外而内、由表及里、群体称谓和管理制度不断调整的重建认同体系和国家组织结构的复杂过程。随着这套话语体系的渗透与群体认同意识的调整，晚清和民国时期也成为全体中国人重新理解自己的国家并努力重构国家的重要历史时期。 起初，清朝官员们把对非中原群体的传统旧称“蛮夷”应用于欧洲人，如英国人一度被称为“红毛夷”、“红毛番”。但是在欧洲各国的强势压力下，这些“外夷”开始被视为平等“邦国”甚至中国人不得不仰视的“泰西”。在中华传统中，过去外邦来朝的使者称为“贡使”，这时则转称为由列强界定的具有“外交特权”的“公使”，各国“公使”被获准常驻京城，中华传统中“外夷使臣”觐见皇帝的跪拜礼也改变为各国要求的鞠躬礼，过去外邦来朝呈递的“贡表”被改称“国书”，过去与外邦签订的“盟书”改称“条约”。凡此种种话语转换，无不标志着中华传统“天下”体系的彻底崩溃。 与此同时，一些头脑清醒的中国人看到清朝周边其他政权和族群（包括原清朝藩属国）如何逐次沦为列强殖民地，原有社会秩序和文化伦理体系如何被彻底颠覆，列强又如何分化各国内部群体以达到征服奴役各国的目的，开始认识到这些殖民地的命运即是帝国主义列强话语体系的真正内涵和其在各国推行“国际规则”的最佳注脚。为了“保国保种”，中华各族有识之士们只能努力探讨如何在难以抗拒的话语转换中构建起中国人自己的话语解读，以此来重新凝聚全体中国人的国家认同，防止族群仇杀和分裂惨剧出现在中华大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