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19世纪西文与中文词汇的互译 鸦片战争前后被列强输入中国的这一套西方话语概念，其在欧洲本土产生和流行的历史并不久远。17世纪欧洲兴起的启蒙运动推动了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学和自然科学各学科的创新热潮，而“民主”、“自由”、“共和”、“民族主义”等政治理念则为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提供了思想基础。在启蒙运动影响下，欧洲各国原有文字和词汇系统都发生很大变化，新的政治理念、社会运动和科技发展催生出一大批新概念与相应词汇。 举“nation”一词为例。该词源自拉丁文“natio”一词，原有多重涵义。“nation”的最初的通常说法，“意指一群人，这些人由于有相同的出生地而被归于一类，大于一个家庭，小于一个氏族（aclan）或一个人群（a people）”。法国“百科全书派”思想家狄德罗（DenisDiderot，1713—1784）和达兰贝尔（Jean leRond d'Alembert，1717—1783）对“nation”做出重新界定：“这个词被用来表示一大群人，这些人居住在被某些界限限制的某一国家的范围之内，并服从一个共同的政府。”法国大革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将“民族”上升到一个主权所有者的新高度，提出“主权的原则是其本质上属于民族”（The principle of sovereignty resides essentially in the nation）。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指出，“一直要到18世纪，nation这个词的现代意义才告浮现”。18世纪欧洲的民族主义认为：“人类自然地分成不同的民族，这些不同的民族是而且必须是政治组织的严格单位。”近代欧洲民族主义的核心立场，即是每个民族都有权利建立自己的国家。 如果说在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1254—1324）访华的13世纪，中国和欧洲的话语体系之间存在的仅仅是不同地域文明之间的差异；那么，19世纪欧洲列强在中国推行的话语体系和行为规则，则是根植于基督教文明基础上的一个人类社会全新历史发展时期（资本主义）的思想与政治体系。正因为在清朝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列强输入的思想话语体系之间同时存在横向的地域文化差异和纵向的发展时代差异，欧美各国文字所表述的概念被转译为中文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的过程。起初，中国人试图用中文已有词汇来转译西文词汇，其中不可避免地蕴含着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和伦理观，与许多西文词汇的原有内涵与语义差距甚大。因此，初期对西方文献进行翻译的中国学者不得不根据自己的理解，勉强地借用中文已有词汇甚至“生造”一些新词出来。如19世纪30年代末翻译的世界地理著作《四洲志》中，第二十八“英吉利国”的政府官员被译为“职官”，部门机构被译为“衙门”，海军被译为“水师”，银行被译为“银号”，支出被译为“岁用”，官员名称则皆为音译加中文解释，如“律布来阿付西尔（管印官）”等等。又如英文“empire”一词，严复（1854—1921）翻译时使用的是音译词“英拜儿”。 不难想象，把西方文献中的概念及话语体系在19世纪后期译成当时的中文，自然因文化差异和时代跨度而难度极大。曾经留学英国两年的严复在翻译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时，曾提出翻译中的“信达雅”三难：“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译者必须“将全问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则所以为信也”。这充分说明中华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巨大差异以及中国人理解西方文献、选择译文用词的难度。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感概道：西方国家“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定名之难，虽欲避生吞活剥之诮，有不可得者矣。他如物竞、天择、储能、效实诸名，皆由我始。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罪我知，是在明哲”。这段话充分表达出作为西文文献翻译的先驱者，严复先生在选旧字造新词方面所遇到的多重困扰。 我们在中文译文里看到许多中国译者的“即义定名”。如英文中的“Peter, theGreat”在中文中被译为“彼得大帝”，“Ivan, the Terrible”被译为“伊凡雷帝”。近几年国内一些历史电视连续剧取名为“汉武大帝”、“康熙大帝”，可能是参照“彼得大帝”的称呼而推衍出来，但是这些称呼从未出现在中国历史文献中，寓意未必恰当，反映出受到西文翻译影响的今人用语被转用到中国古人身上可能出现的时空差异。西方人名、地名、国名、职务、爵位在译为中国文字时，必然会经历一个摸索、试用和不断调整的过程。如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1799—1850）一本小说的书名被翻译家傅雷（1908—1966）译为《邦斯舅舅》，但另一位翻译家穆木天（1900—1971）的译本则为《从兄蓬斯》。法国社会学家Emile Durkheim（1858—1917）一度被译为“涂尔干”，另一种译法是“迪尔凯姆”。欧洲世袭贵族的爵位分为五等，中国译者套用周朝五等诸侯的称谓，将欧洲的贵族名称译为“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举《四洲志》为例，该书译自英国人慕瑞（Hugh Murray，1779—1846）的《世界地理大全》（Encyclop?dia ofGeography，初版于1834年），其中许多国名的译法与今天的译法不同，如“依揖”（埃及）、“巴社”（波斯）和“阿丹”（阿拉伯），而该书第七篇与第二十七篇都为“都鲁机国”，似分述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欧亚两部分。由于当时中国人对世界历史、地理的知识极为有限，《四洲志》第一次让国人睁眼观看外部世界，它的翻译出版拓展了国人政治地理知识，振聋发聩，同时，该译本也展示出中国学者在翻译西方知识体系时所面临的概念困惑及话语转化的探索足迹。 三、日文词汇成为中国引进西方话语体系的重要媒介 在中国翻译并接受欧洲知识体系的过程中，日文译本发挥了特殊的中介作用。 “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知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学者把一整套西方话语（包括政治、哲学、法律、经济、社会等人文社科知识体系，数理化、地理、医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体系）译成日文，有效地推动了日本现代教育与工业化发展。甲午战败后，许多深受刺激的中国精英人士把“救亡图存”的希望寄托于学习日本“维新”和“脱亚入欧”的经验。“最盛之时，在日留学者达二万人”，这些留日人士通过日文出版物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方工业文明的知识体系。由于日文大量核心词汇是汉字，阅读及译成中文十分便利，因此西方国家的知识体系便借助日本汉字被系统地介绍进中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曾掀起一个译书热潮，梁启超指出：“译书真今日之急图哉。天下识时之士，日日论变法，……今不速译书，则所谓变法者，尽成空言。”1905年清朝创办西式小学，使用的历史课本即是日文教材的汉文译本。中国人读到的第一本汉文版《共产党宣言》，也是1919年从日译本转译过来。 《上海文学》1998 年第8 期刊载了王彬彬的文章《隔在中西之间的日本——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认为“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新加坡《联合早报》2009 年2 月9 日刊载了裴钰的文章《浑身发麻: 不讲“日本汉语”就不能说话?》，该文作者认为: “日本汉语影响现代中国，有4 个主要特点: （1）范围大，程度深：70%多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生活用词，都是源于日本汉语；（2）进入了人文学科的话语体系；（3）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4）外来词在中国已渐渐行成‘传统’，……很多人都忘记了自己脱口而出的词汇是外来词”。该文特别指出：“在晚清民初，中国本土的知识分子也大量翻译了西方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名词，可是，让人惊讶的是，这些本土的翻译词汇和日本汉语的词汇一PK，相同的翻译词汇，大都是本土词汇完败。”所以，我们看到《四洲志》译本及前后时期由中国学者自主翻译时创造使用的许多词汇，很快被日文译文中的词汇所取代。例如严复曾把sociology译为“群学”，但最终还是被日文汉字“社会学”所取代，其余被日文替代的词汇还有“资生学”（经济学）、“智学”（哲学）等。裴钰文章开列以英文字母顺序排列的几百个源自日文的当代常用汉语词汇，几乎涵盖当前中国社会流行的绝大部分常用词汇，读后令人震惊。 至于究竟有多少日本汉字被介绍进中国以及我们今天应如何评价，此处不予讨论，仅想指出日文文献及词汇对中国社会的现代知识体系建构确实发挥了重要影响。1894至1895年甲午战争后，中国应当借助以汉字为主体的日文文献学习西方文明，一度成为当时学者们的普遍共识。1896年，梁启超指出：“日本与我为同文之国，自昔行用汉文，自和文肇兴，而平假名、片假名等，始与汉文相杂厕，然汉文犹居十六七。日本自维新以后，锐意新学，所翻彼中之书，要者略备，其本国新著之术，亦多可观。今诚能习日文以译日书，用力甚鲜，而获益甚巨。”1897年，梁启超等集股创办的大同译书局，所译的书籍也是“以东文（日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救燃眉之急难”。1900年，晚晴学者顾鸣凤指出，中国自强应以日本为师，因为国人学习西文很难，“日本维新而后，凡西政西艺各种有用书籍，均经译为东文”。“中日两国既属同文，华人之学东学，较学西洋语言文字事半功倍”。 这一套知识话语体系由日文版本转换为中文的过程，与中国由传统文言文向现代白话文的转换以及“废科举、兴新学”的教育体制转型过程基本同步。这一整套源自欧洲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概念所造成的冲击，几乎完全改变了中国人传统的观念思维模式和政治文化话语，使中文的章法句式、标点符号、词汇概念等都发生了历史性转型。西方人在华开办的教会学校、翻译的各类教材、编辑出版的报刊，以及当时风靡一时的大量外国文学作品译本和外国电影，强烈冲击了晚清特别是民国初期中国人的思想观念、知识结构和语言表达方式，不仅重新塑造了中国的思想体系、语言文学和教育体系，也影响了中国人的认同意识和国家观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