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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西汉末年刘向和刘歆父子分别编纂的《别录》和《七略》，为中国目录学之圭臬。《别录》是各书单篇《叙录》(又称《书录》)的合集，为书籍的内容提要或书目解题，在思想方法上重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和史料考证，强调以“合于六经”作为书籍评论标准。《七略》是刘歆在《别录》的基础上“撮其指要”而成的中国第一部系统的目录学著作，对我国古代书籍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类，为后世书籍分类提供了范式。东汉班固的《汉志》则是对刘歆的《七略》“删其要”而成的，作为现存的最早的图书目录，《汉志》的目录学价值主要是起到了保存文献的作用，反映了先秦秦汉的学术发展，奠定了后世目录学四部分类的基础，开创了正史编纂艺文志的先河。 关 键 词：目录学 《别录》 《七略》 《汉志》 作者简介：汪高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项目成果：本文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历史教育与文化传承”(16JJD770007)的阶段性成果。 学界一般认为中国目录“萌芽于先秦时期，起源于《诗》、《书》之序”。①然而群书目录的建立，则始于汉代。汉代目录学的发展有两个重要阶段，一是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整理文献所进行的目录编制，一是东汉班固撰写《汉书·艺文志》(简称《汉志》)对于目录学的发展。刘向编纂《别录》，刘歆在其父的基础上“撮其指要”而成《七略》一书，堪为中国古代真正意义上的目录学的发端。《别录》与《七略》包含的书籍与学派分类思想、学术源流的考镜与评述以及古文经学思想等，对于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影响深远。班固通过对《七略》“删其要”而成《汉志》，不但系统记述了《七略》的内容，开创了正史编纂艺文志的先河，而且继承和发展了刘歆的目录学思想。以往学术界关于汉代目录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②然从总体来看，这些成果主要是以个案研究为主，缺乏整体论述，难以反映出汉代目录学的发展与变化，对汉代目录学内蕴的思想阐发不够，对汉代目录学的贡献缺乏系统评述。基于此，本文期望对汉代目录学的发展过程及其思想与成就做出系统阐发，以求教于方家。 一、《别录》与《七略》的编纂及其目录学思想 刘向、歆父子相继编纂的《别录》与《七略》，是以西汉末年大规模整理文献为背景的。这次大规模文献整理工作得以开展，与西汉建国以来重视文化建设、历史资料不断得以积累密不可分。由于秦火的缘故，先秦文化典籍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浩劫。西汉立国之初百废待兴，尚未顾及文化建设。汉惠帝四年(前191)正式“除挟书律”，“秦律敢有挟书者族”的规定得以废止。③文、景之时，朝廷“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④据《太平御览》卷233引刘歆《七略》语，“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故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阁、秘室之府”。随着文献的不断增多，必然会出现文字不同、错讹缺佚乃至真伪相参等情况，使得对文献本身进行整理变得非常迫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成帝“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的同时，于河平三年(前26)正式下诏校书。据《汉书·艺文志序》载，此次校书的具体分工是：“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撰成一书，则由刘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很显然，这次校书工作既有分工合作，又是由刘向总揽其成的。刘歆是前期书籍整理的助手之一，并在其父去世后奉诏承继父业，典领“五经”。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历时20年的校书任务最终完成，统共著录的书籍为13000余卷。由刘向、刘歆父子先后总揽其成的这次大规模的古籍整理活动，使得中国古代典籍在西汉成、哀年间得到了一次全面的整理，也为后世文献整理提供了范例。正是在整理文献的基础上，刘向、歆通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已经校雠勘定的文献进行分类，编制目录，从而有了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问世，二书也成为后世目录学之圭臬。 《别录》是各书单篇《叙录》(又称《书录》)的合集，为书籍的内容提要或书目解题。这次校书活动是分工进行的，但是各书的《叙录》撰写工作主要由刘向完成。刘向非常重视书籍的《叙录》撰写工作，将它与书籍的校雠勘定工作视作为文献整理工作的一个有机整体。据史书记载，当时校书“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⑤这就是说，撰写《叙录》工作是与书籍的校雠勘定工作同时进行的，它们构成了文献整理工作的一个有机整体。为了突出《叙录》的重要性，刘向又将各书《叙录》另备一份，独自编定成书，与原书别行，故而称作《别录》。刘向所编《别录》涉及的内容主要有：书籍篇目、内容大意、存佚及其流传情况、书籍的作者及其生平情况，以及关于学术评述和学术源流叙述等。纵观《别录》的目录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是重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辨章学术是指对学术流派或书籍特点的辨明，而考镜源流是指对书籍源流和学派源流的考辨。仅从留存的诸篇《叙录》来看，足见刘向是非常重视对学术流派和学术源流的考辨工作的。换言之，重视对学术流派和学术源流的考辨是《别录》蕴含的重要思想之一。如《列子叙录》曰：“列子者，郑人也，与郑缪公同时，盖有道者也。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竞，合于《六经》。而《穆王》、《汤问》二篇，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扬子》之篇唯贵放逸，二义乖背，不似一家之书。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观者。孝景皇帝时贵黄老术，此书颇行于世。及后遗落，散在民间，未有传者。且多寓言，与庄周相类，故太史公司马迁不为列传。”⑥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刘向一方面对列子作了学派归类，认为他“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一方面对其学说的学术特点作了评介，认为主要是“秉要执本，清虚无为”。由此可见刘向对辨章学术之重视。同时，刘向也重视考镜学术源流，《叙录》在此不但说明了列子学派的源流情况，而且还对《列子》一书流传的盛衰情况及其盛衰原因都一一作了说明。对于刘向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清代史评家章学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⑦刘向《别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后来刘歆撰写《七略》，对学术进行系统分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以“合于六经”作为书籍评论标准。刘向是西汉榖梁学大师，一代名儒。因此，在其所撰《叙录》中，他不但重视对书籍进行评论，而且从儒家观点出发，以是否合于“六经”作为书籍评论的标准。如说《管子》“务富国安民，道要言约，可以晓合经义”；《晏子》“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列子》“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竞，合于六经”。⑧应该说，刘向以学术思想是否合于“六经”作为书籍评论的标准，是有失偏颇的。但是，刘向在以是否合于“六经”作为书籍评论标准的同时，却并没有对其他诸家采取排斥的态度。如上引列子便是道家人物，而刘向却说其学术思想有合于“六经”之处，给予肯定。刘向甚至认为法家《申子》的学术思想也有合于“六经”的。他说：“申子学号曰‘刑名家’者，循名以责实，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于六经也。”⑨刘向对儒家之外诸家学术采取不排斥的态度，恰恰说明了自董仲舒之后，西汉的儒家实际上已经大量吸收了其他诸家的思想。同时，《叙录》以是否合于“六经”为书籍的评论标准，也说明了刘向寄希望于借助文献整理的机会，用儒家思想来统一天下学术这样一种愿望。 三是重视史料考证。历史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各种说法相互矛盾、真伪难辨的现象，这就需要在文献整理过程中认真加以考辨，以期去伪存真。刘向撰写《叙录》非常重视史料的考证工作。从现有《叙录》来看，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邓析书录》考证邓析子之死一事。《书录》曰：“邓析者，郑人也。好刑名，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当子产之世，数难子产为政，《记》或云子产执而戮之。于《春秋左氏传》：昭公二十年而子产卒，子太叔嗣为政；定公八年，太叔卒，驷颛嗣为政；明年，乃‘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子产卒后二十年而邓析死。传说或称子产诛邓析，非也。”⑩从这段记载可看出，刘向运用了《左传》的材料来考证“邓析被子产所戮”之陈说。由于刘向引证翔实，说理透彻，从而使陈说被予以否定。 《叙录》的撰写，以及在此基础上别集而成的《别录》，无疑是刘向文献整理的一大创举。《别录》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书目题解，不但为随后刘歆编撰《七略》奠定了基础，而且也直接为后世学者编写书目题解或书籍评介提供了一种范式。 如果说《别录》的撰写基本上成于刘向之手，那么《七略》则是刘歆在刘向《别录》的基础上“撮其指要”而成的。说《别录》只是基本上成于刘向之手，是因为在现存的《叙录》当中，遗留有刘歆直接撰写的《山海经叙录》，由此可见刘向的校书和撰写《叙录》工作并没有最终完成。但是，刘向未校的书籍和未编成的《叙录》肯定为数已不多，因为从刘向之死到刘歆完成《七略》的编写，期间总共只有二三年时间。(11)而在这期间，刘歆还要集中主要精力编撰《七略》，可见刘歆校书和编写《叙录》只是扫尾而已。有学者认为，“如果说校书主要完成于刘向，编目主要完成于刘歆，不会偏离事实太远。”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不过，《七略》虽然成于刘歆之手，但他确是在刘向《别录》的基础上“撮其指要”而成的。对于《七略》与《别录》之间的关系，阮孝绪在《七录序》中已作了明确说明：刘向“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即今之《别录》是也。子歆撮其指要，著为《七略》，其一篇即六篇之总最，故以辑略为名，次六艺略，次诸子略，次诗赋略，次兵书略，次术数略，次方技略”。曾贻芬、崔文印也认为“‘七略’就是每个部类皆略取《别录》而来”。(12) 《七略》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的目录学著作，其最大功绩便是第一次对我国古代书籍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类，从而为后世书籍分类提供了范式。中国古代学术分类发轫于先秦，像《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吕氏春秋·不二》等篇，诚可谓是这方面的先驱之作。司马谈撰《论六家要指》，第一次对先秦学术思想进行了系统总结和分类。刘向、刘歆父子的书籍分类与前贤有所不同，这种书籍分类不但包含了传统意义上的学术思想分类(诸子学术分类)，而且是对所有文献的全面而系统的分类，因此，比较司马谈《论六家要指》的学术思想分类，刘歆《七略》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古代第一次书籍大分类。《七略》一书今已不存，然班固《汉书·艺文志》却是“删其要”而成的，我们完全可以从中管窥刘氏分类思想之大要。其一，首倡书籍六分法。《七略》一书共分《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和《方技略》等七个“略”，而实际上《辑略》只是一个对全书的总体说明，它不属于书籍分类。因此，《七略》的书籍分类是一种六分法，亦即将书籍分成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和方技六大门类。大类之下有小类，亦称种，《七略》共分书籍为38种。小类(即种)之下有家，《七略》共分书籍为603家。家之下便是书名了，《七略》总共著录的书籍多达13000余卷。《七略》六分法已经在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学术分类的基础上大大向前发展了。司马谈的学术分类只是将先秦诸子学术分为六家，而刘歆的学术分类则是在诸子之外又划分了五大类，因而是一种囊括了各种学术于其中的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分类。刘歆六分法对于后世目录分类有着重要影响，此后各时代的书籍分类，其实都是在此基础上所作的各种不同整合而已。如王俭的《七志》、阮孝绪的《七录》，顾名思义，即知乃刘氏《七略》之仿效作。即使如在中国目录学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经、史、子、集四分法，其基本因子也已尽在《七略》之中。由此可见，《七略》的六分法不但对于中国目录分类有开创之功，而且对于中国目录学之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同时，《七略》的撰写以及六分法的提出，对于正史的编写也有莫大的影响。中国古代正史的第一个“艺文志”——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便是直接对《七略》“删其要”而成的。因此，《七略》之于中国学术和中国史学居功至伟。范文澜对于《七略》之于史学的贡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将其与《史记》相提并论。他说：“它(《七略》)不只是目录学校勘学的开端，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西汉有《史记》《七略》两大著作，在史学史上是辉煌的成就。”(13) 其二，提出十家九流说。十家九流是《七略》当中《诸子略》的学术分类，它是在司马谈六家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谓九流，即是在司马谈所论阴阳、儒、墨、法、名、道六家的基础上补上纵横、杂、农三家而合为九流。不过，《七略》之九流分类虽然也将司马谈所论六家置于最前，但对于六家本身的排序与司马谈不同，《七略》六家(亦称六流)的前后次序是儒、道、阴阳、法、名、墨。九流以儒贯首，这自然体现了刘氏之儒家本色，同时也是与汉代诸子学术之地位相符的。而十家，则是在九流之后附以小说家。《七略》提出的十家九流说，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司马谈关于先秦诸子学术已有的六家分类的思想和方法，一方面又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补充。笔者认为，从诸子学术分类而言，司马谈划定诸子学术为六家，实为千古不易之论。但是，刘歆的十家九流之分类，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更加全面地囊括诸子学术之流派，一方面则是出于著录书目，为全面评述诸子学术提供方便的一种需要。因此，十家九流说的主要意义在于其提供了一种目录学的便利。对于十家九流说之于诸子学术的目录分类上的意义，即使如对此划分颇有微词的梁启超也是予以肯定的，他说：“学派既分，不为各赋一名以命之，则无所指目以为论评之畛畔，况校理书籍，尤不能不为之类别以定编录之所归，故汉志以‘流’分诸子，在著述方法上不能不认为适当。”而梁启超对十家九流说有微词，主要是认为《七略》所补四家在学术思想和性质上与前六家非为同类，不可并列。尽管如此，他也不得不承认“分诸子为九家十家，不过目录学一种便利”，(14)肯定十家九流说之目录分类的合理性。 其三，提出“诸子出于王官”论。“诸子出于王官”是刘氏在《七略·诸子略》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如果说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以六家分类诸子主要是通过辨章诸子学术而成的不易之论，那么刘氏“诸子出于王官”论则主要是通过对诸子(即十家九流)学术考镜源流的一个重要成果。“诸子出于王官”论详见于《汉书·艺文志》，如说：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佑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 如此等等。对于《七略》“诸子出于王官”之论，梁启超认为：“其述各派渊源所自，尤属穿凿附会，吾侪虽承认古代学术皆在官府，虽承认春秋战国间思想家学术渊源多少总蒙古代官府学派之影响，但断不容武断某派为必出于某官。”(15)在此，梁启超虽不反对《七略》“诸子出于王官”论，但他批评《七略》断定某家一定出于某官的说法。应该说，梁启超的这一批评是较为中肯的。值得注意的是，《七略》在提出“诸子出于王官”论的同时，还肯定了十家九流学术各有所长(当然刘歆对诸子学的评论是以儒家为本位的)。刘歆认为，诸子之学都是政治学，是出于治政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诸子学术与治政之间的关系，诚如《易传》所说的，是“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既然诸子学术都是为了治政的需要，因此，刘歆认为人们应该在尊崇儒术的前提下，积极吸取诸家学术之所长。他说：“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也。”(16)应该说，刘歆兼收并蓄诸子学术的思想是对司马迁学术思想和精神的一种继承，如果联系到刘歆所处的西汉末年已是儒术早已独尊、谶纬神学泛滥这样一种人文环境，有这种开放的学术思想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