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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志》删取《七略》及其目录学成就 《汉志》是《汉书·艺文志》的简称。刘歆的《七略》是对刘向《别录》“撮其指要”而成的，而班固的《汉志》则是对刘歆的《七略》“删其要”而成的。《汉志》不但保存了《七略》的基本内容，而且作了一定的删改，在历史编纂与目录学思想上都有重要意义。 首先，《汉志》对《七略》的删取与整理。对于《汉志》删取《七略》，史家刘知幾、郑樵多有批评。刘知幾《史通·书志》认为班固《汉书》十志多为“因人成事”之作：“缀孙卿之词以序《刑法》，探孟轲之语因裁《食货》，《五行》出刘向《洪范》，《艺文》取刘歆《七略》。因人成事，其目遂多。”其中就包括删取刘歆《七略》而成的《艺文志》。郑樵更是因为与班固《汉书》断代为史的作史理念不同，而直斥班固为“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17)他针对《汉志》删取《七略》之事评论道：“班固《艺文志》，出于《七略》者也。《七略》虽疏而不滥，若班氏步步趋趋不离于《七略》，未见其失也。间有《七略》所无，而班氏杂出者，则踬矣。”随后举出一些具体事例，以证明班固只是“胸中元无伦类”之人。(18)诚如章学诚《校雠通义·补校汉艺文志》所言：“郑樵《校雠》诸论，于《汉志》尤所疎略。盖樵不取班氏之学故也。”(19)实际上，《汉志》虽然是删取《七略》而成，却绝不只是简单抄袭，在结构、分类以及辨伪等方面，是颇为用心和讲究的，蕴含了他对目录学的理解。 一是结构调整。前已述及，刘歆的《七略》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其中《辑略》是说明各派学术源流、内含与特点的。《汉志》从形式上取消了《辑略》，却保留了其内容，并将其内容拆散，作为序文并入到各篇当中，使得图书著录与相关学派学术说明结合得更为紧密，在了解图书典籍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各派学术及其流变的认识。 二是分类调整。《汉志》在大体保留《七略》书目分类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从而使书籍分类更为合理。《汉志》分类调整奉行的基本原则是“入”、“出”、“省”。所谓“入”，颜师古注云：“凡言入者，谓《七略》之外，班氏新入之矣。”其实“入”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书目原来《七略》中就有，只是出于合理性考虑，而从一类中移至另一类中。其中“新入”者，如《六艺略》中有《书》“入刘向《稽疑》一篇”，小学“入扬雄、杜林二家二篇(一说三篇)”；《诸子略》中有儒家“入扬雄一家三十八篇”；《诗赋略》“入扬雄八篇”等。“移入”者，如《六艺略》中有《礼》“入《司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诸子略》中有杂家“入兵法”；《兵书略》“入蹴鞠一家二十五篇”等。“出”即是移出的意思，说明原有内容不适合分在此类。如《六艺略》中《乐》“出淮南刘安等《琴颂》七篇”；《诸子略》“出蹴鞠一家，二十五篇”；《兵书略》“出《司马法》五十五篇入礼也”等。“省”通常是因为书目重复出现在几类当中，为了保留一处而省去他处的做法。如《六艺略》中《春秋》“省《太史公》四篇”；《兵书略》“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等。《汉志》删取《七略》，补充的书籍很少，体现在“新入”的书籍上。所做的工作主要还是对书籍进行分类调整，以使分类更趋合理化，集中表现在“出”和“省”上。其中的“出”，主要是针对《七略》原来归类的不准确上，如《七略》将蹴鞠一家置于《诸子略》中，《汉志》认为其属于军事训练的兵技巧，应该调整到《兵书略》中；《七略》将《司马法》置于《兵书略》，《汉志》考虑到该书主要讲军礼而非兵法，所以将其调整到《六艺》的《礼》中。这样的调整，无疑使书籍与类别更为贴切。“省”则主要是针对《七略》出现的重复收录现象所做出的调整，如《兵书略》所省十家，《七略》中的《诸子略》和《兵书略》都做了收录，之所以如此，一则十家兼具政治、哲学与军事内容；二则当初校书有分工，《诸子略》为刘向负责，《兵书略》为任宏负责，他们各自都选取了此十家。《汉志》根据十家思想内容主要倾向，保留《诸子略》一处的收录，而在《兵书略》中予以注明，既避免了重复，又统一了体例。 三是书籍辨伪。《汉志》在删取《七略》著录书籍时，还做了书籍辨伪工作。班固作《汉志》，已经注意到了书籍中出现的伪书现象。《汉志》删取《七略》书籍，通过辨伪，对其中的伪书明确做出标注。《汉志》在这些伪书下会注明“依托”、“托”、“增加”、“加”等字样，这是《汉志》的一个创造。纵观《汉志》的辨伪，主要有如下方面：其一是书籍内容伪。分两种情况，有书籍内容的全部伪和部分伪之分。全部伪如《诸子略》之杂家，有《大禹》曰：“传言禹所作，其文似后世语。”小说，有《伊尹说》曰：“其语浅薄，似依托也。”《鬻子说》曰：“后世所加。”《师旷》曰：“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务成子》曰：“称尧问，非古语。”《天乙》曰：“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黄帝说》曰：“迂诞依托。”部分伪如《诸子略》之道家，有《太公》曰：“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文子》曰：“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其二是书籍真，但署名作者伪。如《诸子略》之道家，有《黄帝君臣》曰：“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也。”《杂黄帝》曰：“六国时贤者所作。”《力牧》曰：“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阴阳家，有《黄帝泰素》曰：“六国时韩诸公子所作。”杂家，有《孔甲盘盂》曰：“黄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农家，有《神农》曰：“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兵书略》之兵阴阳，有《封胡》曰：“黄帝臣，依托也。”《风后》曰：“黄帝臣，依托也。”《力牧》曰：“黄帝臣，依托也。”《鬼谷区》曰：“黄帝臣，依托。”从上可知，《七略》收录的书籍存在伪书现象，这主要集中在删取《七略》之后的《汉志》之《诸子略》和《兵书略》两个部分，其中《诸子略》的道家5种、阴阳家1种、杂家2种、农家1种、小说家6种，合计15种；《兵书略》主要是兵阴阳4种。其他四略除了少数作者不明外，不存在作伪现象。 由上可见，《汉志》删取《七略》，是有自己的匠心独具的。经过《汉志》的总体结构调整，通过“入”、“出”、“省”的方法对具体文献分类的调整，以及书籍辨伪和具体辨伪方法的使用等，不但使得文献目录分类更加合理，而且蕴含的文献目录学思想对后世目录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其次，《汉志》的目录学价值。《汉志》作为现存的最早的图书目录，它在中国古代目录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具体来讲，《汉志》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起到保存文献的作用。中国古代文献的产生源远流长，从上古“六经”文献到春秋诸子著作，再到秦汉伴随各种学术发展而出现的各类图书，数量可谓众多。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等人的图书整理，便是以汉代图书大发展为其背景的。正是刘歆《七略》的编写，才使人们对先秦至汉代图书发展得以了解；而《七略》的图书目录著录价值，又是通过《汉志》得以体现的。特别是《七略》在唐末散佚之后，人们只能通过《汉志》来了解先秦两汉图书发展情况，《汉志》也因此显得更加宝贵。纵观《汉志》删取《七略》而著录的图书，一共包括六大类38种，分别是：《六艺略》之《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等九种，《诸子略》之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种，《诗赋略》之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歌诗等五种，《兵书略》之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等四种，《数术略》之天文、历谱、五行、耆龟、杂占、形法等六种，《方技略》之医经、经方、房中、神仙等四种。上述六大门类38种图书，已经涵盖了先秦至西汉中国古代的基本图书。当然，这些图书只是先秦至西汉尚存的图书，并不包括已散佚的历代图书。实际上，《汉志》编纂之前，由于各种战乱与政治因素，已经有很多典籍遭到毁灭。其中以秦火、秦末战乱和王莽之乱对于历代图书典籍的毁坏程度最大。仅秦朝焚书，就导致先秦私家所藏六国史书以及《诗》、《书》、百家语等被全部焚毁。中国古代史官制度产生很早，成就的史籍数量众多，然而《汉志》当中史籍却没有单独形成一大部类，即是秦火毁灭六国史籍导致的结果。也因此，我们从《汉志》中已无法了解到先秦时期史籍编纂的基本情况。从该角度而言，《汉志》的编纂尤为可贵，它成为后人了解西汉以前中国古代典籍的唯一法门，并且成为人们考证先秦秦汉古书的重要依据。诚如清代学者金榜所言：“不通《汉书·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20)此语充分肯定了《汉志》的图书著录价值。 二是反映了先秦秦汉的学术发展。《汉志》不只是一篇图书目录，也是反映先秦秦汉学术发展史的重要文献。如果说《七略》的图书著录价值是通过《汉志》体现的，那么《七略》所反映的学术史价值也是通过《汉志》体现的。如前所述，在《汉志》之前，最早对古代学术史进行总结的是《庄子·天下》，该篇认为古代学术皆源于“六经”，后因天下大乱，道德不一，形成了墨翟、禽滑釐之学，宋钘、尹文之学，彭蒙、田骈、慎到之学，关尹、老聃之学和惠施之学等百家之学。此后，《荀子》的《非十二子》、《天论》和《解蔽》，《韩非子·显学》，《尸子·广泽》，《吕氏春秋·不二》和《淮南子·要略》等，都对先秦学术进行了分类评析。但从总体来看，它们都是将学术观点相同或相近的代表性的学者做了归类，以人名标立学派，还未给这些学派冠以具体的家名。正如梁启超所说：“庄荀以下论列诸子，皆对一人或其学风相同之二三人以立言。”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则是第一次以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对先秦以来学术思想进行了分类。从此以后，诸子百家的学术有了各自的家名。梁启超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其檃括一时代学术之全部而综合分析之，用科学的分类法，厘为若干派，而比较评骘，自司马谈始也。”同时认为以这六家来概括先秦以来的学术思想是很全面的，“此六家者，实足以代表当时思想界六大势力圈”。(21)删取刘歆《七略》而成的《汉志》，从其中的《诸子略》可知，已经将先秦以来的学术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在司马谈六家基础上增加了纵横、杂、农和小说四家。同时，《诸子略》之外的其他略，还起到了对于十家分类的补充作用。如《诗赋略》显然不能被小说家所能概括，《兵书略》属于兵家，《数术略》和《方技略》中的内容就包含了天文、历数、五行、医方等诸家。也就是说，《汉志》看似十家分类，而实际叙述的家派是大大超过此数的。应该说，《汉志》通过图书分类，对先秦以来的学术进行了重新分类，也是继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以来对先秦秦汉学术所做的最为系统的反映。 值得注意的是，《汉志》的学术分类还对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做出了反映。汉代是经学兴起的时代，西汉今文经学被立于官学，没有今古文之争。自西汉末年刘歆请立古文经之后，出现了今古文之别与今古文之争。东汉古文经学兴盛，不过被立于官学的依然是今文经学。班固治学虽然“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22)但从经学立场而言，则属于古文经学学派。《汉志》的图书分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代今古文之争，同时也体现了班固自己的古文经学思想于其中。其一，重视著录古文经典。《汉志》为了反映汉代今古文并存的学术现象，其图书著录注意到了古文经典，集中见于《六艺略》当中。《六艺略》著录经书，凡属于古文经典，皆以“古”字加以注明。如《书》类有《尚书古文经》46卷，为57篇；《礼》类有《礼古经》56卷，《经》17篇；《春秋》类有《春秋古经》12篇，《经》11卷；《论语》类有《论语》古21篇。出孔子壁中，两《子张》；《孝经》类有《孝经古孔氏》1篇，22章。《小尔雅》1篇，《古今字》1卷；《书》类序曰：“《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公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23)众所周知，东汉初年还只是古文经学刚刚兴起的时代。刘歆是古文经学发起者，班固属于古文经学家，《汉志》删取《七略》著录典籍，虽然打上了古文家的烙印，却由此全面反映了先秦以来的经学典籍，同时也折射出了汉代的今古文学术之争。其二，《周易》成为“六经”之首。关于“六经”的排序，是存在着今古文之别的。在古文经学兴起以前，今文经学排列“六经”，是依照《诗经》、《尚书》、《礼经》、《乐经》、《周易》和《春秋》之顺序的，所依据的主要是经典的难易程度。古文经学对于“六经”的排列顺序，则依次为《周易》、《尚书》、《诗经》、《礼经》、《乐经》和《春秋》，主要是依据经典出现的时代先后的。《周易》之所以成为“六经”之首，古文家以伏羲画八卦，自然年代最远。《汉志》对于“六经”的排列，体现了古文经学家对于“六经”的认识，成为此后古文经学不易之论，《周易》也因为《汉志》而居于了“六经”之首。 三是奠定了后世目录学四部分类的基础。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目录学的基本分类方法经、史、子、集四分法，是由《隋书·经籍志》首创的。然而，经、史、子、集四分法的目录分类基础则是由删取《七略》而成的《汉志》的六分法所奠定的。从《汉志》的六分法到《隋志》的四分法，中间经过了一个发展变化过程。根据《隋志》的记载，西晋秘书监荀勖在曹魏秘书郎郑默所作《中经》的基础上编纂《中经新簿》，最早采用四部图书分类法，它们分别是：“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讚、《汲冢书》。”(24)荀勖的四分法对于《汉志》六分法图书分类体系是一个重要突破，而且将《汉志》中没有形成部类的史籍图书单列为丙部，成为一大部类。到了东晋时期，著作郎李充又用荀勖《中经新簿》校对当时所藏图书，撰成《晋元帝四部书目》，将荀勖《中经新簿》中的乙、丙两部类位置加以对调，形成甲部为五经、乙部为史记、丙部为诸子、丁部为诗赋的四分法，一方面史籍图书从此成为四部分类中的第二大部类，另一方面虽仍以甲、乙、丙、丁分四部，但经史子集秩序已经被确定下来了。到了唐代编写《隋书·经籍志》，便正式改甲、乙、丙、丁四部名称为经、史、子、集，目录学上的经、史、子、集四分法由此最终确定。 通观《隋志》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每部之下又分小类，其中经部有10类：《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谶纬、小学；史部有13类：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学、簿录；子部有14类：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兵法、天文、历数、五行、医方；集部3类：楚辞、别集、总集。此外还附录道、佛经典，其中道经4类：经戒、饵服、房中、符录；佛经11类：大乘经、小乘经、杂经、杂疑经、大乘律、小乘律、杂律、大乘论、小乘论、杂论记。(25)比较《隋志》四分法与《汉志》六分法，除去图书分类不同之外，最大的一个区别是关于史籍的归属问题，在《汉志》中，史籍没有形成为一个部类，而是附属于《六艺略》之《春秋》类下；而在《隋志》中，史籍图书则独立成为第二大部类。《汉志》“史附于经”现象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秦火对先秦史籍的毁灭，致使汉代史籍稀少而形不成部类。二是经史关系密切，特别是《春秋经》具有亦经亦史特点，汉代史学也有浓厚的崇经意识。随着汉代以降史学的发展，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已经成为显学，史籍的数量也大大丰富，这在西晋荀勖的目录学著作《中经新薄》中最初得到了体现，史籍已经作为丙部并立于四部图书分类之中。 从《汉志》到《隋志》，虽然图书分类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却无法忽视《汉志》对于《隋志》目录分类的重要影响。《隋志》四分法实际上是从《汉志》六分法脱胎而来的，《汉志》六分法是《隋志》四分法的基础。从图书分类基本结构来看，《隋志》的经、史、子、集四部主要来源于《汉志》的“六艺”、“诸子”和“诗赋”，其中的史部则来源于《六艺略》之《春秋》类；《汉志》其他三略“兵书”、“数术”和“方技”，其基本内容则归入《隋志》的子部。具体来讲，《隋志》的经部，基本上是完全沿袭了《汉志》的《六艺略》，《六艺略》共有《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9类，《隋志》只是增加了谶纬而成10类，再就是将《孝经》置于《论语》之前，做了一点秩序上的变化；《隋志》的子部基本来自《汉志》的《诸子略》。《诸子略》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隋志》共有14类，其中前9类完全来自《诸子略》，只是去除了阴阳家，后5类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则来自于《汉志》的《兵书》、《数术》和《方技》三“略”；《隋志》的集部则来自于《汉志》的《诗赋略》，《隋志》作者对此有明确表述：“班固有《诗赋略》，凡五种，今引而伸之，合为三种，谓之集部。”(26)由此可见，《隋志》的集部完全是对《汉志·诗赋略》的扩展。《汉志》不但在《六艺略》前作有全文总序，而且每大类、每小类后也都分别作有大序、小序，以明撰述旨趣与学术发展等。这样的做法，也完全被《隋志》所继承。至于《隋志》中四部之后另有道、佛经典著录，这与汉末以来特别是魏晋南北朝佛、道的发展与兴盛，佛、道典籍不断增多的历史现象紧密相关，而诞生于东汉初年的《汉志》还不具有这样一种学术与图书发展的背景。 四是开创了正史编纂艺文志的先河。作为纪传体史书的书志体例，记述的是典章制度。司马迁《史记》中的“书”，共有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等8篇，没有开设专门记述学术史一门的典制。班固《汉书》将《史记》八书扩大为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等十志，典章制度的记述内容大大扩大了，其中就包括对于艺文志的创立。所谓“艺文志”，即是将历代或当代有关图书典籍汇编成目录。《汉志》以《七略》“六分法”目录分类方式，通过“删其要，以备篇籍”，记载了自先秦到西汉学术发展的状况，分类记录了当时存世的典籍，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图书分类目录。艺文志的编纂，对研究汉代及其以前图书文献，考订学术源流，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汉志》又是中国历代正史中第一个艺文志，开启了正史编纂艺文志或经籍志的先河。自《汉志》编纂以后，书籍目录由此成为正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汉志》的影响，历代正史开始仿效《汉志》的体例，重视编纂艺文志或经籍志，以反映历代学术与图书发展情况。在“二十四史”中，除了《汉书》有艺文志之外，还有五部正史编纂了艺文志或经籍志，它们分别是《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列于“二十五史”之中的《清史稿》，也编纂有《艺文志》。历代正史的艺文志或经籍志的编纂，不但反映一代学术与图书发展情况，连接起来，便是对中国古代学术与图书发展脉络的整体展现，具有重要的学术史与目录学价值。 综上所述可知，刘向在西汉末年大规模整理文献基础上最早编制的《别录》，为我国第一部书目题解著作；刘歆通过对《别录》“撮其指要”而成《七略》，为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系统的目录学著作；班固通过对《七略》“删其要”而成《汉志》，不但保存了《七略》的基本内容，而且开启了我国史志目录学的先河。在“撮其指要”和“删其要”的过程中，汉代目录学一直处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最终以《汉志》呈现出的面貌而定型。纵观汉代目录学的发展及其思想成就，集中表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发展了学术流派分类思想。文献目录编纂，离不开对于学术与学派的划分。司马谈以阴阳、儒、墨、法、名、道等六家来涵盖先秦秦汉学术流派，刘歆《七略》在此基础上增加纵横、杂、农三家，称作“九流”；附以小说家，则成“十家”。“十家九流”属于诸子一略，其他五略则为补充。这一学术分类思想由《汉志》得以保存和流传，代表了汉代目录学学术分类思想的最高成就，发展了先秦以来的学术分类概念。(27)如果说司马谈的“六家说”旨在反映先秦学术大势，那么刘歆的“十家九流”说则旨在囊括全部先秦诸子学说流派，系统而全面地反映先秦以来的学术思想发展与学术流派演变情况。此外，“十家九流”的提出，也为编制目录学的一种便利。梁启超虽然对“十家九流”说颇有微词，认为增加的四家在学术思想和性质上与前六家并非同类，不可并列，却也不得不承认“分诸子为九家十家，不过目录学一种便利”，(28)肯定“十家九流”说之目录分类的合理性和系统性。 其二，肇端了群书目录分类方法。中国古代群书目录分类，滥觞于刘向的《别录》，初步形成于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汉志》。也就是说，《七略》与《汉志》的编纂，是中国古代群书目录分类形成的标志。由《七略》创制、《汉志》改进并呈现出的群书目录分类，实行的是“六分法”，它将汉代之前中国古代典籍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和方技等六大类。“六分法”是中国古代群书目录分类的鼻祖，为此后中国古代群书目录分类奠定了基础。其中有仿作者如王俭的《七志》、阮孝绪的《七录》等，有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者如荀勖的《中经新簿》、《隋书·经籍志》等。后二者特别是《隋志》所采用的经史子集“四分法”，成为此后中国古代群书目录分类的固化与典型形态，却无疑是从汉代群书目录“六分法”发展而来的。此外，《汉志》还开启了史志目录学的先河。之前司马迁作《史记》，“八书”当中并没有反映历代图书典籍的艺文一书。《汉志》是历代纪传体正史中的第一个艺文志，成为后世纪传体正史编纂艺文志的圭臬，有开创之功。 其三，目录学思想与方法体现了尊儒与考实的特点。汉代是“独尊儒术”开始的时代。随着儒家思想被确定为官方统治意识形态，自然会反映到时代学术发展当中，目录学也不例外。从汉代目录学著作来看，刘向的《别录》以“合于六经”作为书籍评述的标准。刘歆《七略》更是将崇儒的思想贯彻到具体的目录编纂之中。《七略》以六艺略为首，肯定儒家六艺乃圣人之作，为万世法则，其中《易》“与天地为始终”，其他五经“犹五行之更用事焉”。提出“诸子出于王官”论，以诸子、诗赋为衰世产物，乃“六经”支流余裔。(29)这些都是其崇儒思想的具体体现。班固《汉书》“旁贯五经”，《汉志》的编纂自然也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一方面在目录编纂体例上，《汉志》继承了刘歆的崇儒思想；另一方面，《汉志》重视著录经学特别是古文经学典籍，系统反映了经学的发展以及今古文之争。同时，在汉代目录学编纂的具体方法上，普遍重视于考实，其具体体现，一是重视辨章学术与考镜源流；二是重视书籍辨伪与史料考实。这种注重考实的学风，对中国目录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