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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赞米亚区域的特点 作为极具代表性的跨越民族国家疆域的地区，赞米亚有其独特之处，具体表现在山地国家为逃离国家空间而选择的崎岖恶劣的地理环境、与低地国家黑暗双生［5］的经济联系、自我选择的耕作方式和农业作物、逃避统治的政治安排、部落性和平权的社会结构、逃避文明的口述资料以及被狂热崇拜千年的先知等方面。 （一）自然环境的隔离特点 在历史上赞米亚区域是逃避低地国家压迫（包括奴役、征募、赋税、劳役、瘟疫和战争）的产物。而对于国家而言，其兴起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拥有适合耕作水稻的大面积冲击平原。统治者要创造一个理想的“国家空间”，就需要以较小的代价获得大量、稳定的人口和剩余粮食。为了逃避压迫和统治，原水稻国家中的一些居民选择与国家保持距离，逃离国家空间。他们选择沼泽、湿地、红树林等去处，比较而言，山地是更理想的选择。马克·埃尔文（MarkElvin）以处在赞米亚区域的中国贵州为例，揭示逃离人的环境选择：“制作地图是困难的，制作贵州省的地图尤其如此。……贵州南部的土地支离破碎且边界不清，……一个地区或县可能被分裂成许多小块，还经常被其他地区或县分隔”［5］。J.乔治·斯科特（J.George Scott）的描绘是：“那些崎岖不平并长满丛林的地带是长期被土匪占据的地方，……在这里追踪是不可能的。这个地带狭窄、曲折，特别适合打游击。除了通常使用的道路外，很少有其他方法进入。……通过丛林时有许多悬垂荆棘和多刺的爬藤植物。”［6］而伊丽莎白·R. 胡克（Elizabeth R .Hooker）则进一步揭示道：“地面被弯曲的小溪冲刷成许多小的沟壑，这是很有代表性的。……缓慢且困难的交通方式带来的地理隔绝又被其他一些因素所加剧。”［7］ 从斯科特等人关于赞米亚地区自然环境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进入困难的丘陵、沼泽和山地将低地国家与高地人“分割”开来，相对的自然空间隔绝加大了国家机器施展其能力的难度，形成了内陆国家所能到达的国家治辖边界。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指 出，“大山统治了另外一个与文明相分离的世界”［8］。从这个角度来看，逃往高地是赞米亚人所选择的“逃避与生存的自然空间策略”。 （二）经济上的依存特点 在东南亚，生活在赞米亚区域的人们因为经常移动和去向不可预期，被认为是游离于文明之外的“化外之民”，他们选择的生存方式和生态区位亦被视为野蛮。但是，文明和野蛮是相对的，没有野蛮的对照，就无所谓低地国家的文明。尽管看不起他们的山地邻居，低地国家还是因为强烈的经济依附需要而与山地捆绑在一起。双方因占据不同的生态区位、生产不同的农业作物等而产生的互补性，强化了牢不可破的相互依存关系，因而，斯科特把山地人群同谷地国家称为黑暗“双生子”。山地人尽管在尽其所能地逃避低地国家，但是又无法避免地与低地国家保持着经济互生关系。 低地国家一方尽管占据有利的地理位置，但没能凭借自身优势而左右贸易，山地与低地产品互补，两地因为需要交换自己的产品，而使得彼此的产品具有了高度的流动性。低地国家可以从山地获得天然的林产品（包括稀有的木材、药材、各种树脂以及乳胶等）、犀鸟的羽毛、可食用的燕窝、蜂蜜、蜂蜡、茶、胡椒等，这些产品都具有重量轻、体积小、价值高的特点，因而也容易为高地人带来高额回报。同样，低地市场可以提供山地人没有却需要的产品，从最基本的盐、鱼干到陶器、瓷器、针线、成衣、绳索、武器、火柴、毛毯、煤油等［9］。在山地人认为有利的条件下，活跃的贸易把低地与山地的经济联系在一起。不同的生态环境、不同的生计方式、不同的文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专业化，成为山地人形成比较优势的基础。基于各自的地理区位优势与需求，低地国家和山地人群保持着长期而稳定的经济贸易关系，这对无法分割的黑暗双生子为我们研究跨区域族际关系提供了生产、生活视角。我们置身于大瑶山周边的平原地带遥望绵绵瑶山，就不难想象到在近代之前瑶家人如何与山外人进行贸易，为何贸易。 （三）政治上的平权特点 赞米亚是一个特指区域，从治理的角度而言，它呈现的是逃避国家空间、逃避统治的艺术。在赞米亚地区，寻找不到统一而强大的国家机器的影子，生活于斯的人们游离于国家边缘，他们不纳税、不参与国家主权的竞争，他们选择平权的政治建构就是为了避免精英的出现，免于被统治、被治理。他们逃避国家性和持久的等级制度，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有想控制赞米亚的野心，它就必须寻找一个有权威的首领，而这在赞米亚大部分区域是很困难的，因为赞米亚区域每个基本单元都声称自己的独立特征，对那些“水母似的”部落进行稳定和间接的控制几乎是不可能的。斯科特举例说明，佤族是山地有高度平等“民主”的群体，他们强调平等地参加盛宴和地位竞争，不允许那些已经很突出或者很富有的人提供更多的贡献，以避免首领的产生。这也正如马思中（Magnus Fiskesj?）指出的，他们构建出平等主义作为抵制国家的策略［10］。 在赞米亚地区，没有行政管理，没有军队，没有警察，那里是一批游离于法律之外的人群，所有经典政治学家关于国家和政治的论述在这里都寻不到踪影，赞米亚人的“政治”安排都处于与其低地邻居相对立的位置。山地人群在与低地国家的对话中构建出这种无意识形态的框架，并表现出了对国家构成要素和等级分明的领袖地位的厌恶。他们所尊崇的平等主义帮助他们逃离被统治，向更平权和自由的方向迈进。 （四）社会的分散特点 与区隔的自然环境相对应，高地人所选择的社会结构是水母式的，这种结构对内是自成体系的，对外是相对闭合的。这种结构同时又具有很高的流动性和适应性。流动性可以免于国家及其治理的有效控制，逃跑成为山地人自由的基础；适应性是指小的社群单元可以很快适应新的搬迁环境，适应山地，这成为了山地人的独特技能。赞米亚是众多社群单元的联盟，这些单元可能是拥有核心的大家庭、宗族，也可能是分散的氏族、结盟的部落、小村寨、大村庄、小城镇以及直接控制的领地。从治辖的角度看，统治一个整合度高的集合体容易，但将分散的众多社群单元纳入统治之下确实困难且难以长久。这些社群单元就如一块块砖，可以被拆散而四处堆砌，也可以组合到一起建筑房屋。它们不断地消失、分裂、易地、合并、重组，这种高度的流动性和社会重组的策略构成了赞米亚社会的特征。因赞米亚具有与水母相似的特性，斯科特把这种模式命名为水母式的逃避结构。 赞米亚人的逃避始于赋税开始的地方，压迫的开始也是逃避的开始。在斯科特看来，赞米亚地区的社会结构是一个变量，那里有不断变换的部落和不断迁徙的人口，人们总是处于移动之中，没有固定的居住地点，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领袖是临时的，生存方式是易变和逃匿的。他们的社会组织和生存策略具有很大的模糊性，给那些妄想将其纳入“国家空间”的统治者设置了不小的障碍——他们（国家统治者）很难找到可以进入赞米亚社会的切入点。逃避的第一个原则是选择合适的地点，第二个原则是保持移动，高地人群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避免被整合进国家而进行的“策略性适应”。笔者认为，山地人的部落性、流动性、自主性、适应性成为其逃避统治的有力武器。 （五）其他方面 对于赞米亚人而言，山地并非只是政治抵制和社会逃避的空间，也是文化拒绝的空间，依托山地，赞米亚人创立了逃避统治的艺术，创造了独特的水母式“逃避文化”。在很长的时间内，赞米亚人拒绝了文字和文本，选择了一种具有潜在积极意义的媒介——口述。在斯科特的阐释中，文字和书写的文本是与国家的产生和运行相关联的。石碑和书写的文本同口述的形式相比最大的特点在其相对持久性。国家的统治者想建立并保持其权威，就可以通过这种固定的文本形式从历史中寻找权力的合法性，并保持等级制度在代际间的稳定传递。书写是国家施行行政管理的关键技术，国家要平稳运行，就要将其人口、土地等登记在册，尤其是对人口和家庭作调查。相比之下，无文字的口述史就有更多的操纵空间，在口头文化中不存在任何权威的、正统的谱系和历史，每一阶段有关谱系、历史的记述都是某种特定利益、特定权力关系和特定背景的反映，具有较大的弹性，可以进行策略性调整。没有文本和文字使得高地人可以自由地操纵和解释历史，将国家诞生的因子扼杀在摇篮里。 除此之外，在赞米亚高地流行着对先知的狂热崇拜。在当地人看来，先知可以创造奇迹，恢复传统的道德准则，呼唤族群行为的回归，亦可使人们避免臣服于低地国家，从而迎接新时代的来临。在自然神学中，“宗教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是丧失精神的状态下的精神，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1］在这种救赎宗教的世俗功能下，当高地人在经济、自主秩序和独立地位等方面感到威胁的时候，他们就会转向先知，在先知的带领下进行激烈的反抗。同样，对先知的千年狂热崇拜不仅仅能抵抗国家的入侵，同样也是逃避国家的体现。高地人从对一个美好未来的承诺中发现当下问题，拒绝现状并开始反击。 “逃避国家”是赞米亚人最大的特点，为此他们远远地与国家空间保持距离，逃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中，站在与国家对立的一面，创建了自己独特的“逃避经济”“逃避政治”“逃避的社会结构”“逃避文化”和“逃避的‘先知’世界观”。这些不是“野蛮化”的结果，而是高地人自我选择的智慧。这些逃避的艺术具有更大的弹性、流动性和适应性，帮助高地人免于被纳入行政体制之中，保持相对的自由和自主的秩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