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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作为地方性文化资源的丽江古城因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具有了世界性的价值，每年吸引着2000余万人次的世界各地游客前来观光体验，因此，兼具全球化与地方化特性的丽江古城在两者的融合中形成了独特的价值，在两者的平衡中孕育了民族文化产业的集群式发展，虽在两者的冲突中滋生了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的负效应，但也形成了自我调适的机制。全球化的普遍性和地方化的特殊性之间的冲突与协调一直是学界探讨的热点，从丽江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的发展来看，全球化可以促进地方文化资源产业化、集群化发展，文化产业集群的自我调节机制也可以修复全球化与地方化之间的冲突，促进文化产业集群良性发展。 关 键 词：民族文化/民族旅游/世界文化遗产/民族文化产业/产业集群发展/丽江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西南跨境民族地区文化边疆治理研究”(17XMZ055)、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加快云南文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ZDZB201710)、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艺术规划项目“云南区域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研究”(A2017YZ1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晏雄，云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文化产业管理、文化旅游。云南 昆明 650221 作为地方性的文化资源在拥有了世界性的身份——世界文化遗产而融入了全球化的进程后，全球化的普遍性和地方化的特殊性之间的冲突与协调一直是学界探讨的热点。本文从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的视角，选取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富集地区——丽江来深入研究全球化与地方化的融合、碰撞和协调机制，从而得出全球化可以促进地方文化资源产业化、集群化发展，文化产业集群的自我调节机制可以修复全球化与地方化之间的冲突，促进文化产业集群良性发展的结论。 一、全球化与地方化的融合：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的独特价值 一般情况下，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必须符合《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评选标准中的至少一项，才有可能入选。1997年12月，丽江古城由于符合评选标准中的三项而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丽江古城也从地方性民族文化资源一跃而成为世界性的文化资源，丽江古城的独特价值也具有了全球化与地方化融合的特点。 一是价值的整体性。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丽江古城，衡量其价值时就不能只单独的评价其自然资源、物质文化资源与非物质文化资源，而应从整体上来判断，不能想当然地只审视其中某一种文化现象，换句话说，即使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丽江古城也不能单独地存在于丽江的整个文化生态系统之外。 二是价值的有形与无形。世界文化遗产作为民族文化资源的一部分，其价值也表现为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两种形式。作为有形的文化资源，其价值随着物质形态的存在而存在。如丽江古城至今仍保存完整并还在使用的纳西族民居、青色的石板路、独特的三眼井等，因其物质形态的存续而凸显着独特的价值；反之，如果其物质形态消失，其价值也无法显现。作为无形的文化资源，其价值可以附着在物质形态的文化资源上由无形转化为有形。如纳西古乐、纳西族传统民族民间舞蹈等，就可以通过器乐、舞台甚至现代科技媒介等方式呈现给游客，使无形的文化资源在获得经济价值的同时，也体现出其独特的社会价值。 三是价值的夷平与凸显。丽江古城作为地方性的民族文化资源在参与到主流社会(全球化)的竞争中如何保持自身特色，表现出的虽然是文化商品的地方性和全球性如何平衡的问题，实质上则是文化资源价值的夷平与凸显问题。即现代社会所夷平的是阻隔商品交换的“种种空间上的文化藩篱”[1](P.37)；所凸显的是“为了使这种夷平了文化藩篱的该种商品能够成为最远距离的最多数人可以消费的商品”[1](P.37)。也就是说，现代社会要突出的是该种商品早已存在的独特价值，从而使这种独特性的商品能被主流社会所认可。 二、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平衡：丽江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丽江古城每年吸引了2000余万人次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来体验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的独特性及其汇聚的各种文化资源，如东巴文化、“茶马古道”商贸文化、纳西族民风民俗等。为了满足世界各地游客的体验需求，作为东道主的丽江古城居民通过将民族文化资源资本化、市场化进而产业化的方式形成了民族文化产业的集群现象，以满足不同游客的差异化体验需求。从而达成了作为全球化的丽江古城和作为地方化的丽江古城在需求上的平衡，在这一平衡过程中，促进了丽江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具体表现为东巴文化、商业文化和古城文化在丽江古城的交融和变迁。 (一)东巴文化：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的核心文化资源 东巴文化源于纳西先民创造的一种文字体系——东巴文字，由于纳西族的宗教祭司“东巴”用这种文字记写纳西族宗教经书等内容而得名。因为有了文字，纳西族的灿烂文化才得以流传至今。 东巴文化具有包容、开放、善于吸收其他优秀文化的特点，在其形成过程中，除了保留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以及图腾、祖先、灵物和鬼魂崇拜等内容外，还不断融合藏族苯教和佛教、道教的文化元素，以促进东巴文化的不断发展壮大。 苯教对东巴文化的影响可追溯到公元8世纪，一些苯教徒来到纳西族地区，致使很多苯教文化因素得以借助东巴教而保留了其原初风貌①。佛教和道教对东巴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丧葬仪式观念的变化上。长期以来，纳西族总认为，人死后就要回到祖先的身旁，所以只要通过超度的形式就可以把人们的灵魂送回到祖先所在的地方。后来，由于受汉藏文化的影响，纳西族民众才逐渐形成了生死轮回的观念，纳西族东巴经《神路图经》和长幅布卷画“神路图”就是这种生命观的具体体现。 东巴文化对外来文化所体现出的包容开放的特点深深地镌刻在了纳西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孕育了东巴文化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和独特的魅力。这种具有地域特点鲜明、民族元素独特的传统文化资源在和丽江民族文化产业的时代性特征耦合后，就成了丽江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化发展的核心资源。 (二)商业文化：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的产业文化基础 丽江古城是一个因商业而兴起的城市，其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商业文化经过不断的变迁和发展，成为丽江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化发展的助推剂。其商业文化产生于汉唐时期，兴盛于抗战时期，鼎盛于20世纪90年代。 早在东汉时，今天丽江奉科等地就已经出现了“蜀郡”的铁锄，反映了这一时期丽江的物品交易状况。东巴经书记载的“聪本(藏南)马帮九弟兄，赶着九十九驮子来”[2](P.391)的景象则生动地再现了唐代纳西先民的商贸状况。明代，丽江纳西族地区的集市已成为经济交往的重要场所。到了清代，集市得到进一步发展，乾隆《丽江府志》就记载了府市、石鼓、巨甸、鲁甸、通甸、吉尾、浪沧等四十八个小集市。[2](P.89)光绪年间，丽江的市肆已有4市、3街、12约、2保。1912年，时任国民政府丽江府府长熊廷权成立商业劝工会，[2](P.391)通过采取税收优惠政策等措施鼓励人们把物品拿到劝工会进行买卖，促进了丽江古城商业的发展，出现了“货流南北东西，财输百千万亿，金融活泼，生计斯舒”[2](P.391)的繁华景象。 木氏土司统治时期，“茶、糖、铜、铁器、粮食等商品开始从丽江运往藏区”，②丽江古城成为云南通往四川和西藏商贸往来线路上的重要站点，凭借这一优越的交通区位，丽江逐步形成了其商贸重镇的雏形。抗战时期，茶马古道成为连接中国和印度的两条主要通道之一，这也成就了丽江抗战经济中转站的战略位置，从而拓展了丽江纳西族与周边民族和世界的商业文化交往，造就了丽江古城商贸重镇的重要地位。 抗战结束后，茶马古道也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丽江古城商贸开始逐渐回落。直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丽江古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丽江旅游业的不断升温和民族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其民族文化资源蕴含的巨大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积极参与到了丽江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和民族文化产业化的进程中，越来越多的民族文化企业在丽江集聚，民族文化产业呈集群化发展态势。 (三)古城文化：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的社会文化空间 由于东巴文化、商贸文化、农耕文化、纳西族传统民风民俗等文化资源在丽江古城的交汇，在大约3.8平方公里的空间内形成了民族文化产业集群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文化空间条件。 丽江古城的形成本身就具有鲜明的农耕文化特点，即丽江古城是田园乡村式的城市，或者说是城市化了的乡村。城里人总不愿割断与农村的联系，赚到钱的商人都要到农村去置地建房。城乡之间联系紧密，相互通婚，有的城里人和农村人家庭还结成了“朋友+亲戚”的“扣巴”(伙伴家庭)关系。大家经常相互走动，农作物成熟时节，农村人会带上自家种植的土特产去看望城里的“扣巴”，工作之余，城里人会带上布料等随手礼到山区“扣巴”家小住几日。两个家庭间这种纯朴的友谊通过“扣巴”关系代代相传。[3](P.155)纳西族这种淳朴的民风和传统社会的村社文明相融合，就形成了丽江古城独特的城市文化。 丽江古城还有一种自发的民间群众性信贷组织——化賨，主要用于在同学、同事、朋友之间开展交际活动。组织者称为賨头，参加的人数量不等，賨期和接賨顺序由参加者协商确定。化賨最初是纯粹的资金互助组织，后来出现有人以化賨为业，不时发生骗賨、赖賨现象，于是，化賨在丽江古城逐渐消失。直到20世纪80年代，化賨在丽江城乡居民中得以逐步恢复，并逐步演变为以打牌、聚餐、郊游等娱乐形式为主的一种民间交往习俗。[4](P.156) 丽江古城这种淳朴的“扣巴”(伙伴家庭)关系和村社文明形成的独特的城市文化、以茶马古道上延续下来的商品交易规则为主的商业文化以及化賨等民风民俗共同构成的基于相同社会文化背景和信任关系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网络，它们共同构成的社会文化空间促进了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