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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通过协同社会力量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是社会和谐有序运行的基础，更是持续满足公众对公共服务和社会发展需求的过程。理论上，学术界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共治的本土理论建构不充分使得社会共治理论有待提升。实践中，民族地区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良性互动，形成典型的领导型网络治理。从信任、目标和能力三个要素考察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共治的实践可见，需要在信任环境建设、网络目标一致性推进和网络参与能力强化等方面提升基层社会共治网络的有效性，以推进民族地区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建构。 关 键 词：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社会共治/领导型网络治理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族地区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机制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8BZZ032)，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基础能力提升项目“共享理念下广西城市社会治理精细化的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项目编号：2018KY0142)。 作者简介：胡佳(1982- )，女，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城市发展与治理研究院院长，管理学博士，广西民族大学边疆民族地区公共安全治理研究中心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地方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创新研究。广西 南宁，邮编：530006。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共治强调社会治理过程的多元性，需要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的广泛参与，共治是社会治理的关键。共治体现着社会治理过程是“高度复杂、充满矛盾、运动反复、不断升华的系统工程”。[1]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培育政府、社会与市场的互动关系，构建基层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体系，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议题。 在学术研究中，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多元主体共同治理议题受到不同领域学者关注，相关研究呈现多层次趋势。在宏观层面，学者们指出社会共治在社会治理中的意义。张康之指出合作治理是后工业化时代社会治理变革的归宿。[2]郁建兴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提出“国家主导下的社会治理”概念，认为基层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治理成为中国基层政府解决社会治理问题的重要内容。[3]刘振宇提出法治中国的语境和实践，丰富了“社会共治”的理论内涵。[4]在中观层面，不同学者构建了社会共治的运行框架。王名等基于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实践探索，提出多元共治的主体、系统、机制和制度保障。解答了社会共治中多元主体的内容、关系和机制等问题。[5]任泽涛分析了社会协同治理中的公民力量培育、多元主体运行和制度保障。[6]刘俊杰基于社会转型的影响，提出社会治理中政府与社会共治机制的构建。[7]王春婷建议从多元主体深度参与、赋权和集体行动等社会共治突破治理的合法性危机。[8]在微观层面，相关研究呈现了社会共治的地方实践经验，包括社会共治的杭州经验、[9]武汉经验[10]和枫桥经验[11]等。民族地区在公共服务供给的财政基础、社会组织的社会历史文化基础等方面都有别于其他区域，因此，民族地区基层社会共治积累的经验、面临的困境及其突破路径都可能有其独特性，但上述文献表明，系统研究民族地区基层社会共治经验、困境与路径的相关成果较少。 在社会共治理论模式中，网络治理理论已经得到理论界和实践者的广泛认可。将网络治理理论应用于社会治理中的合作共治，强调将社会治理多元主体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过程，通过多元主体关系连接而成的社会治理网络是中国社会共治的重要表现形式，其对如何有效实现多元主体合作共治具有解释力。网络治理具体包括共享型网络治理(SG)、领导型网络治理(NLO)和行政型网络治理(NAO)三种网络治理模式。[12]共享型治理模式中没有中间代理人，强调网络成员共同管理和成员间的平等多边关系，是一种高度参与和分权式网络。领导型网络治理模式中有一个核心“领导者”代表整个网络做出决策，在网络中有重大的影响力。行政型网络治理模式依赖于网络外部某个组织的资源配置或信息供给，“行政”组织在协调或维持整个网络运转中有重要作用。不同的治理结构对网络治理的有效性有直接影响，网络治理模式的选择应该建立信任、规模、目标一致性和网络能力需求四个关键因素及其相互结构上。 结合中国国情，政府在共治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因此，网络治理模式属于领导型网络治理。本文应用网络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梳理民族地区基层合作共治实践经验基础上，分析基层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现实困境，探索在基层政府主导下如何实现多元共治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