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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世文献对于东周诸侯国历史的记载大多语焉不详，或是付之阙如。东周诸侯国有铭铜器大量出土，可以补充传世文献的不足，有许多铭文史料还是传世文献未涉及的，弥足珍贵，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出土山东古国狐骀（丘）金文正可补传世文献之缺佚。 传世文献所见“狐骀” “狐骀”在传世文献中皆为地名，最早见于《左传·襄公四年》：“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纥救鄫，侵邾，败于狐骀。国人逆丧者皆髽，鲁于是乎始髽。”杜预注：“狐骀，邾也。鲁国蕃县东南有目台亭。”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狐骀，今山东滕县东南二十里之狐骀山。”鲁国蕃县在今山东滕州市。“狐骀”的“骀”，《春秋传》作“鲐”，又或作“台”，《续汉书·郡国志》鲁国蕃县条下刘昭补注道：“左传襄公四年战狐台。”“骀”“鲐”皆从“台”得声，三字音近相通。 “狐骀”又作“壶鲐”，《礼记·檀弓》记鲁襄公四年鲁国败于狐骀事云：“鲁妇人之髽而吊也，自败于台鲐始也。”郑玄注：“台当为壶字之误也，春秋传作狐鲐。”“台”“壶”古文字字形相近讹混，“壶”“狐”音近可通用。 此外，狐骀境内的“狐骀山”也可讹省为“壶山”“胡山”，《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兖州府部》滕县下云：“狐台山在城东南二十里，土山戴石，如灰堆状，兴云即雨，俗呼省台字，遂讹为壶山。”“壶山”当由《礼记·檀弓》“壶鲐”省讹而来。《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二十九兖州府下云：“狐骀山，一名目台，俗省字讹为胡山、壶山，皆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童书业《目夷亭辨》（《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1962年版）指出，根据实地调查，“狐骀山”还可省称为“虎山”。 金文所见“狐骀（丘）” 1935年，河南辉县琉璃阁80号战国墓出土了一件战国早期铜戈（《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17089号，下文简称《铭图》），铭文作“虎  丘君豫之元用”。学界一般认为此戈国别属魏。根据戈铭格式，“虎 丘君豫”为器主名。俞伟超、高明《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下）》（《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认为“虎 丘”为封君之号，与虖 君鼎（《铭图》01982号）器主“虖 ”相同。这是很精辟的见解。我们知道，“虖”所从“虍”“乎”皆声，与“虎”音近可以相通。先秦国（地）名中，作为后缀的“丘”“城”“邑”“氏”等常可省略。但是囿于材料所限，其说并未得到学界注意。王长丰《殷周金文族徽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就认为戈铭“虎”为姓或氏，与商周时期的侯国“虎方”有关。1979年，滕州市姜屯镇庄里西村滕国墓地出土一件战国早期的铜戈（《铭图》17063号），胡部铸有铭文“虖台丘子俅之造”。1986年，滕州市官桥镇狄庄薛国贵族墓地出土一套盘匜（《古代文明》，2007年第6卷），盘底铭文作“虖  丘君作叔 媵盘，其万年眉寿，子子孙孙永宝用之。”李鲁滕《“虖台（丘）”略考》（《古代文明》，2007年第6卷）根据滕州市出土的两件器物铭文，结合狐骀的地望，认为上举金文中的“虎 丘”“虖 丘”“虖 ”实为一地，“丘”表地理形态，就是先秦文献记载中的“狐骀”。从地理位置看，臧纥救鄫行军路线，与狐骀地望相合。从铭文内容看，“君”表明器主的身份，是对诸侯国君的尊称。“虎  ”“虖 ”可读为“狐骀”。“ ”从“台”声，自可与“台”相通。“虎”“虖”“狐”三字古音相近可通，“狐骀山”可省“骀”讹称作“虎山”，就是最直接的例证。“丘”为地名后缀。而且，虖 丘君盘“寿”字所从“老”形，也是东周山东地区诸侯国特有的写法，这进一步印证了器物的国别。所以，综合现有证据来看，李说无疑最为可信，目前已为多数学者采纳。除上面所述器物外，上海博物馆现藏的虖  丘匜（《铭图》14880号），安徽博物院现藏的狐骀丘君盘（《安徽出土青铜器铭文研究》159号），根据我们在《狐骀丘君盘新考》（《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5期）中的考证，二器与虖 君鼎皆为春秋晚期狐骀（丘）国君尚所作之器。总之，狐骀（丘）国虽为山东地区小国，然其存世的器物却不少。这些铭文内容丰富了山东古国史的研究。 狐骀（丘）国历史新考 有关狐骀（丘）国的历史于传世文献无征。通过狐骀（丘）国诸器的铭文，我们可以对狐骀（丘）国的历史有新的认识。 滕州市薛国贵族墓地出土的虖  丘君盘，是狐骀丘君为嫁往薛国的女儿“叔 ”所作的媵器。按照媵器铭文的格式可知狐骀（丘）是 姓之国。现有的姓氏论著皆未收“ ”姓，应据出土金文资料加以收录。春秋早期的郳 鬲（《铭图》02813）为郳之物，其铭文云“郳 母铸其羞鬲”，以往学界对“ ”字的释读意见不一，李鲁滕《也谈“郳 鬲”》（《海岱考古》，2010年第3辑）考释“ ”为狐骀之姓，正确可从。此鬲是嫁往郳的狐骀之女自作器。狐骀（丘）国至迟在春秋早期即已名世，到战国早期还尚存。作为山东地区一个小诸侯国，狐骀（丘）与邻近的郳、薛国皆有通婚，反映了其当时对外交往与同盟的关系。狐骀丘君盘出土于楚地，虖台丘子俅戈出土于滕国贵族墓地，虎  丘君戈出土于琉璃阁墓地，狐骀（丘）国的器物在别国墓葬中屡次出现，很可能是由于婚姻、馈赠或战争等原因，也说明了狐骀（丘）国与周边国家的交往紧密。对狐骀（丘）国历史的考证，还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狐骆国”的理解。《路史·国名纪七》有“狐骆国”，谓：“狐骆，鲁地，今徐之滕县，本隶邾。”孙刚《东周齐系题铭研究》（吉林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指出其所记地域与杜预注相合，所谓“狐骆”无疑是“狐骀”之讹写，“骆”与“骀”形体极近，易致讹误。《路史》这条材料时代虽然较晚，却非常重要，由此可知，狐骀（丘）国曾是鲁、邾两国的附庸，正与其国所处地望相契合，这也是东周时期处于大国间的小国命运的真实写照。 狐骀（丘）国与目夷国无关 目夷氏为殷商后裔，《史记·殷本纪》：“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殷宋后人以“目夷”为氏，《世本·氏姓篇》：“目夷氏，分封以国为氏。”《通志·氏族略》：“目夷氏，子姓，宋公子目夷之后也。目夷字子鱼，又有鱼氏、鱼孙氏，皆所以别族。” 《路史·国名纪四》又载商代后国“目夷国”，其下云：“目夷，今徐之滕东有目夷亭。”可见《路史》认为目夷亭就是目夷国所在。又由于目夷国所在地望与狐骀相同，“夷”“台”古音相通，一般认为“目夷”即“目台”。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进一步提出“目夷氏”与“狐骀”“目台”地名的关系待详考。 前面说过，狐骀（丘）国为  姓之国，尽管其族属未可考，与子姓殷宋恐怕并没有关系。而且，从传世和出土文献看，狐骀（丘）国一直是存在于山东滕州市东南的附庸小国，与目夷国并无牵涉，也未归属于宋国，《路史》所载无疑有误，复姓“目夷”与“狐骀”无关。（本文系龙岩学院博士科研启动项目“东周齐系金文研究”（LB201801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龙岩学院中文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