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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们必须内外兼修：一方面，要立足自身的传统与民情；另一方面，也要立足理性，批判地理解、解释国外学术源流。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正确理解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艾伦·梅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的《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为我们梳理了西方学术与社会史之间的关系，突出了理论话语蕴含的时代精神，也为我们理解西方及现代性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视角。 艾伦开篇就向读者阐明“现代早期”的意义。旧秩序逐渐走向瓦解，新秩序得以生成和确立，新与旧的斗争在此间分出了胜负。政治思想亦是一种斗争行为，直接参与了秩序建构：它要么为既有的权力辩护，要么表达权力在进取中的诉求。在权力更替的现代早期，政治思想具有最肥沃的土壤，“不足为奇的是，西方政治思想的正典不成比例地云集于‘现代早期’那里”。 我们通常认为，《君主论》《利维坦》等“正典”（canon）奠定了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开创了理解正义与秩序的新方式。这意味着，“正典”具有某种超越历史的独立性；它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发现并阐述了某种真理与理性，足以塑造信念、建构秩序。但是，当艾伦有意将社会转型置于“正典”之前，她便致力于消解这种独立性，着力强调思想对“社会”的依赖。在她看来，脱离社会语境的文本是空洞的，社会史才是政治思想的筋骨血肉；尽管思想并非必然是对社会语境的反映，但它必然要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发挥作用，其影响力则由社会决定。 政治思想影响力由社会决定 在艾伦看来，政治秩序之构建源于权力平衡的生成，政治思想必须借助现实的社会权力才能释放其影响。政治思想是对权力意志的论证与展示，也是现实权力结构在观念层面的延伸。因此，与社会条件和“语境”相比，思想自身的逻辑与结构便显得无足轻重。 我们必须注意，艾伦无意写作纯粹的“思想史”，而是要借思想来呈现“社会史”。她的写作本身就表达了一种批判立场：思想并不具有独立于社会的自为品格。现代政治具有其内在的稳定结构，它是传统社会经历漫长转变的结果。因此，艾伦必不认为：某一部“正典”、某一个时刻或某一个事物堪当现代性的结晶体，它凝结了现代政治最根本的特质。这样的方式既简化了历史，也简化了政治。在她看来，我们应当更多关注长时期的历史进程，即“资本主义兴起”的社会史。理解现代政治的关键便在于理解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 艾伦用“自由与财产”为其作品命名，以此概括她对现代政治的理解。我们可以认为，自由（liberty）体现了政治体（或国家）的普遍精神（general spirit），以及公民在国家中的状态。它是一种构成性原则，类似于孟德斯鸠为三种政府类型赋予的原则（德性、荣誉、恐惧）。与之相对，“财产”则意味着诸社会阶层的经济状况，以及从中衍生出来的权力关系。自由与财产构成了一组张力，展示出公共权力与私人财产权之间的辩证运动。“如果说本书有唯一一个统领全书的主题，那么，它与我们时代发生的私有财产权与公共权力的某些独特转变有关”。这一权力关系的转变奠定了现代政治的基础，是古今之变的实质。这是西方文明经历的“大转型”。它也是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过程，历经整个现代早期，并随资本主义的兴起而走向完成。 《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的论述依据艾伦对现代政治的理解搭建起来。从表面上看，艾伦仍在围绕思想“正典”组织其论述；但实际上，所谓“正典”只不过是她构建理论体系的脚手架，她要搭建的“大厦”是上述“大转型”的社会史。对艾伦而言，“正典”的作用在于如下两个方面：一为标示年代和具有典范意义的政治体形态（比如城邦、帝国、绝对国家等）；二为引出政治论辩的核心问题，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亦即，正典之所以重要，不是因其具有超越历史的理性与哲学，而是由于它们最典型地展示了时代问题及其背后的斗争。 艾伦并未严格遵照时间的顺序来搭建论述。她将经典思想家及其著作安置在特定时代与政治体的范畴下，并按照“大转型”的权力逻辑予以排列。例如，在年代上，启蒙运动时期的法国哲人要晚于霍布斯与洛克，但她仍将这段思想史的终点设置为“英格兰革命”，并把洛克当作最后一位值得重点论述的经典作家。因为，洛克的著述最先也最典型地阐述了资本主义的权力逻辑；“英格兰革命”亦会不断成长，既在历史中延伸，也向外拓展——法国便在与英国的竞争中被迫转向了资本主义。所以，英国与洛克的思想才是现代性的真正起点，因为它们代表了上述“大转型”的完成形态。所以，通过剖析洛克的学说，我们便可洞见现代社会的权力基础。 重视思想所承载的理性与道义 基于对财产权的论述，洛克从人的自然平等出发，论证了土地与财产不平等的合理性。这一不平等基于自然权利与人的同意。依据艾伦的评论，洛克的财产权理论是英国社会状态在思想上的反映：“高度集中的土地所有权和大资产同独一无二的高产农业结合。”洛克让生产与“改良”成为整个论证的枢轴，不仅支持了对土地与资本的不平等占有，也重新界定了“超经济”权力与私人财产权之间的关系，因此建构了一种对议会和“有限”政府的有力辩护（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辩护并不拥护民主）。 在艾伦看来，洛克无疑是现代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展示了英国社会权力关系的革命性转变，也奠定了后世（18世纪）哲学话语的基本框架。艾伦一再强调思想与现实之间的同构。从洛克发源而来的思想传统为何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那是因为它代表着统治精英内部已经达成的共识”。艾伦试图告诉我们：当我们剥去理论的“权利”外衣，其权力本质就会浮现。 艾伦着力还原政治思想的历史语境，揭示思想与修辞背后的权力意图，展示“资本主义兴起”这一历史进程中漫长而繁复的斗争与变化。这的确有助于我们把握思想的现实感，从而获得对“现代性”更为丰满和具体的理解，也能更为真切地体会“现代性”的权力基础。然而，当艾伦强调思想对社会的依赖，将之解释为权力结构的延伸时，她事实上忽视了思想自身的独立性，忽视了思想所承载的理性与道义。 如果思想只是权力的延伸，只是统治阶层为既得利益（或既有的不平等）构建的一套话语体系；那么，面对着资本主义的权力真相，我们又当如何？即便我们清晰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只是有产者的权谋，是其在面对平等派压力时构建起来的话语体系；除了等待新的权力平衡，我们又当如何？可见，如果思想只是权力的延伸，政治便陷入循环往复的死局。“社会史”消解了正义本身。它看似令单薄的思想变得深厚，实则瓦解了“思想”，消解了“思想”的力量。 （作者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