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一门学科要有开拓和突破，既需要拓展自身的研究空间，亦需要深入了解学科自身的发展史。近代史研究是这样，翻译史研究亦如此。翻译活动在中国有着近3000年不间断的历史，形成了深厚的翻译传统，但将这一翻译活动的演变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来进行考察，却是从20世纪初才开始的。新近面世的《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一书以“起承转合”为线索，将20世纪(1902-2000)中国翻译史研究的演变过程作出了比较系统而全面的梳理。全书以翻译史研究论著为主要资料，结合其他文献，首次勾勒出20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发展演变的脉络与系谱。中国近代史学，无论在研究领域，还是研究方法上，都需要拓展自身的空间，如何拓展近代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专门领域，深入到近代其他专门学科的史学史研究，该书作者作了一次初步的尝试。 关键词：20世纪 中国近代史学 翻译史学史 起承转合 新领域 作者简介：邹振环(1957- )，男，浙江鄞县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明清以来西学东渐史研究。 翻译活动在中国有着近3000年不间断的历史，形成了深厚的翻译传统，但将这一翻译活动的演变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来进行考察，却是从20世纪初才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中西书局2017年版)一书，是笔者新近完成的一项关于中国翻译史学在20世纪(1902-2000)形成和发展过程的专题研究。该书将20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的演变过程，以“起承转合”为线索，对20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从清末起步、发轫，到民国时期的承接、承势，至1949年后的演变、转折，并在20世纪末完成了中国大陆、台湾与香港汇合、会聚的过程，作了比较系统而全面的梳理。全书以翻译史研究论著为主要资料，结合其他文献，首次勾勒出20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发展演变的脉络与系谱。本文是关于该书研究范式、范围、取材、分期、结构和研究方法的介绍，并试图阐明该书所做的探索，对于中国近代史和史学史研究的新领域，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 一、翻译、中国翻译史与中国翻译史学 翻译，是指以一种语言文字换易成另一种语言文字，将翻译作为一门学问加以研讨的称之为“译学”。蔡元培在1906年《国文学讲义》的叙言中指出“译学”可以分出以“空间”为特征的“横译”和以“时间”为特征的“纵译”：“外国语之为译学也，以此译彼域，以为地者也，谓之横译；国文之为译学也，以今译古域，以时者也，谓之纵译。”[1](P390-391)笔者所讨论的“翻译”是指以“空间”为特征的跨文化“横译”。人类文明的发展和文化全球化的结果，都意味着必须依赖知识的传承和横向的交流。人的知识可以有多种来源，或从古至今，或跨国越界，交流的结果是使人类生活在一个“纵译”与“横译”的世界里。全球几乎所有的文化都是一件百衲衣，每个文化的地点都是诸文化的一个交流地。介于两种文化之间互动而生成的“横译”活动，渐渐成为文化创造的新基础，一种新的生产空间①。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在致力于西书中译的过程中，不仅仅是“介绍新知”，在民族救亡和“强国强种”的“危局”中，“翻译”也是一种民族生存的需要，甚至是一种文化体质的改造。正如当年王国维所言：“若禁中国译西书，则生命已绝，将万世为奴矣。”[2](P3)“翻译”的结果是造成了近代中国一种“不中不西”或“亦中亦西”的混杂性的文化形态。 翻译活动在中国起源很早，《周礼》和《礼记》的相关篇目中都有关于周王朝翻译活动的记述，最初“翻译”大多是指从事翻译的工作者，或有学者将之界定为近现代的一个新词[3](P204)，实为大误。中国古代有近3000年不间断的翻译活动，因而形成了深厚的翻译传统，也留下了数量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翻译文献，但将这一翻译活动的演变作为一种独立的研究对象来进行考察，却出现得相当晚，约在20世纪初才有了若干关于中国翻译史的研究篇文。中国翻译史学应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对翻译史学科的原理、方法作出理论的概括，可称之为中国翻译史学理论或中国翻译史学原理；二是对中国翻译史研究的进程加以历史的梳理，即笔者所要讨论的翻译史学史。中国翻译史学史和翻译史学原理，构成了中国翻译史学的基本范围，它们都是建立在对翻译史研究进行综合考察的基础上。 2009年，湖南师范大学易经在其博士论文《试论翻译学体系的构建》中曾讨论了翻译史研究的基本框架，提出了翻译史论由翻译史引论、翻译实践史、翻译理论史、翻译专题史、元翻译史论五大分支构成。翻译实践史和翻译理论史研究还可继续下分出中国翻译实践史和理论史、世界翻译实践史和理论史、区域翻译实践史等，每个系列还可在时间跨度上分出通史和断代史，专题史分支还可分出译家研究、译作研究、学科翻译史、翻译史与文化、翻译机构发展史、翻译教学发展史和其他专题，所谓元翻译史论还可分出翻译史论发展史、翻译史家评论和翻译史理论[4](P215-216)。该文作者所说的“元翻译史论”，事实上比较接近本书的旨意，即翻译史学科的专门史，既要研究学科翻译史中不同体裁的翻译史，如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科学翻译史、民族翻译史、区域翻译史、断代翻译史等，又要讨论翻译史理论的发展史、研究翻译史的专家及其成果以及翻译史论的一些理论。毫无疑问，在建立翻译史学的学科分支中，翻译学科的专门史学史，理当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历史学研究比较注重的是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之庞大的历史叙事，尽管中国翻译史研究属于专门史之重要的一科，但一直没有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中国翻译史研究属于边缘之边缘，故一直未受到史学界的充分注意。近年来，一些对于20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的论著也大多忽略翻译专门史这一门类，“中国翻译史学史”至今尚未进入历史学界编纂的《中国历史大词典·史学史》，甚至未引起翻译界的注意，已经问世的几部《中国翻译词典》均未给“翻译史学史”设立词目。与《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研究直接相关的讨论，主要有谢天振《中国翻译文学史：实践与理论》(《中国比较文学》1998年第2期)和穆雷《重视译史研究推动译学发展——中国翻译史研究述评》(《中国翻译》2000年第1期)两篇论文。蓝红军《整体史与碎片化之间：论翻译史书写的会通视角》(《中国翻译》2016年第1期)一文，从学术史层面回顾了近30多年来的中国翻译史研究，指出了以往翻译史书写上呈现出整体史和碎片化两种取向，两者虽然各有侧重、功能各异，但两者背道而驰，愈行愈远。随着学科建设的发展，翻译史研究分工逐渐细化，需要更为多样化的书写方式，以回应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需要。作者提出了会通是整体史与碎片化之间的另一条道路，包括宏观与微观、史实与理论、史学和翻译学之间的会通。上述论文着力分析的都是近些年出版的翻译史著作，有明显的“厚今薄古”和“厚今薄近”的倾向，且重点在翻译史家的个案或翻译史著作的评论，类似翻译史学批评，于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翻译史研究成果，基本缺略。因此，系统清理20世纪初以来中国翻译史研究的成果，是一项非常迫切的工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