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的结构及研究方法的探索 《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在方法论上首先采取传统的历史文献学的基本方法，在文献整理上注重“辩章学术、考镜源流”[7](P1)，尝试较为清晰地呈现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发展的一般形态，在扎扎实实清理基本资料的基础上，尽可能地运用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首先采用知识史的理论。学术专门史是知识史的一种，知识史研究是新近兴起的一门研究知识起源、发展、生产、类型、传承与传播的学科，这个学科的兴起受益于福柯《知识考古学》的问世。知识考古学(Archaeology of Knowledge)探究知识产生与演变的过程，通过分析知识的起源、传承、发展和演变，研究这些知识的类型、特征，在各个地方的传播与分布，称之为知识谱系(Genealogy of Knowledge)。 知识史(History of Knowledge)与侧重精英思想研究的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不同，知识史的重点是研究学科演变史，研究知识门类的产生和变迁。大量的信息和数据，经过人类整理后变成具有意义的公共信息，这些信息再经过知识生产者的加工而逐渐呈现为知识。人类的活动包括着知识的生产和传承。从知识生产角度来看，在中国，古代的知识生产主要是通过个体，或者依靠个人为中心的师承脉络；在西方，中世纪的知识生产主体是教会，而在中国除了个体之外，很大一部分还通过寺庙、书院、书坊等机构生产知识。随着近代大学的兴起，特别是西方大学制度在中国的移植，大学也就成了中国知识生产的重心所在。东西方古代世界都有通过编纂辞书、丛书、类书、手册或百科全书，来解决知识的传承问题，由于知识的不断累积和增长，又通过索引来检索知识的搜寻问题。如何整理和保存信息，是古今东西方知识史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古代文献整理学科的出现，很大的作用就是对海量的知识信息的整理；近代以来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出现，则大大促进了知识史的研究，比如，有了书籍史、文本史，专门研究作者、出版商、印刷商、读者、书评者、图书馆等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阅读史的出现，又改变了人们对知识史的看法。当代知识史的研究大致呈现出两个特征：一是从学科“内部史”到学科“外部史”的拓展。学科“内部史”研究各个学科知识的产生、发展与变革，很少述及学科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关联；学科“外部史”则注重学科知识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而知识史研究恰恰既重视学科内部史，也关注学科外部史，尤其注重知识生产、传播的机构，如社会组织、知识创造者等所起的作用。二是采用比较方法，注重研究不同区域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史。《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一方面着力于翻译史研究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联，一方面关注中国不同地区，如香港、台湾方面的翻译史成就，并注意不同地区的互动。 由“翻译”和“史学史”两个关键词组成的“翻译史学史”，是介于历史学和翻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因此，中国翻译史学史显示学术研究的两重维度，即一是中西维度，一是古今维度。“翻译”作为两种文化或多种文化交流的产物，自动显示出中西研究的广度，即“中西维度”；而作为史学著作，自然必须形成从“古今维度”来观照翻译史研究演变的厚度和深度。全书采取这两个维度来审视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的演变，时段上起20世纪初1902年的《译书略论》，下迄2000年底，以多叙述、少议论的方式，希望追求一种比较朴实的表达形式，尽可能在叙述中提出作者的见解。笔者重点关注中国翻译史研究的主题、资料积累和书写方式的演变，当然也不仅是排比史料，也会充分注意与中国翻译史密切相关的学术体制的变化，以及社会变革对于翻译史研究演变的影响，尽力将各个专题内容的讨论，还原到当时的思想和学术及其历史环境之中，避免“后见之明”式的裁断。在具体编排上，以时间为经，以具体的研究个案的主题为纬，尽可能地利用学术界关于20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论著的分析和评价，以使这一全方位的透析显得公允和全面。 《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全书分上、下两篇，凡七章。其中，上篇为第一至五章，大致是线性式的纵向叙述；下篇为第六、七章，基本上是分科式的横向叙述。该书不是一种教科书式的写法，尽管在目次上显示出章节两级结构，每章分出若干小节，但实际上，作者会根据手头所掌握资料的多寡，在小节下再分出若干细目，因此，在分量上会出现某些不平衡，即有些小节下设的细目，分量甚至会超过其他小节的篇幅，这一点需要向读者加以说明。 在第一章“20世纪初中国翻译史研究的发轫”中，作者指出，中国古代有近3000年不间断的翻译活动，因而形成了深厚的翻译传统，但将这一翻译活动的演变作为一种独立的研究对象来进行考察，却出现得相当晚，约在20世纪初才有了若干关于中国翻译史演变的研究篇文。作者还指出，从1902年《译书略论》起至1949年，虽然仅仅是中国翻译史研究的早期阶段，但却有着一个很高的起点，参与研究的不仅有风云一时的大学者梁启超、胡适，也有后来成为著名文学家的郑振铎和阿英、哲学家贺麟。多学科研究者的参与，是早期中国翻译史研究的特点之一，参与翻译史研究的不仅有文献学家郑鹤声，还有著名历史学家柳诒徵，译史的内容在1930年代就进入了综合性历史文献学和通史类的著述。“翻译文学”概念，在中国翻译史研究的发轫阶段已被提出并受到文学史家的注意，且很快运用于中国近代文学史、新文学史的研究，成为小说史编纂的一种角度。早期研究翻译史的学者注意介绍和借鉴海外翻译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形成了中国翻译史研究上多角度、多学科研究的特点，开创了一种比较宽阔的外部史研究的视野，为1980年代以来中国翻译史研究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第二章“20世纪中期中国大陆译史研究的承势与转折”，围绕“《翻译通报》与‘中国翻译史特辑’”、“俄苏翻译史研究的转向”和“翻译出版史史料派”三个问题，集中讨论20世纪中期中国大陆翻译史研究如何承势与转折的过程。作者指出，1950年代前期，学术发展尚存很大的空间，随着自上而下意识形态控制和历次政治运动对学术界的影响，造成翻译史研究的空间渐渐萎缩。蔓延中国大陆史学界近30年的政治对学术干预的惨痛教训，都反复证明了学术的问题理应回归到学术的本身。 在第三章“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台湾翻译史研究管窥”中，作者指出，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台，两岸历经40多年对峙，同时形成了大陆、台湾和香港的新知识范畴，大陆、台湾与香港译坛学界互相隔膜。该章通过梳理方豪的明清之际西书中译史研究，释道安、张曼涛、裴源与王文颜的中国佛典翻译和刻印史的研究，20世纪60—80年代的近代西学翻译史研究，以及1990年代的大陆和台湾的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的研究，指出1949年后的台湾翻译史研究是民国学术的继承者，在20世纪60—70年代末期大陆学术发展不正常的阶段，台湾地区的中国翻译史研究相对活跃，这些扎实的翻译史研究的成果，为中国翻译史研究借鉴欧美的翻译理论作了衔接工作，为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史的发展填补了一段空白，使中国台湾与大陆在1980年代之后接续了学术之间的学脉关联，提供了建构中华翻译史研究重要的理论资源。 在第四章“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的香港翻译史研究举隅”中，作者指出，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严肃的学术在香港没有市场，香港社会也不重视中文翻译与中文写作。1960年代，在严肃的汉文学术论著尚受冷落的环境下，出现了韩迪厚的《近代翻译史话》和罗香林关于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的论著等，实在令人鼓舞。该章主要讨论了韩迪厚《近代翻译史话》、曾锦漳《林译小说研究》、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和《日本译中国书综合目录》两部重要的译书目录，以及香港的中文《圣经》翻译史研究、董桥《翻译与“继承外国文学遗产”商兑》等论著，据此管窥20世纪50—90年代末香港翻译史研究的某些特点。作者还指出，大陆在20世纪50—60年代后期至“文化大革命”时期失去了正常学术研究的状态下，香港地区出版的这些翻译史著述，接续了20世纪初以来中国翻译史研究的传统，将近代翻译史重新作为一个专门论题提出，并以单行本论著的规模对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史、香港区域翻译史和《圣经》翻译史详加讨论，这些代表性的研究，在香港既绵延了中国的学术传统，也开发了以英国学术为核心的西方学术传统。 在第五章“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译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中，作者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学术界渐渐开始复苏并重新活跃之际，学术界对于依靠翻译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人文思想的重要性，及其对中国文化转型的意义，有了越来越深入的了解。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掀起，大陆出版界出现了壮观的译作出版之大潮，形成了近代翻译史上自“五四”以来又一次大规模的翻译运动，也预告了又一次中国翻译史研究高潮的到来。该章通过中国翻译史专题资料的汇编、1984年：中国的“翻译史”年、《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等翻译家自述的出版、施蛰存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卷》，以及译名问题讨论集《译名论集》问世等五个部分，从翻译史史料整理和研究的角度，讨论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的翻译史学史。 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翻译史研究进入了第一个高峰时期，各个学科领域的学者加入了中国翻译史研究的队伍。这一时期的研究者群体中不仅有老一辈的著名学者，如施蛰存等，也有青年一代的新锐学人，他们不仅著述丰富，而且研究所涉及的面向繁复。第六、七章采用横向学科论述的方式，题为“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翻译史研究多元格局的形成”，分“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科学翻译史料的清理”、“译学理论与翻译思想史”、“翻译出版传播史”、“翻译教学史”、“断代翻译史”、“民族翻译史与区域翻译史”、“翻译文化史与比较翻译史”、“以译作为中心的翻译史”、“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史”、“编纂形式上的史话本和图文版”、“以翻译史研究为核心的专题论文集”、“翻译词典中的译史资料与译史研究”、“汉籍外译史”等十四节，指出20世纪80年代至2000年，是20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史上最为重要的时期。此外，书中也特别注意到了少数民族翻译史和港台澳地区翻译史的研究。在20世纪最后20年这一繁盛的时期里，著述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品种之全、立意之新，均属空前，不仅呈现出异彩缤纷，而且形成了所谓“众声喧哗”的局面。这一时期所提供的中国翻译史编纂的宝贵经验以及发人深省的问题，有待作进一步的思考、探究，对这一时期翻译史论著的总结和提炼，有利于今后翻译史的撰写工作。随着19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出现的多元化趋势，经济的多元化也影响到社会与文化，史学研究的走向也呈现出多元性和丰富性的特点，几乎目前所见的所有不同内容体例的中国翻译史论著的编写形式，都在这一时期出现过，并形成了相当的规模，这种研究上的“多元格局”，深刻地影响着21世纪的中国翻译史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