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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史学专门史新领域的拓展 不难见出，《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在学科归类上当属历史学科“史学史”专业下的“中国翻译史学史”的专题研究，属于史学史范畴。从20世纪初中国翻译史研究发轫算起，迄今已逾百年，但却未见有任何专著来叙述这一繁复的演变历程。2001年山东人民出版社推出过罗志田主编的《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下)，这是一部较为系统地反省20世纪历史学进程的作品，其中蒋大椿所撰写的第三章第三节“中国专门史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入”，讨论了中国的经济史、物质生产史和科学技术史；中国的商业、交通、金融、财政史；中国的政治史、法制史、管理史、农民战争史和革命运动史；中国的政党史、社会史、人口史、妇女史；中国的宗族、家庭和婚姻史、社团史；中国的民俗史、教育史、体育史；中国的宗教、迷信史、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潮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民族史、华侨史、中国的地域社会史和少数民族社会史；中国文艺史，包括中国的文字、语言、书籍、新闻、出版史研究，甚至中国的病态社会史也列入了讨论的范围[8](P319-392)。可惜唯独缺了20世纪以来百余年轰轰烈烈的中国翻译史研究的历程。 中国翻译史学史是对翻译史研究本身的认识与探索，旨在促进译史研究的发展，对于构建中国翻译史的学科身份，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翻译史学史是建设广义的翻译史学科发展中的重要中介环节，从翻译史到翻译史学史，再到翻译史学原理的研讨，对于建构翻译史学科的层级结构，是必不可少的一环。《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旨在研究20世纪中国翻译史的研究历程，梳理和总结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学术成果，分析和阐明翻译史学在20世纪历史时段内自身发展的特点；注重翻译史著作的编纂体例、翻译史观念的演变、翻译家个人与群体的传记编纂等成就。法国翻译理论家安托万·贝尔曼(Antoine Berman)在《异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代的文化与翻译》(The Experience of the Foreign:Culture and Translation in Romantic Germany)一书中写道：“翻译史的构成是现代翻译理论的头等任务。对自身的反思，就是自身的确立。”④翻译演变过程的反思固然重要，对翻译史学的反思同样也是翻译史学科得以确立的重要条件。 一门学科要有所开拓和突破，即需要拓展自身的研究空间，亦需要深入了解学科自身的发展史。近代史研究是这样，翻译史研究亦如此。“前沿”原指最前部的边沿，在史学研究中一般将独创性的研究成果作为前沿研究的成果，学术上领先的学者一般被称为“第一线学者”或“前沿学者”。衡量是否属于历史学的前沿研究，主要指标还是指是否具有新材料、新方法、新问题、新观点的研究成果，当然也应该包括对研究新领域的拓展。近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已有了很大的突破，除了中国古代史学史、近代史学史和现代史学史之外，还出现了断代的《南宋史学史》、《明清史学史》等；中国专门史学史研究，也有了一批开拓新研究领域的成果，如“中共党史学史”、“中国小说史学史”、“中国文学史学史”、“中国科学史学史”、“中国音乐史学史”、“中国法律史学史”、“中国陶瓷史学史”、“中国美术史学史”等⑤，也有学者撰文讨论“中国体育史学史”、“中国绘画史学史”和“中国书法史学史”⑥。建筑学界早已关注建筑史学史的研究，为纪念中国传统建筑史学研究的开拓者、近代第一个中等和高等建筑教育专业的肇建人刘敦桢，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编著了《中国建筑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记录了几代学者对曾经为学科的奠基和发展作出不可磨灭贡献的刘敦桢先生的纪念文章，还收录了中国建筑史学的传承者关于建筑史学史的研究文章。或有将中国近代思想史与建筑史学史合并讨论，如赖德霖《中国近代思想史与建筑史学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中国学者陈平还编纂了《西方美术史学史》(中国美术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诸园编纂了《美国女性教育史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等。“中国翻译史学史”亦属于新出现的专门学科的史学史，是指对翻译史学科自身客观历史进程的反省，即研究者主体对这一历史客观研究进程的理解和把握，这便是以撰著形态出现的中国翻译史学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