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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言碎语 论者评价《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一书坚持“务成曩美，毋薄前修”的批评态度，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实事求是、设身处地对各种中国翻译史著述作出中肯的评价，且做到要言不烦，点到为止；作者不仅对20世纪翻译史研究的发展进程与内外动因以及翻译史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反思，也对于20世纪翻译史研究对新世纪研究的启示，也作了深入的思考[9]。或以为《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有史有论、史论结合，澄清错讹，富有批判精神，提出“翻译史学史”这一全新的概念，不仅有利于丰富史学史的研究，也有利于将翻译史的研究置于历史学的检视之下，全方位促进本学科的发展；该书不是急就章，作者在写作该书前在两岸四地作了相关研究和资料收集，尤其是囊括了历来被忽视的民国时期及1949年以前的翻译史研究，还概述了台、港、澳地区的翻译史研究，用大量翔实的第一手研究资料描绘了中国翻译史研究的全貌；同时也指出该书忽略了已有的中国口译史方面的研究；与台港地区相比，澳门的翻译史研究过于简略，也是该书的一个薄弱环节[10]。 《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仅仅是编纂中国翻译史学专门史的首次尝试，除了上述论者提出的批评意见外，还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改进之点： 首先，全书的重点放在翻译史的研究著作，不少作为研究前沿的论文或被忽略；翻译家个人传记在此时期出版亦不少，如王韬、严复、林纾、鲁迅、周作人、朱生豪、阿英、林语堂、梁实秋等翻译家传记，即作为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史，虽有少许分析，但未能在著述中加以重点揭示。像美国学者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和柯文(Paul A.Cohen)《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两本传记，前者就严译与近代中国追求富强之间的关系有深入的剖析，后者重点研究了理雅各中国经典翻译中王韬的作用，从翻译史学史的角度，实在有专门研讨的必要。 其次，全书主要以国人的研究著述编排谱系，而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基本忽略，类似加拿大传教士季理斐(MacGillivray)《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百年史》(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 in China,1807-1907)、英国传教士贾立言(A.J.Garnier)《汉文圣经译本小史》、英国传教士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圣经在神州》(The Bible in China)、美国华裔学者钱存训《近代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Western Impact on China through Translation:A Bibliographical Study)、巴纳特(Suzanne Wilson Barnett)和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合编《基督教在中国：早期新教传教士的写作》(Christianity in China)等，或虽有述及，但未作为中国翻译史研究的成果加以重点讨论。 再者，海外学者关于传教士中国文献西译的研究，如西方传教士理雅各等的中国经典英译的研究，理雅各女儿海伦(Helen Edith Legge)所撰的James Legge:Missionary and Scholar(牛津圣教书局1905年)①，2002年美国勒亥大学(Lehigh University)吉瑞德(Norman J.Girardot)完成的理雅各学术性传记——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②，香港浸会大学费乐仁(Lauren F.Pfister)有不少论文涉及理雅各中国经典英译的研究论文③，上述三点均未能在拙著中加以重点检讨。这些缺点和不足，有待后来者补正和续写。本书作者所做的仅仅是中国翻译史学史写作模式的一个初步尝试，21世纪初前十余年亦已有大量中国翻译史研究成果的面世，希望不久的将来，即有形神兼具的21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新著的问世。 如何进一步拓展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21世纪初，朱维铮主持的“中国史学发展进程研究”项目，提出在中国史学史研究方面应当扩大史学研究的新领域，主张中国史学史研究不仅要研究史学编纂学、史学思想史，也极力主张研究“中外史学交流史”。他指出，中国人很早就对域外历史感到好奇，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历史观，都受到来自域外的种种思潮特别是所谓异教信仰的影响而不断改变形态。同域外文化的互动而促使本土文化传统不断畸变的历史，已在人文学科诸领域引起广泛注目。尽管边疆史地、中西交通史和“西学东渐”、留学异域等方面的考述，在中国早有实绩，但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的回应却比较迟钝，迄今为止的中国史学史论著很少从“学”的角度去讨论这类中外史学的互动过程。他建议，把中外史学的交流和比较看作是支撑史学史总体结构的鼎足之一[11]。当年，张广智和笔者曾被朱维铮委托主持该项目的第三卷，即“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相关卷次，可惜由于各种原因，这一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构想未能完成。张广智的部分构想和阶段性成果汇入其主编的《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笔者也在撰写该项目部分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了属于中国近代史学交流史的《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一书。正是循着拓展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空间的思路，2017年笔者完成了《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的编纂，相信这一开创性的工作，不仅填补了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学科研究史上的一大空白，对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也有其重要的学术意义。 附记：本文初稿2018年8月3—6日提交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河北师范大学主办，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首届中国近代史前言论坛：近代中国历史的阐释与文本建构”，并在大会报告。本文部分内容源自邹振环《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中西书局2017年版)的导论部分，特此说明。 注释： ①参见Sherry Simon,Gender in Translation: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gge,1996)p.13. ②“起承转合”原是解说词、赋、曲、散文、小说等之结构，清代学者刘熙载《艺概·经义概》称：“起、承、转、合四字，起者，起下也，连合亦起在内；合者，合上也，连起亦合在内；中间用承用转，皆兼顾起合也。”起承转合之间的关系，起中有合，合中有起，强调的是首尾呼应，而“承”与“转”兼顾“起”与“合”，为阐述之上下勾连，一脉相承，所以四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互为作用。参见邹振环《二十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的起承转合(上)》(《南国学术》2015年第5卷第1期)、《二十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的起承转合(下)》(《南国学术》2015年第5卷第2期)。 ③参见邹振环《晚明汉文西学经典：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导言”，第1—31页；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以1815至1900年西方历史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④参见李露露、许钧《从“译中求异”到“异中求译”——安托万·贝尔曼〈异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代的文化与翻译〉解析》(《中国外语》2015年第2期)。 ⑤中共党史学史，已出版的有张静如、唐曼珍主编《中共党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以及周一平《中共党史史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中国小说史学史，已出版的有胡从经《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香港中华书局有限公司1999年版)；中国文学史学史，已出版的有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合著《中国文学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科学史学史，已出版的有詹志华《中国科学史学史概论》(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中国音乐史学史，已出版的有陈永《中国音乐史学之近代转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中国法律史学史，已出版的有张维新、王立民《中国古代法制史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以及周会蕾、王立民《中国近代法制史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等；中国陶瓷史学史，已出版的有赵宏《中国陶瓷史学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中国美术史学史，已出版的有乔志强《20世纪中国美术史学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⑥如戴苏川《中国体育史学史研究管窥》(《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温肇桐《中国绘画史学史发微》(《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设计版)》1990年第4期)、金晓明《关于20世纪中国绘画史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美术研究》2004年第4期)以及胡春涛、洪权《史学史学科背景下的书法史学史的探索》(《中国书法》2007年第2期)等。 ⑦该书现有马清河译的《汉学家理雅各传》中译本，学苑出版社2011年版。 ⑧此书已由段怀清、周俐玲合作译为中文，中译本书名为《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吉瑞德以理雅各中国经典英译为切入点的系列文章还有：Norman J.Girardort,"The ways That Was Trodden:James Legge(1815-1897)and the 19th Century Invention of Taoism",33rd,ICANAS,Toronto,Canada,August,1990,pp.19-25; "Finding the Way:James Legge(1815-1897)and the Century Invention of Taosim." Religion 29,1999,pp.107-121。 ⑨参见Lauren F.Pfister,"Notes on Three Nineteenth Century representation of Confucianism in Europe",Proceedings of the 33r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sian and North African Studies:Contact Between Cultures,Vol 4:Eastern Asia,ed.,Bernard Hung-kay Luk,Toronto,1992,pp.219-224.); Lauren F.Pfister,"Discovering Monotheistic Metaphysics:The Exegetical Reflections of James Legge(1815-1897)and Lo Chung-fan(died 1850)",in Imagining boundaries:Changing Confucian doctrines,texts,and Hermeneutics,et al.,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pp.213-254); "Reassessing Max Weber's Evaluation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Jon Davis,Isable Wollaston ed.,The Scology of Scared Texts,Sheffield Academic Press,1993,pp.99-110，以及"James Legge's metrical Book of Poetry",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vol.60,No.1,1997,pp.64-8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