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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史学专门史：“中国翻译史学史”的范围、取材与分期 学术史的发展，是一个在“常”中求“变”、“变”中求“变”的过程，也是一个“旧”中求“新”、“新”中求“新”的不断推进的过程。而在这一演进过程中，曾经的“常”与“变”以及以往的“旧”与“新”，常常会成为遗忘的对象，如此就造成了事实上学术史的某种断裂，需要我们不断编纂新的学术史来回顾和总结曾经的以往。一门学科要有突破和发展，首先需要了解学科自身的发展史，只有在全面认识自身学科史的基础上，才可能有深入的开拓。《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即是一项关于中国翻译史学在20世纪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历史回顾。之所以将时段确定在2000年末，是因为笔者一直以为真正的历史判断需要一定的时空距离，只有保持一定的时空距离，作者才能有一种庐山之外看庐山的清晰度。将所要评述的翻译史研究成果限定在2000年前中国的范围内，还因为这一时空内所形成的成果，笔者绝大多数都曾亲眼目睹，或者仔细研读过，比较有把握能对20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的成果作一个比较系统的再总结和回顾，提示一个20世纪形成和发展的中国翻译史研究的系谱。作者曾将这一变化的过程概括为“起承转合”②，“起”是起步、发轫，“承”是承接、承势，“转”是演变、转折，“合”是汇合、会聚，即尝试通过有限的篇幅，对整个20世纪(1902-2000)中国学者关于中国翻译史研究的起步、发轫，如何经过民国时期的承接、承势，至1949年后的演变、转折，并在20世纪末完成了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汇合、会聚的演变过程，作一番专门史的初步考察。此书堪称是一部简要的中国翻译专门史的学术史，故冠名“中国翻译史学史”。 黄焰结在《翻译史研究的层次与特征》(《文史天地》2014年第7期)一文中指出，翻译史学理论的内容，应该包括探讨翻译史研究过程的理论，即如何研究翻译史和为什么要这样研究翻译史作理论探讨，他认为这些理论涉及翻译史料学、译史的书写模式研究(如何发掘、整理和编撰翻译史)、译史的元语言研究(对书写翻译史的语言话语的批评研究)、译史阐释理论探讨(批评以往的翻译史论、探讨用什么样的理论话语或框架来解释翻译史实)，以及对译家与译作的评价理论、译史批评理论、译史的定义、类型与特征、译史的目的与范围、译史的分期理论、译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辩证过程等问题的探索；而关于翻译史研究本身的理论探索，则涉及翻译史学的学科性质与研究对象、翻译史学史、翻译史学的价值与功能、翻译史学的层次结构等方面的研究。该文可能是汉文文献中首次出现了“翻译史学史”这一名称。 “中国翻译史学史”是一门专门的学科史研究。一般而言，一门学科的定位与其学科本身的性质和内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而学科范围的界定，又直接影响着这一学科的性质。因此，一门成熟的学科应该有比较精确的界定。当年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的“绪论”中就极力提倡专门史的研究：“因为作通史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专史没有做好，通史更做不好，若是各人各做专史的一部分，大家合起来，便成一部顶好的通史了。”[5](P1)《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还阐述各种专门史的具体做法，特别是文化专史，如语言史、文字史、神话史、宗教史、学术思想史的不同做法。齐思和则进一步强调专门史又需有专题研究为基础：“语云‘欲速则不达’，世事且然，何况学术？故学者应先着手基本工作，从事专门研究，细目既明，始可察为专史，专史既出，始可谈到通史(编制课本，又当别论)。故今日所亟应从事者为专题研究，而亟有待努力者，亦无过于专题之研究也。”[6] “中国翻译史学史”，是指对中国翻译的这门学科史研究的进程，加以资料的梳理和历史的反思。《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既有对“翻译史研究”的考察，亦有对这一学科本身的反省，指以这门学科为对象，就其实践和理论问题进行反思和总结。换言之，它实际上是对中国翻译史研究的再研究。“中国翻译史学史”是建立在中国翻译史这门学科的基础上，它要对中国翻译史学科的起源与发展、历史与现状、分期与分派、动因与动向等问题，进行考察、梳理、排比和阐说，即中国翻译史的学术研究史和学科发展史。 作为翻译史研究的再考察，就中国翻译史学史所研究的对象和范围而言，可以分出翻译史史料整理、人的专史(重要翻译史家的生平及其翻译史观的分析)、翻译史编纂学的研究，包括翻译通史、翻译断代史、翻译专题史、民族翻译史、翻译地域史、翻译思想史、翻译流派史、翻译出版传播史、翻译文化史等；翻译史学史可以从研究的结构、撰写的角度和体例入手，有编年体的翻译史学史、翻译家的评传史、专题翻译史学史等。研究中国翻译史学史，要致力于把握其内在联系，即不仅要重视整理翻译史研究的史料，也要整理和分析翻译思想研究史的资料，更需要辨析和评估翻译史著的编纂史，只有三者有机结合，才能真正建构一部脉络贯通、对历史轨迹流变有清晰陈述的翻译史学发展史。 《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主要讨论20世纪中国学者有关中国翻译史研究的成果，也包括少量与此一系统直接关联的外籍学者以中文撰写的中国翻译史研究的论著。考虑到著作在资料积累和体系建构方面，均超过一般的学术论文；且20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大多先发表论文后经修改，编著成专门著作刊行，著作往往多包含有学术论文的研究内容，且这些著作大多作过修订，能够比较全面、准确地反映作者的总体构想和学术发展的脉络演变。所以，《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在取材上，先著作后论文，一般已经被编入著作的观点、思想等，在论及相关著作后，不再重复列举论文，如马祖毅、王宏志、陈福康的论著中，许多章节曾多以论文形式先行在相关刊物上面世，稍后编入相关论著时作者多作了修订增补。因此，《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以著作作为讨论的主要材料和范本，较之一般论文而言要更可信。当然，也有一些重要的论文，作者会专门进行分析，如贺麟《严复的翻译》、钱锺书《林纾的翻译》、曾锦漳《林译小说研究》、董桥《翻译与“继承外国文学遗产”商兑》等。由于20世纪50—90年代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学术研究特殊的实况，因此这一时段在地域范围上要特别注意将大陆、台、港、澳作为不同的系统分别加以讨论，以显示中国概念的整体性和完整性。 撰写一部属于一个世纪的专门学术史，同样需要分期，在《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一书中，对很多翻译史著作的分期进行了讨论和批评。笔者一向认为，中国历史中专门史的演进，有其不同的变化时段与节奏，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政治对于学术有着或大或小的影响，但作为一部专门学术史，其分期绝不能全然等同于政治史，而应遵循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脉络。如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1911年辛亥革命的重要性恐怕不会超过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同样，研究中国近代留学史的分期，以1872年清政府首次官派幼童留美作为节点，较之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更合理。有些翻天覆地的政治变局，确实会带来或引发学术的蜕变，但是学术的变化往往不可能在很短的政治事件变革中完成。如西学东渐史，笔者多将晚明利玛窦的东来作为历史时期划分的界标，而晚清则以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创办作为起点③。正是本着这一理念，笔者将刊载于1902年《中外日报》上的《译书略论》作为中国翻译史学史的起点，将1902-2000年分为1902-1949年、1949-1984年、1984-2000年三个时期。其中，1902-1949年为中国翻译史研究的发轫和初步发展期，1949-1984年为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中国翻译史研究曲折演进的承势与转折期，1984-2000年为中国翻译史研究多元格局的形成期。当然，历史分期是为了更清晰的描述翻译史学史的进展路线，是人为确定的，而历史发展实际上具有复杂、多变性，因此在具体内容的论述中，每个时期都会互有参差。 中国关于如何翻译的研讨，有着2000年的传统渊源，但作为中国翻译史系统的“窄”而“深”的专门研究，迄今仅有100余年的历史。而作为一门学科发展史，确是仅仅在晚近20来年才取得了较大的创新与突破。尽管如此，对于这一为时不长的学科史，进行反省和认识，对翻译史研究的历史进程加以系统梳理和总结，不仅有可能，而且很有必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