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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参见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第11章第1节，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 [2]参见林甘泉《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 [3]相关综述可以参考《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 [4]参见张越《“五朵金花”成就不容否定》，《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1月10日；《“五朵金花”问题再审视》，《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2期。 [5]白钢：《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81页。另可参考田居俭《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讨论的由来和发展》，《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 [6]参见田人隆《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的回顾》，《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 [7]这一问题的基本情况可参见蒋大椿编著《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 [8]徐秀丽：《中国近代史研究70年（1949—2019年）》，《经济社会史评论》2019年第2期。 [9]这次讨论的成果最后汇集成《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1957年出版。 [10]以上参考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第12章第2节；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第3编第3章，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11]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1959年第4期。 [12]安志敏：《略论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问题》，《考古》1972年第6期；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 [13]参见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考古60年（1949—2009）》，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 [14]参见德朋等《展望新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趋势》，《光明日报》2001年10月2日；黄广友《改革开放以来“十七年史学”研究评估》，《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12期。 [15]参见陈其泰《建国后十七年史学“完全政治化”说的商榷》，《学术研究》2001年第12期，《正确评价新中国17年史学道路》，《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2期，《正确评价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地位》，《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罗志田《文革前“十七年”中国史学的片断反思》，《四川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张剑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下篇《新中国“十七年”历史学研究评价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卜宪群、杨艳秋、高希中《“五朵金花”的影响和地位不容抹杀》,《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3月31日；张越《“五朵金花”问题再审视》，《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2期。 [16]参见林甘泉《世纪之交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林甘泉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 [17]林永匡：《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胡乔木同志就发展我国历史科学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历史教学》1980年第6期。 [18]《振兴中华民族（一九九○年四月七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8页。 [19]《高度重视学习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简明中国历史读本》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20]《进一步认识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 增强推进改革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人民日报》2003年11月26日。 [21]《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求是》2019年第2期。 [22]《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人民日报》2019年1月4日。 [23]参见《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在成都举行》，《历史教学》1979年第4期；周自强《我国历史学界的一次盛会——记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6期。 [24]参见陈晓枫、柳正权《中国法制史研究世纪回眸》，《法学评论》2001年第2期。 [25]参见王嘉川《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古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与出版》，《河北学刊》2012年第1期。 [26]参见李根蟠《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林甘泉《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 [27]参见常建华《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2期。 [28]参见郭松义《中国社会史研究五十年》，《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29]参见张海燕《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期；卢钟锋《回顾与总结：新中国历史学五十年》，《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 [30]参见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研究八十年（下）》，《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31]20世纪历史地理相关成就参见葛剑雄、华林甫《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 [32]张海鹏：《6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有关理论与方法问题的讨论》，《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 [33]文章分别发表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人民日报》1981年3月12日。 [34]参见林有能《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再认识——广东史学界的一场争论》，《学术研究》1988年第6期；张海鹏《6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有关理论与方法问题的讨论》。 [35]《中国近代社会、近代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 [36]张海鹏：《6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有关理论与方法问题的讨论》。 [37]参见葛夫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鸦片战争史研究》，《史林》2016年第5期。 [38]参见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第3编；陈启能《新世纪以来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的进展》，张海鹏主编《中国历史学40年（1978—201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39]部分内容参见马大正《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40]参见马大正、刘逖《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 [41]参见厉声、冯建勇《四十年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繁荣与发展》，张海鹏主编《中国历史学40年（1978—2018）》。 [42]参见邹兆辰《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史学史研究》2018年第3期。 [43]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封建”名实问题讨论文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44]参见张剑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下篇《新时期历史认识论研究的新成果》。 [45]参见蒋大椿《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所见之历史研究方法》、《我国新时期史学方法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特点和发展趋势》，《唯物史观与史学》，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 [46]李伯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张海鹏主编：《中国历史学40年（1978—2018）》。 [47]《反杜林论》第2版序言（1885年9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48]参见蒋大椿《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唯物史观与史学》。 [49]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1894年春夏），《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3页。 [50]《我仍然信仰唯物史观》，《林甘泉文集》。 [51]高翔：《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学》，《光明日报》2019年6月17日。 [52]《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人民日报》2019年1月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