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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中国形态，是指从中国的特点出发，而非“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历史理论。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构建过程，亦即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化、民族化、实践化的过程。构建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实践，贯穿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学术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它与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同呼吸、共命运，与之风雨同行，表现出新的特点，即全面、系统、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将其视为一个严密的科学整体。马克思历史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广大史学工作者，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从以往对马克思历史理论基本原理模糊的、不确切的甚至是错误的理解中解放出来。 关键词：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民族化;实践化 作者简介：于沛，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特聘教授。 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是指自觉坚持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去探求历史矛盾运动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而不是将经典作家著作的个别结论当作教条，随心所欲地去剪裁历史。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构建过程，亦即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化、民族化、实践化的过程。应该说，这个过程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萌生时期即已开始了。李大钊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史观》《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研究历史的任务》《史学要论》等，为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0年3月，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他认为“（这）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续编”。但他并不是对恩格斯著述的简单照搬照抄，而是提出了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研究相结合的史学道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大史学工作者继承、弘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传统，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构建推进到新阶段，使其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不断创新，愈益表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一 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构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革命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目的是解决中国的问题，而要实现这个目的，马克思主义就要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获取具体的中华民族形式，坚实地扎根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这正如毛泽东所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1938年6月，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政治报告时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直至今天，这些对于为什么“构建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以及如何构建，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中国形态，顾名思义是从中国的特点出发的，而非“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历史理论。国内学者多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规律及基本理论”。但在实际研究中，“马克思历史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还是有区别的。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所涉内容不仅仅是对历史进程的唯物主义进行解读，而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过去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和随意性，被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如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例如农奴制中生长出资本主义”。那么，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则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内，基于对翔实的历史事实的科学认识，“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正是马克思历史理论，使历史学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进行革命的改造，成为历史科学。 构建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必须深入研究作为马克思历史理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所谓历史观，“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完整、全面、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构建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基础和前提。反之，如果脱离、背弃或篡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构建自然也就无从谈起。这不仅是出于对马克思学说信仰的崇高感情，更是建立在坚信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关于自然科学、思维科学、社会科学严谨的科学体系的坚定信念中。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内容十分严谨、丰富。1845年9月—1846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通过批判黑格尔的历史观，较详尽地叙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确立了生产力在唯物史观中的核心地位。鉴于唯物史观研究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这同样也是马克思历史观的基本内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基础是生产力，因此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不能脱离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一切历史现象，都只能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得到合理的解释。此外，“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生产方式在人们的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最一般的客观规律”“社会经济形态以及历史上相继更替的各种经济形态的基本特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性”以及“国家的作用”“阶级斗争和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作用”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都有精彩表述。 1859年初，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概括了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他认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社会结构的3个层次。它们构成了人类社会的两对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其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整个人类历史进程表明，只有与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正是基于此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与此同时，马克思还提出，考察社会变革时，不能将物质生活的变革与精神生活的变革混为一谈。判断一个时代的依据不是“意识”，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马克思、恩格斯论述唯物史观的诸多著述中，他们的书信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因为这些书信往往是以非常简明的语言，及时总结了唯物史观研究中的新成果。这些新成果，无论是同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斗争的结论，还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总结，都是马克思历史观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真实记录。马克思历史观的生命力，首先表现在它从不曾脱离现实生活的实践。这对后人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例如，在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着重论述了生产力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以及人类的历史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联系的历史。在1852年3月5日马克思《致约·魏德迈》的信中，科学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阶级斗争学说，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之间的本质区别。在1868年7月11日马克思《致瓦·库格曼》的信中，马克思驳斥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攻击，精辟论述了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1890年8月5日恩格斯《致康·施米特》的信中，着重阐明了社会意识对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即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在1890年9月21—22日恩格斯《致约·布洛赫》的信中，阐明了应正确认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诸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如果把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单化，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还原为经济决定论，就会犯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恩格斯用力的平行四边形作比喻，把每个人的意志看作力的平行四边形中的每一个分力，而把历史的最终结果看作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所产生的合力。在1890年10月27日恩格斯《致康·施米特》的信中，对国家、法、宗教、哲学和文艺等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作了精辟的论述，同时深刻地批判了庸俗唯物论和机械论等错误思潮。在1893年7月14日恩格斯《致弗·梅林》的信中，批判了把意识形态看作脱离物质、脱离社会经济关系而存在的谬论，同时论述了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的原理。在1894年1月25日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论述了经济条件对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第一，上层建筑各部门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第二，人们创造历史并非按照“共同的意志”。在这里，经济必然性依然是历史活动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决定因素。恩格斯强调，要想正确理解历史的发展，必须研究社会经济史；要研究唯物史观，必须阅读马克思主义的原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