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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构建，与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同呼吸、共命运，与之风雨同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立和巩固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国家政权；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逐步建立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 但“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并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所有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在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构建实践中，留下了深深的历史印记。 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时，郭沫若为创刊号撰写了《开展历史研究，迎接文化建设高潮——为〈历史研究〉发刊而作》一文。文章说，毛泽东同志10多年前就告诉过我们，要我们“学习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的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个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然而，这就和在今天当面给我们的指示一样，使广大史学工作者感到分外亲切。“四年来，我们历史研究工作者,在雄壮的革命进军中经过了空前未有的规模宏大的自我改造的思想学习，对于这个亲切的指示，我们相信是有了更普遍的接受和更深入的体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广大史学工作者中出现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一些对马克思主义学说陌生的知名学者也积极投身其中，如冯友兰就很有代表性。他后来回忆说，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了，革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支持了革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人们深信，正是这场革命制止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了军阀和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拯救出了中国，重新获得了中国的独立和自由。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著名史家陈垣在目录学、校勘学、年代学、史源学和避讳学等方面著述宏富，对中国历史考证学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对唯物史观同样表现出浓烈的热情，表示要“一切从头学起”。他说，通过学习，“认清了资产阶级思想在本质上是如何反动、腐朽和丑恶，它并没有什么进步性、积极性，它决不能成为推动人民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力量”。广大史学工作者积极参加思想改造运动，通过批判“旧我”，与唯心史观划清了界限，增长了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能力，为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构建，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20世纪50年代起至60年代，以“五朵金花”为中心，中国史学界开展了内容广泛的重大史学理论问题的讨论。这次大讨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构建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其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重大理论成果。这些重大史学理论问题讨论或争论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国形态构建的过程。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所谓“五朵金花”，是指“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汉民族形成问题”5个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的研究、讨论和论争。除了这5个问题外，当时论争的重大史学理论问题还有“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等。庞朴先生作为亲历者说：“这些争论，有的几经交锋，已经解决或基本解决了；有的一波三折，在平息多年之后忽又惊涛拍岸。有各执一说，迄无定论者；也有互相补充，相得益彰者。旧的争论不时会生发出新的争论来；新的课题有时又常引导人们返回老的课题去。真是红杏枝头春意闹，莺燕声声俏，好一派宜人景象。”《历史研究》编辑部等编有《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等多部专题性讨论文集，是对庞朴先生这段话最好的注解。这些讨论文集较完整地反映了“五朵金花”等史学理论问题讨论的由来和发展，讨论的主要阶段以及各个阶段的不同观点及激烈争论的场景，堪称是构建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历史过程的宝贵记录。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陈伯达等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造谣惑众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史学当作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为资本主义复辟进行舆论准备”，号召“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同反动的史学观念进行激烈的斗争”，这使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构建被迫中止，中国历史科学遭到严重摧残。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史学工作者仍怀着真诚的心，努力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默默地为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努力工作。1974年6月30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罗荣渠在一封家信中写道：“最近常思考在后半生中还能干点什么事情？……我还是想在后半生中争取为人民写出一点有益的东西。整个形势之变化难以逆料，如何能找一点有益的工作干干，而不只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是随俗浮沉，不是沽名钓誉？我想，在学术方面有所建树，主客观条件都已不甚允许了，可以做的是搞一些综合的通俗著作……例如编写较大部头的世界史话、殖民主义史话，etc.。”罗荣渠的心态很有代表性，广大史学工作者即使在“文革”这样极其恶劣、极其特殊的环境中，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自强不息，不甘沉沦。所以，在1976年秋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历史科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成果的统领下很快拨乱反正，使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构建很快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这方面的成果很多，可以白寿彝和吴于廑的著述为代表，虽然这也只是挂一漏万。1999年，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12卷22册，约1400万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卷《中国通史·导论》为史学理论卷，早在1989年即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单行出版。这一卷对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九大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和充分的阐述,是构建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重要内容之一。阐述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国家和法；社会意识形态；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中国与世界等问题。这些问题的研究成果，可谓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关研究的集大成者，但又不是简单的重复和整理。例如，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白寿彝提出，“建国以来，史学界对于中国历史分期展开了不同意见的争论，至今仍在继续。但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基本上是关于中原地区奴隶社会跟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我们应当放开视野，努力在全国范围内考察这个问题”，进一步推动、深化了历史分期的研究。又如，关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统一问题，白寿彝提出了颇有新意的4种形式，即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多民族内部的统一和多民族的统一；后者又包括区域性多民族的统一和社会主义的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 1964年，吴于廑发表了《时代和世界历史——试论不同时代关于世界历史中心的不同观点》一文。他在文中指出，“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史，无疑必须体现世界的观点……但是直到现在，一部完好的、真正用世界观点写成的世界史，似乎还不曾出现”。什么是“真正用世界观点写成的世界史”呢？吴于廑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因“文革”而中断。在改革开放后，才通过艰苦的理论探讨，对此有了系统的回答。他认为，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漫长的过程。“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一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吴于廑“整体历史观理论”的立论基础，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关于“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的精辟论述，在吴于廑整体历史观理论中，生动展示了其无懈可击的历史真理性。2018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说：“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这个预言，现在已经成为现实，历史和现实日益证明这个预言的科学价值……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吴于廑的“整体历史观理论”，不仅对于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构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有重要的历史启迪。 2019年1月3日，习近平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写道：“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我们现在需要认真思考的是，如何才能“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如何才能“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如何才能真正做到“对历史的深入思考”？这只有通过实证研究获得对历史的规律性的认识，揭示历史表现背后所蕴含的深刻的历史真理，才有可能实现，而这一切，都离不开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构建。这项工作在过去的70年克服挫折，战胜困难，一往无前地凯歌行进，更加坚定了党、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信。我们既取得了重大的理论成就，也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无论是历史的启迪，抑或是历史的教训，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构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之一。它永远是“现在进行时”，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永葆生机和活力，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 注释请参考原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7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