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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构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中国形态是一个实践过程，贯穿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学术史。新中国成立后，这个过程不仅加快了，而且表现出更明显的特点,这些特点也可视为构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中国形态的原则。这些原则是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构建70年在理论方法论上的概括，同时为“进行时”的构建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 其一，全面、系统、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将其视为一个严密的科学整体，重视其内在的理论联系。掌握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真谛，而非望文生义的一知半解，是构建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科学阐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理论。“两个必然”理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其历史的“必然”，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是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然而，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马克思又明确提出了为后来的历史进程所证实的“两个决不会”理论，作为对“两个必然”理论的重大补充。马克思在1859年1月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只有将“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辩证统一在一起，我们才有可能得出人类历史总趋势的规律性的认识。 1859年初，马克思提出“两个决不会”理论不是偶然的。此时距1848年欧洲革命已经过去10余年。这场革命虽然失败了，却打击了欧洲的封建残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19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基本完成，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迅速发展，“自由”资本主义进入鼎盛时期。马克思“两个决不会”理论，正是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后，资本主义仍处于上升时期提出的。如果说“两个必然”是历史趋势的结论，那么“两个决不会”则是实现这一结论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前提。“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是论述社会历史规律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明确这一点，对构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中国形态，无疑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其二，马克思历史理论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对其理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这就是说，构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中国形态，要把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一般原则与中国和世界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即马克思所强调的，“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内在联系不可割裂，对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构建，不能脱离对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一切复杂问题的思考。正是对现实思考的深度，决定了对历史理解的深度。 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距今已经170多年了，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深刻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党宣言》发表25年后，马克思恩格斯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即已指出：《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但由于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以及工人阶级政党的发展，有法国二月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在170多年后的今天，与1872年相比，世界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更难以尽言。例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的本质判断并没有过时，但人们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在经济、科技和军事等领域至今仍在发展，并没有走向衰亡。在20世纪世界历史巨变中，资本主义世界渡过了几次几乎使其面临灭顶之灾的经济危机后，仍有生命力。如何认识这个问题？首先，现代科技革命缓解了其内在的矛盾冲突。在现代科技革命的影响下，工业社会在酝酿新的社会转型，走向“后工业社会”，或被称为“网络社会”“信息社会”等。这虽然不会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质的改变，却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局部上有所调整，使之去适应迅速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也都发生了变化，从而缓解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内在矛盾。其次，经济全球化拓展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空间，诸如垄断资本国际化、跨国公司和跨国联盟的全球扩张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繁荣和发展，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提供了越来越广阔的市场等。 与19世纪中叶相比，今天无论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是国际分工方式，都已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壮大，更使世界经济体系的架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今日的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但人类也面临着许多共同的挑战。零和博弈、单边主义、丛林法则等已不合时宜，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从对立逐步走向合作，走向和平共处，这是和平与发展的要求。构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中国形态，不能回避实际生活中提出的这些新的重大理论问题，而要面对变化了的新的现实，实事求是地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其三，自觉地从以往对马克思历史理论基本原理模糊的、不确切的甚至是错误的理解中，解放出来。这里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马克思、恩格斯进行科学研究时，不同时期对同一问题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结论，应该明确他们的“不同结论”，是如何进行了修正或发展才提出的，而不是像西方的一些学者那样，人为地将这些结论对立起来，将自己的思想强加于马克思、恩格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汲取新的内容，丰富和完善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中国形态。另一种情况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我们没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似是而非，并不是马克思的原意，反而是对马克思原意的扭曲或歪曲，这需要实事求是地及时纠正。 如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时，虽然研究了原始社会，特别是部落所有制，但由于当时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成果缺乏，很少能有人了解原始社会的情况，所以在《共产党宣言》中出现了一个不确切的提法：“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9世纪60年代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纷纷问世，1877年版美国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堪称文化人类学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这部著作如恩格斯所言，在研究原始社会方面，是“一本像达尔文学说对于生物学那样具有决定意义的书”。恩格斯正是依据摩尔根的最新成果，提出“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应改为“有文字可考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又如，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和19世纪70年代之后，对古代东方的研究，虽然都是以“农村公社”为中心，但前后两个时期的观点却有明显的差异，主要表现是马克思从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性，到揭示东方落后国家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马克思所阐释的，完全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道路的人类历史的发展模式，对于丰富和完善唯物史观社会经济形态历史演进的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给人以具体的历史启迪，对于构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中国形态，尤其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半个世纪前的1963年，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出版时，将《资本论》第1版序言中的一个关键命题，译为“我的观点是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个自然史过程”。在“文革”中的197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央编译局4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其中第2卷中《〈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将上述的那句话改译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的同一句话，在中文本中却有两种内容截然相悖的译文，我们该如何认识这个问题呢？无论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出发，还是从世界历史进程的实证研究来看，所谓“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是错误的，这不是马克思的原意；将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可“理解为一个自然史过程”译为“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混淆了唯物史观与机械唯物论、庸俗唯物论的界限，将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强加于马克思。 1867年《资本论》第1卷德文版出版时，马克思就曾打算把它译成法文，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资本论》第1卷在法国的出版就更为迫切。1872年这项工作开始，马克思本人对译文进行了全部校订，并在法译本的扉页上印有“全部经作者校订”。马克思在亲自校订后的法文本《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这样写道：“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同自然的进程和自然的历史是相似的。”1995年，中央编译局重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出版，对《资本论》第1版序言的译文做了如下正确的修改：“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2009年底，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资本论》第1版序言的译文，依然是“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这表明，在中国的理论界和学术界，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由长期被误读误解，已经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正确理解，这对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构建，无疑有现实的和久远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