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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必须做到“通”与“贯”，做到“会通”与“贯穿”。 所谓“通”“会通”，就是会合疏通、融会贯通。《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孔颖达疏：“观看其物之会合变通。”南宋郑樵在《通志·总序》中指出：“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洲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他在《上宰相书》中又说：“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张之洞在《劝学篇·会通十三》中称：“《易传》言‘通’者数十，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谓通。难为浅见寡闻道，是谓不通。今日新学、旧学互相訾警，若不通其意，则旧学恶新学，姑以为不得已而用之，新学轻旧学，姑以为猝不能尽废而存之，终古枘凿，所谓‘疑行无名，疑事无功’而已矣。”《中国哲学大辞典》解释“会通”是“中国传统史学观察历史的一种哲学理念和研究方法。指将搜集到的各种史料文献作融会贯通的理解，包括对历史发展的全过程（纵向）和各个方面（横向）进行全面和系统的观察和研究，以求得对历史整体和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可见，“通”“会通”包括：从纵向说是“古今通”“极古今之变”、通古今之道，对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进行历时性的考察探究；从横向说是“中西通”“同天下之文”、会天下之理，对中学西学进行共时性的比较分析。另外，由于分科设置的现代学术的建立，有的学人又提出学科上的“文理通”。何兆武先生将“清华学派”的精神归结为“会通古今、会通中西、会通文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也需要做到“会通古今、会通中西、会通文理”。 所谓“贯”“贯穿”，就是“一以贯之”。“一以贯之”出自《论语》，如《论语·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意即可以用“忠恕”贯穿孔子学说的全部道理。中国近代思想史，从纵向看也存在“一以贯之”的主线、主题、线索；从横向看存在着覆盖同一时期不同思潮的共同思想框架。 中国近代思想是由中国古代思想发展演变而来的。就整个中国思想史来看，大致经历过“起源”“形成”“发展”“转型”和“走向繁荣”几个阶段。原始社会是中国思想的“起源”阶段。早在旧石器时期，中国先民的原始意识和观念即已萌发。到了新石器时期，中国先民的原始思想初步形成，产生了原始的公有观念、集体观念、原始信仰、神话传说和图腾崇拜。进入原始社会晚期，随着私有制、阶级的产生以及向奴隶社会的过渡，形成了私有、等级、王权、国家等思想观念，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礼治思想开始萌生，并逐渐发展成为奴隶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奴隶社会及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的形成阶段，此后二千多年的中华思想，实际上是这一阶段所形成的儒、道、墨、法等诸子百家及其学说的继承、扬弃和发展，儒家思想的具体内涵尽管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变化，但它始终是此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经过与西方思想的冲突与融合，中华思想的基本结构和价值取向才开始发生新的根本性的改变。封建社会是中华思想的发展阶段，无论是封建社会前期的秦汉和魏晋南北朝，还是封建社会中期的隋唐和五代十国宋辽金，都在中华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尤其是汉、唐时代的思想和文化，产生过世界性的重要影响，为人类文明做出过重要贡献。 进入封建社会晚期元明清后，特别是明中叶以后，随着新的社会经济因素的孕育与增长，一方面，中国思想中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正统思想走向衰落；另一方面，反映工商阶层利益和要求的新思想开始萌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是中国思想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转型阶段，先是在“西力东侵”和“西学东渐”的冲击和影响下，中国思想开始了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这一过程是极其艰难、曲折和复杂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的传入既是中国思想和文化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助力，又是中国思想和文化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阻力。中西思想和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思想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后受马克思主义传入的影响，中国思想开始发生新的变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征之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华思想繁荣发展创造了条件。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现在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接近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民族复兴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其中理所当然地包含中华思想的复兴与繁荣。 既然中国近代思想史在中国思想史发展的链条中处于承上（中国古代思想史）启下（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地位，既是从中国古代思想史发展演变而来，同时又对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发展和演变产生过重要影响。那么，我们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首先就必须做到“古今通”。所谓“古今通”，就是要打通“古代”与“近代”的分界，把中国近代思想史放在整个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进行考察。习近平总书记于2012年党的十八大后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出：“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在这里，习近平持的就是一种大历史观，打通了当代（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近代（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和古代（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以此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来之不易”。而我们现有的研究，由于学科划分的问题，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不研究甚至不涉及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不研究甚至不涉及中国古代思想史，学科之间的壁垒十分严密，因而不少研究成果缺乏一种大历史观。在研究某一时段或时期的思想或思潮时，往往就这一时段或时期来论这一思想或思潮，没有把它与古代贯通起来，考察这一思想或思潮的来龙去脉。比如，今文经学，近代不少著名的思想家，都曾接受过今文经学的影响，或者说是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如魏源、龚自珍、皮锡瑞、康有为等。康有为发动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就是今文经学的一套话语系统，我们如果不了解或不清楚古代今文经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康有为要借助于今文经学来发动维新变法运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