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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古今中西之争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一以贯之”的核心问题。五四以前，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从两派论战发展成三大思潮的分化离合。但无论是五四前还是五四后，古今中西关系都是中国思想界所思考、争论的重要问题。清末的顽固派与洋务派论争、顽固派与维新派论争、改良派与革命派论争，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争，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之争，全面抗战时期的复古与反复古之争，都是围绕着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关系、如何建设新文化这些问题展开的，实际上都是古今中西之争。 与此相关，世界化与中国化成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一以贯之”的双向追求。 一方面，学习西方文明、学习“俄罗斯文明”、学习世界先进文化贯穿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始终，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就是中国人学习世界先进文明的历史。耿云志先生认为，外部关系上的世界化和内部关系的个性化（个人主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走向和主题。从世界化的趋势来说，由于中国近代的对外开放是被迫的，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国人对世界化的发展趋势缺乏自觉的意识和体认，直到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学习西方、融入世界、变法图强的世界化意识才成为先进中国人的自觉主张。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世界化进程和中国人的世界化意识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另一方面，希望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国本土资源与西方学理、西学思想有机结合，面对中国问题、提出中国方案、探索中国道路，成为中国思想家的重要追求。民国时期，中国化、本土化的说法非常流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学中国化”“教育学中国化”“哲学中国化”“经济学中国化”“科学中国化”等提法纷纷出现。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最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1945年6月“七大”通过的党章正式规定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与经验主义的偏向。这就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还有其他一些贯穿中国近代思想史始终的线索，如进化进步观念（变易史观—进化史观—唯物史观）、社会变革思想（农民运动—资产阶级改革—资产阶级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等，不再一一展开。 从横向看：有一些能够贯穿同一时期不同思潮、不同思想流派的共同观念、共同思想框架。美国学者史华慈认为，中国现代史上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三种思潮同时出现的事实，说明它们在许多共同观念的架构里运作。如民族主义就是一种具有统领、弥漫、覆盖其他思潮的一种综合性社会思潮。社会主义也是民国时期不同流派、不同思潮的共同取向，五四时期陈独秀、李大钊向往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转向服膺马克思主义、转向社会主义文明。胡适是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言人，但他表示“对于苏俄之大规模的政治实验，不能不表示佩服”，并提出了“自由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梁启超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他在《欧游心影录》中指出“讲到国计民生上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提出“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 总之，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中，只有做到“通”与“贯”，才能把握近代社会思潮的前后流变与相互关系，才能把握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趋势与整体面貌。（注释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