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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部突围与外部催迫的偕动 宽松与紧缩政策的频繁交替和出尔反尔，给幕藩政治的公信力和权威带来了严重损伤。“今日是而明日非”的是非不定状态和由此而引发的理论混乱，早已让江户民众无所适从。不宁唯是，那些一朝放任即奢靡颓废、板起面孔则万物肃杀的两极奔突老套以及忽左忽右但总是有理的伪饰说辞，还给日本上下造成了听觉、视觉上的厌倦和疲劳。这意味着，不要说有的改革政策本来有误，即便是正当的，似乎也很难再取信于民。幕政框架的无可奈何和旧瓶新酒的循环无端，激酿起人们对能给社会以真正安顿的全新思想话语、全新政治理论和全新经济体制的渴求暗流，也不可阻遏地激发了社会各阶层对幕藩体制的质疑、批判乃至于脱昧行动。 这种情况之所以首先发生在思想、政治层面，当缘于学界和政界在对待内外事务态度上的先行变化。德富苏峰指出，幕府当时存在两大对立的学术思想派别：一个是汉学者流的保守思想派别，疾视泰西新说，目兰学为敌人；另一个则是在海外日新大势刺激下从锁国梦中逐渐惊醒的进步者流，诸如兰学、洋学等学派。(62)后来被幕末明治期政治家和军事家胜海舟誉为“开启日本兵制改革之先河”的著名兰学者和兵学家高岛秋帆(1798-1866)，目睹鸦片战争中清朝败阵于英国火炮之现实，乃发愤研发，为增强幕府军力殚精竭虑。然而，素憎西洋之学的酷吏阁僚鸟居忠耀却妄称清朝并非败于英国火炮，其战争失利只能归因于升平既久和武备废弛。他还进一步强调说，西洋诸国之俗，与礼义之国迥异。英人只谋厚利，好勇斗狠，英国之炮术，又安及“和汉之智略”?且兰学者流，素喜猎奇。若习染既久，则不惟火炮，恐行军布阵之法以至平日教习风俗，亦将悉遵西法，弊害实不可谓少。况火炮一经发明，诸藩武士将竞相传习，实为幕府之大不利也! 针对鸟居的说辞，金令山人指出，“和汉之智略”云者，不过“空论”而已。纸上空言不及实战结果，验之清军之败绩也尤然。且铁炮火器，传于外国，儒道、佛道，亦传于外国。若以实用言之，则同为外物，又何必厚此薄彼，画牢自限?苟利国家，当取舍随便是也!当幕府官员非难高岛以荷兰语指挥队伍进退时，金令山人乃再度反驳说：若嫌忌异国言语，则唐土文字，岂非异国言语!且今日日本语中，举凡天竺、琉球、朝鲜、荷兰、南蛮、虾夷诸语均杂糅其间，仅以原生日本语汇与国人交流，又安可达意?故虽为异国言语，习染既久，则自成本国语矣。愚以为，唐音也好，兰语也罢，倘便于军士指挥，又孰往而非和语!(63)这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金令山人在反驳异议时频频使用的“苟利国家，取舍随便”的问题对待方法和实务主义态度。这种方法和态度其实已为日本学界和政界冲破幕府牢限并与世界接轨提供了一种哲学，这种哲学既反映出日本混合文化的需求特质和灵活度，也构成了日本的幸运。正是在这个契合舆情的哲学面前，也是在日趋紧张的内部纷争中，鸟居忠耀纵百般罗致罪名甚至利用威权将高岛无罪囚禁，最终却很难对其量刑。史载，佩里来航后，高岛秋帆曾一度被指定为“讲武所炮术师范”。(64) 不宁唯是，发生在天保改革前后的对内失控现象还体现在对外经贸领域。那些敢于冲破幕府禁令、绕过官方指定据点并首次把日本与俄、美等海外市场连接起来的民间商人，于是乎登场。其中，一位国内巨商和海上船王仿佛身穿隐身服，幕领藩属，履若平地，万里波涛，任其驰骋。当幕府发现他的国内“私网点”和海外“密贸易”而将其“缉拿归案”时，由此人所编织的国内和国际贸易网络及迫使幕府不得不顺应内外大势的新局面已然形成。他就是被明治政府誉为“海外贸易先觉者”的钱屋五兵卫(1773-1852)。(65)五兵卫家族世代经营通货兑换业务，俗称“钱屋”；而海运业又为其拓展海内外贸易提供了巨大的便利。据统计，其最盛时，曾在全国三十四处设有代理店，可承载千石以上重量的商船亦有二十余艘。(66)松前、函馆既入彀中后，五兵卫又想到了鄂霍次克海和桦太(萨哈林地区)，也想到了海参崴和黑龙江近海沿岸。在与俄国人悄然进行“密贸易”的同时，他又与英国、法国和美国等国商人开始直接通商。 在幕府严格限定对外贸易口岸和贸易对象国的背景下，五兵卫敢冒国家大禁而与海外数国进行“密贸易”的行动，证明了幕府“二重锁国”体制下的政策隙漏。天保四年，他亲乘“太平丸”完成了第一次由日本主动上门的日美贸易。此时的五兵卫显然十分感慨，他告诉美国人，日本自230年前德川将军开府以来，幕府自握商权，不许国民自由贸易。近代英、俄两国商船，来乞互市，幕府不准。倘私自与外国人通商，将恐以破“密贸易”之大禁罪名而横遭处罚。他还说，我既已犯幕府之法禁，若不幸东窗事发，便只能以一死相对；想来，日美两国想实现国际贸易，谈何容易，二十年后或有可能亦未可知。于是，他将随员“他三郎”(后更名为“弗雷德尔斯顿”)留下，自己则与其他随员归国。弘化二年(1845)和三年，当美国使节前来浦贺请求互市时，“他三郎”已变成美方之随员和通译。(67)日本方面虽仍拒开埠，但作为佩里来航的前奏，五兵卫的这一安排显然非普通商人和谋略所能及。然而嘉永五年(1852)十一月二十一日(西历12月31日)，五兵卫被诬陷致死，距嘉永六年六月三日(西历7月8日)佩里来航，仅剩下半年多。(68)天保改革失败后的嘉永年间，幕府虽然在那些直接妨害大众生活的政策上有所收敛(诸如对“株仲间解散令”的取消)，但取缔民间私自对外经商的锁国禁令和财政紧缩政策不但未见松动，反而越发严厉。有学者指出，五兵卫的真正死因实来自幕府对这位漏网巨商“密贸易”的察觉和旋即而来的整肃与追究。(69) 佩里来航后的日本巨变，使后人在追忆五兵卫时总是十分感慨。有学者叹道：“五兵卫死后不到数年，我邦的锁国孤立制度便在世界大势面前轰然倒塌。如果说，王政维新、开国通商等重大国是赖以确立的原动力缘于佩里的到来，那么，佩里到来的原因，则始于五兵卫的海上通商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我邦国是得以切实确立的渊源上，五兵卫之力可谓大有与焉。而且，作为五兵卫商贸重点的开国通商和海上进取，不但已成为我国百代之国是，亦已转化为我国民之指针。若五兵卫地下有知且能目睹其死后时局之巨变，当面露莞尔，含笑九泉矣!”(70)后来的日本人显然十分感谢佩里的行动，他们不仅在横须贺建立了佩里公园，还在美国黑船登陆的地方树立了一座纪念碑，上面刻有日本首相、大勋位侯爵伊藤博文手书的十六个大字——“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伯理上陆纪念碑”。同时，他们也未尝忘记钱屋五兵卫在开国事业中的冒死努力，除了明治政府将他誉为“海外贸易先觉者”外，当年被勒令停工的“河北泻新开工程”也于昭和二十八年(1953)最终完成。(71) “莫理逊号”事件发酵十六年，直到“黑船”压来才使日本结束“锁国”。这一事实意味着，开国后的日本人无论怎样去赞美《神奈川条约》(1854年，又称《日美亲善条约》)，都无法抹去这个国家初入近代时的“剖腹产”印痕。这就使霍尔的问题变得重要：“该如何全面地评价这个国家的状况呢?像有些史学家说的，日本和外界隔离太久，技术上落后、经济上衰退、刻板地执行过时的政治制度而显得病态吗?如果1854年不是美国的佩里敲开了日本的大门，使这个国家不情愿地接受西方挑战，那会是什么情况?日本能否继续走它自己的路，甚至于在政治上重新振作起来?或是逐渐地缓缓衰亡或者是陷于内战?”他承认“这些问题是没有最后答案的”，“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设想1800年以后日本能完全自主地前进而不理会外部世界”。(72)如果说天保改革中的政策部分地解决了大盐平八郎起义的经济要求，并让民众在整肃贪腐奢靡行动中体验到了快意和满足，那么这类政策就等于回应了社会本身的某些正当性诉求，也证明了以下判断的可信性，即“虽说导致幕府败局的转折点在天保中期”，“并且旧有统治机构也在继续执政的能力上开始被问鼎，但领主权力应对这一状况的可能性基础，并没有完全丧失。其中，仍保留着所谓明君、学者协作下的‘仁政’施展余地”。(73) 尽管如此，其矫枉过正的肃杀手段和将一切事务统统政治化的老套做法，除了让人们的生活陷入沉寂和萧条外，并没有实现提振社会经济进而强化幕府权威的当初预期。幕府此刻最需要做的，或许不是挥霍产能的奢靡式消费，也不是让产能枯竭而不再消费。前者使过剩的商业资本无法用于扩大再生产，后者则干脆消灭了商业资本的发生渠道和来源。这意味着，放任也好，紧缩也罢，这种左右跳荡的行为似乎都缺乏稳健的顶层设计，即如何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再通过扩大市场和增加收入的政策，从根本上消除财政危机并解决社会各阶层的安顿问题。正因为缺乏这一设计，因此，无论是宽松所带来的放任，还是紧缩所导致的萧条，施政者都无法不给人造成只能在有限范围内凭直觉来调整自身行为的疲于应对印象。就是说，幕府上层在调适这部越发复杂的社会机器的过程中，已严重缺乏缜密而非粗放、应时而非保守、整体而非局部的理论思考。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的“分工”、“俭约”、“非生产性劳动”理论，其实已说破了许多日本幕藩经济社会的理论盲点，尽管斯密对商人也保持足够的戒心，认为一旦有垄断形成，自由市场的正常发育就会受到重大影响。这意味着，政府部门顺应规律的适时调控，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措施。(74) “俭约”本身所具有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存在于任何社会形态中，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而在于水野在通过行政命令强制下调物价以增加幕府收入的同时，违背了俭约与资本增殖之间的关系。不仅如此，其取缔“株仲间”、“问屋”这些在今天看来等于消灭全部资本积累途径的措施，不但有违“士农”与“工商”已经逐渐接近并开始相互依赖的事实，还使增加幕府收入的想法只能变得南辕北辙，甚至为了幕府的最高利益，最终不得不对幕府核心支持力量的诸藩大名下手(上知令)。由于天保改革不啻断绝了天下的财路，因此，失去民间资本支持的许多社会行业——主要是“非生产性劳动”职业者的开支负担，便不得不压向并无能力解决他们生计的幕府，这成为幕府必须解散或消灭那些“即使是最低级的，亦有若干价值”(斯密语)的社会从业人员及其职业的一大原因。这些手段除了能获得道德上的一时赞美外，其摧毁既有社会分工行为所带来的真正苦涩，恐怕也只有幕府自己才最为清楚。换言之，商业垄断固然可怕，但失去自由市场前提的政治垄断则尤其可怕。 然而，这并不表明日本知识界没有观察到并试图破解幕府困境者。其实，无论是传统学术还是兰学、洋学，学者们几乎同时注意到了扩大市场、增加就业以强化社会吞吐能力的重要性，并且还几乎殊途同归地找到了试图使幕府重振雄风的出路。并非兰学者出身的海保青陵(1755-1817)，竟也从日本的实学一脉中寻出了改造幕藩国家的途径和方法。他认为，贫穷不是政治。他大力提倡富民政策，强烈呼吁“藩营专卖制”，并热切地期待日本“统一市场”的形成。他首肯法家的“人情好利”说，认为法家因“人情”而治之的富国战略对日本的当下实际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值得注意的，还有如何对待德川意识形态的朱子学问题。这已被他聚焦在对“仁”和“智”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上。他认为，“桑弘羊之计策，惊人之智也。”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这个“智”不但能使自身巨富，还能使国家资产大规模的增殖(《稽古谈》卷之一)。他甚至呼吁：“智者，为富国而宜置娼妓!”(75)虽言之剀切，饥不择食，却也忠心可鉴。然而，尽管面对的问题大体相当，但海保青陵的思想在幕府的处境却无法与亚当·斯密在英国和欧洲世界的影响力相比肩。《国富论》“出版以后，不但对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直接产生了重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恐怕也没有其他一部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著作，曾产生那么广泛的影响”。(76)相比之下，海保青陵甚至本多利明，除了漂泊游历、“终身浪人”并“忍教授之饥寒”外，至多也只能影响一些商人和民众，其作用远未得到应有的发挥。(77)至于兰学者涉川六藏为保自身地位而反诬兰学为“邪教”并建议取缔兰学等做法，更是匪夷所思。(78)这意味着，将如此内外趋势做出相反解读并拼命防范之的幕藩体制，显然已构成天保改革最难突破的“正当性悖论”。 值得注意的，还有以下或许只有在幕藩体制中才可能发生的现象。天保改革整肃贪腐、取缔奢靡和没收官员不法资财等正义行动，曾引起众庶百姓的倾情讴歌。然而讴歌者旋即发现，那些整肃所得除了悉入幕府财政外，并没有给他们的生计带去任何实际的好处；而幕府取缔正常商业行为的政策，却反而让他们感受到了自身生活的不便和困扰。因此，当万众一心的反腐狂飙刮过后，当幕府的改革不过是出于政治私心的本质日益暴露后，民众的失望开始转化为不合作与不配合。于是，伊始对贪腐现象的万民追讨，就变成了官弁安排下的暗中刺探和授意告密，致使这场改革的参与者后藤三右卫门亦不免长叹：“今频遣告密之徒，竟至角落无遗，使人人危苦不堪”；(79)对于那些抵触“上知令”并被幕府视为“反对党”的诸藩大名，鸟居忠耀则派出大量侦探明察暗访，罗织罪名，试图一网打尽。然而更可怕的是，当改革迫于上下压力逐渐露出失败的光景时，不要说“反对党”们乘势反击，那些当年曾誓言为幕府大业不惜玉碎的改革者们，为了自保，竟也迅速反目，并开始彼此构陷和自相残杀。 当我们追忆改革失败的原因时，大概谁也不会想到，水野的垮台竟肇端于家庆将军平素喜爱的“一道小菜”。天保十四年四月，水野为表达对将军的忠诚，将三世(一说八世)将军以来几成废典的日光社(供奉德川家康灵位处)参拜大礼重新启动，其巨额开支，在俭约之风甚嚣尘上的当时，其实是有微词的(德川齐昭即明确反对之)。参拜期间，家庆突然想起一道美味叫“嫩薑芽”(初春萌芽的薑菜)。然而当地农民说，自幕府下达“俭约令”后，这种菜已禁止种植，伏乞将军忍耐。家庆闻之，面露不快道：怎么连这个也被禁止?随从者中，本来就有不少对改革表示不满的人，但一直以来都以为水野事事请示将军，将军也事事为他撑腰，遂敢怒不敢言。今日见此场景，“奸人辈”始知水野在将军那里亦有欺瞒，遂乘势离间，并暗中联合反对“上知令”的纪州大名和将军后宫“大奥”，开始发难。(80)关于“嫩薑”等蔬菜禁绝令，水野曾于天保十三年四月八日和五月八日颁布过两次。既为幕府的公开政令，将军又如何不知?然而，知而佯装不知，表明将军已经意识到水野改革特别是“上知令”的下达开始危及幕藩内部的危险性。水野迫于压力，开始考虑可否在“上知令”问题上对“御三家”之一的纪州藩实行“例外”，以缓解改革所造成的内部紧张。 然而，曾利用“上知令”排除了大量异己当然也因此替水野蒙受诟病的鸟居忠耀，因闻讯后已立晓自己遭遇在即的替罪羊处境，反而极力捍卫“上知令”的重大意义，并怂恿水野顶住压力，反对纪州例外说，称倘与幕府关系最亲近的“御三家”享此特权，那与公然宣誓“天下为私”又有何区别?这种佯为力挺而实属推责、佯表忠心而实为自保的老辣手段，无疑把水野忠邦推向了绝境。这时，隐蔽颇深的“上知令”反对势力乘机集体发作，而将军也乐得顺水推舟，水野于是乎下野，鸟居当然亦无法幸免。史载，鸟居忠耀少时浪荡，恒出没于秦楼楚馆，及陟身高位且为水野之股肱心腹后，乃正襟严毅，俨若君子然。水野下台后，时人梁川星岩曾题诗叹惋道：“欲挽纷奢归一俭，十年相业鬓成霜。可怜管蔡流言日，无复抚筝桓野王。”(81)水野忠邦所享有的身后令名，应该是属实的。但即便他有再大的能力和再强烈的许国精神，在充满正当性悖论的时代背景下，大概也只能与幕藩体制同归于尽而别无选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