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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东城市作为全球城市化进程中矛盾和冲突的前沿阵地，存在着众多影响中东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其中，市民心理是城市化产生多维影响的直接体现，政府不同的政策和市民阶层的差异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社会心理。中东城市化具有过度城市化的鲜明特征，迅速发展的城市化提高了市民的心理预期，却无法满足市民实际社会需求；城市的异质性使市民产生孤独感、寂寞感、不信任感；制度的革新也容易促使一些市民产生心理危机，这些都成为影响城市稳定的重要因素。边缘群体的心理危机随时可能导致其负面行为。因此，欲解决中东城市化中的市民心理危机与城市稳定问题，一方面要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使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得到保障；另一方面要加强城市治理。 关 键 词：心理危机/社会稳定/中东城市化/城市治理/边缘群体 标题注释：本文系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丝绸之路城市史研究(多卷本)”(18ZDA213)、山西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20世纪中东城市转型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丹，山西师范大学2016级博士生；车效梅，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院长、教授 在全球化时代，城市是全球秩序最直观的表现场域，也是体现全球化矛盾集中与尖锐之地。从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到2010年的“阿拉伯变局”，中东城市屡次成为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前沿阵地。当今城市研究的重中之重已不在于关注城市化的广度与深度，而在于面对成为全球化矛盾焦点并且在社会稳定中发挥愈加凸显作用的城市，我们如何维护这一关乎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中心。值得注意的是，在中东城市化①进程中，由于速度过快且主要以西方城市为模板进行城市建设，由此导致城市社会成员的心理不稳定因素增加，而市民的心理稳定则直接成为审视中东城市化结果以及影响中东社会稳定的重要变量。 社会稳定包括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秩序稳定以及社会心理稳定。其中，社会心理稳定即人心稳定，既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内容，②也是社会稳定的综合反映。它可视为绝大多数民众对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政治理论认同，对社会状况基本满意，不存在思想认识严重混乱和情绪巨大波动的现象。目前，学界对中东城市化与社会稳定的主要研究视点如下：第一，关注城市化与政治稳定二者的关系。迈克尔·博尼恩(Michael E.Bonine)运用人口、贫穷、政治三要素，对中东地区的城市化与政治动荡关系进行实证研究。③第二，探究城市化与城市边缘群体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的关联。法哈德·卡泽米(Farhad Kazemi)在《伊朗的贫穷与革命——边缘群体、城市边缘性与政治》一书中，采用实证调查法，分析了旧政权之下城市贫困移民生活日益边缘化的状况及其革命动员过程，提出贫困移民除了要为食物及就业奋斗外，非法居住者还因土地和住房权益问题而参加械斗。④穆罕默德·阿姆贾德(Ahmad Sharbatoghlie)在《从王权专政到神权政治》一书中则指出，城市革命的根源同阶级斗争、国王随意使用武力、农业衰败、经济管理乏力、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城市繁荣后经济衰落等因素密切相关。⑤詹姆斯·托特(James Toth)的《埃及农村移民对国家的冲击(1961-1992)》阐述了农村移民对国家的影响，特别是对移民抗议政府运动作了详尽的论述。⑥第三，阐释城市化对城市阶级分化的影响。马苏德·卡玛利(Masoud Kamali)认为，国家和乌里玛之间的平衡关系被打破，促使乌里玛阶层加速分化，霍梅尼和激进宗教人士能成功夺取政权，部分原因是霍梅尼提出一套革命理论，部分因为城市边缘组织接受该理论，他们支持激进宗教人士的革命活动。⑦这些研究成果虽各有突破，对城市化与社会心理稳定也有涉及，但相关的研究仍较为薄弱。鉴此，本文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东国家城市化发展为主线，以市民心理危机为切入点，探讨城市化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过度城市化进程中市民心理危机的表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城市化进入快车道。1960-1970年，中东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为5.95%，1970-1975年为5.1%。⑧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东城市人口增长率为4.5%。⑨进入21世纪后，中东城市化速度不减。据联合国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西亚城市人口已达到1.74亿，占总人口的70%。⑩由此可见，就城市化的“量”而言，中东各国已普遍实现了城市化，且大部分国家已处于或即将处于高级的城市化阶段。而就中东城市化的“质”即城市化现代化水平而言，整体水平仍相对滞后，主要表现为中东地区出现了过度城市化现象，由此造成失业、社会组织紊乱、出现城市贫民窟等诸多问题。中东国家低质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不仅使城市在很短的时间内快速聚集了大量人口和财富，使城市空间和社会结构发生巨变，而且也促发了作为城市社会主体的人的嬗变。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在城市中交汇，城市要素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加强，导致城市社会成员心理的变化与失衡，产生心理危机。 心理危机常常表现为心理的恐慌和焦虑。在城市化进程中，新旧制度交替引起社会群体变化，信仰危机、压力感、社会恐慌等心理危机现象极易产生。一旦这种危机情绪持续扩散，极有可能演化为社会心理危机。尤其在社会转型期，如果人们无法适应社会变化，便更容易产生强烈的无助感、挫败感等负面心理。因此，社会转型期也是人们社会心理危机表现尤为明显的时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大部分中东国家经历了从建立民族国家到探索与推进经济、社会建设的过程，经历了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其中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世俗化无一不触动中东国家人民的神经。在这个转型的特殊时期，中东市民出现的社会心理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中东市民社会信任感缺失 “信任(trust)是一种相信某人的行为或周围的秩序符合自己愿望的态度，是交换与交流的媒介。”(11)社会信任感是对社会经济生活影响最大的社会心理因素，它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又反过来作用于社会心理。从经济角度来看，社会信任感对政府绩效、大型组织绩效、居民的社会活动参与度以及社会效率等方面有极大影响。社会的普遍信任可以推动人们之间的合作，从而提高社会的交易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反之，在低信任社会中，人们及组织之间经济活动基础不牢，自发性经济交往活动少且形式单一，这深度影响着人们之间的经济与社会交往活跃度，从而引起人们社会心理变化。 在中东，受到过度城市化影响，存在市民社会信任感缺失状况，具体表现在三方面：第一，政府诚信下降，导致市民怀疑甚至不支持政府。由此，增强政府诚信是增强社会信任感的关键。20世纪80年代末，除产油国外，中东国家经济开始低迷，以高投入维系的惠民政策难以为继。同时，中东过度城市化与城市治理水平低下使腐败与“城市病”日益严峻。政府诚信大打折扣，社会成员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心理失落感，从对政府的支持逐渐转向对政府的怀疑甚至不支持。第二，市场主体之间信任感缺失。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交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任的作用更加明显。然而，在中东城市中，食品安全、商业欺诈、信用欺诈、偷税漏税等现象普遍存在。其结果导致买方不信任卖方的产品，卖方也不信任买方的金钱，顾客不信任银行财力，银行不信任顾客的信誉；经营者不信任股东，股东也不信任经营者等各种恶性循环。第三，一般社会成员之间缺乏信任感。中东国家的城市化与其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转换是相随而至的。随着中东城市化快速推进，中东经济进入转轨期，而农村移民潮是国家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反映。农村移民进城谋职、谋生，却常常遭遇来自城市各方面的歧视和打压，无法真正融进城市生活，成为“边缘群体”，新老市民之间信任感随之缺失。 影响中东社会信任感缺失的因素(12)主要有：其一是地域文化背景。中东国家国民中仍或多或少保留着游牧社会的许多文化特质，其中游牧民因在商旅中常常遇到打劫、抢掠的经历是中东城市居民缺乏社会信任感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二是地区交易发达程度。中东自古以来就是商业贸易占重要地位的地区，商业交易发达，但其中仍存在许多不规范之处。其三是人民受教育水平。中东国家一些民众受教育程度仍较低，尤其是城市化中的进城务工人员。其四是城市化水平和城市管理机制。中东的城市化“质”水平整体偏低，且全社会相互信任的机制不甚健全。 作为一种社会心理危机，社会信任感缺失不仅导致市民心理茫然、孤寂、无助等一系列心理问题，而且妨碍部门、单位、个人之间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协作，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增加中东城市社会成员的不信任感及其他心理危机。 (二)生存环境失落感渐生 过度城市化既给刚刚踏上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城市带来了收益，也使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些挑战映射在市民心理则常常是一种难以言表的失落感。 第一是对城市空间体系改变的失落。新兴的中东民族国家的城市空间体系变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其一，铁路及公路的快速发展改变了原有的城市空间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无论是中东国家政府、地方政府还是企业家，都对大规模兴建铁路、公路产生了浓厚兴趣。随即，铁路、公路沿线城镇人口迅速集中和增长，铁路、公路周边地区逐渐发展为大、中、小城市。其二，工业化带动下的高楼大厦林立成为中东大城市的新景观。中东国家特别是海湾产油国在石油经济的带动下，现代化高楼大厦成了中东大城市的地标。其三，私人空间出现变化。中东铁路、公路的修建不仅推动了城市化进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来中东的城市面貌和私人空间，特别是小街巷密布与死胡同繁多。城市空间体系的变化使市民原本熟悉的城市面目全非。面对密集的公路、高耸的大楼以及现代的公寓住宅，一些市民由此感受到冷冰冰的钢铁水泥铸就的城市带给他们的冷漠与孤独。 第二是对人口极度膨胀的失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中东国家工业化的推进，中东城市人口普遍剧增。过于庞大的人口压力给中东城市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其一，极大地制约了工业化的发展水平。人口增长吞噬了大部分新增的国民收入，减少了储蓄和投资，加重了社会负担，不仅使人口和土地的比例失调，整体的经济效率下降，而且引起消费品生产的成本上升，生活水平下降。其二，人口膨胀造成食物供给紧张、通货膨胀。如经历大规模城市化后的开罗，消耗了全埃及进口粮食总数的一半(13)，推高了进口粮食价格，政府每年不得不斥巨资进行粮补，但效果差强人意；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基础设施供需紧张，出现了大量贫民窟。其三，人口膨胀造成严重的失业问题。仅2010年，中东地区的劳动力市场新增723万人。(14)这些新增的青少年劳动者，往往缺乏劳动技能，为非熟练工人，因此更容易失业。人口素质也急剧下降。开罗在20世纪90年代，60%的人口为文盲，妇女文盲率更高。(15)人口素质低下增加了犯罪率和社会不稳定因素。总之，城市化使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人口剧增带来的上述种种负面影响都在城市市民的心中打下了烙印，使城市社会成员的失落心理愈发严重。 第三是对城市环境恶化的失落。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孪生兄弟，工业化在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也造成了环境的恶化。以排水系统为例，20世纪60年代，中东大多数城市缺乏完善的污水排放处理系统；20世纪70年代，新的污水处理系统在一些大城市建立，但随着人口剧增而很快相对滞后。20世纪80年代，伊斯坦布尔全部污水的25%未经处理就流人金角湾，环绕该城的水域受到工业废水的严重污染。(16)1980年，开罗为“世界上最喧闹的城市之一”，在车辆和行人拥挤时，开罗街上的噪音可达到80分贝以上，远远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45分贝标准。(17) 第四是对城市拆迁改造的失落。一方面，城市扩张直接导致中东政府实施大规模的拆迁工程，典型事件为对非法占地建房的城市“边缘群体”实施暴力拆迁。1977年末1978年初，德黑兰市政当局在没有采取任何安置措施的前提下，对大量城市“边缘群体”居住的棚户区进行强制拆迁，造成大量城市“边缘群体”无家可归。(18)另一方面，城市扩张使城市逐渐失去历史韵味，市民失去对城市的历史记忆感和亲切感，在新的城市中找不到自我归属感，从而产生强烈的失落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