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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心理异化行为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中东市民心理危机严重与对政府的城市治理不满情绪交互作用，导致了其行为的异化，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 (一)中东市民行为异化的表现 第一，犯罪率上升。中东城市的犯罪主体主要是居住在城市边缘区的“边缘群体”以及正在走向社会边缘化的无所事事的青年。中国学者顾朝林先生认为，“城市边缘区的概念发展到现在已经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即同时具有自然特性和社会特性。”(33)城市边缘区的二元性特征本质上讲属于“个性化”不强，兼有多性，而实无个性，可谓是一个无主流文化控制的紊乱系统，具有过渡性、复杂性、脆弱性等特点。 中东国家除了在经济结构、管理体制方面具有明显的“二元性”特征，城市边缘区的居民住户也具有明显的“二元性”特点。一方面，居民以农村来的暂住人口和外来流动人口为主。另一方面，边缘区还居住着城市化过程中因城市膨胀而外迁的城市中心的老居民(多在边缘区工作或购买第二套住房)以及边缘区的原住户。因而，边缘区中存在贫富和身份的差异。此外，边缘区的外来暂住人口及流动人口成分复杂，其中可能夹杂一些负案在逃的犯罪嫌疑人，因而犯罪率在流动人口中也会迅速上升。虽然在中东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城市边缘区的流动人口违法犯罪类型有所不同，但从目的来看，主要以追求金钱的财产型犯罪为主；从性别来看，以男性为主，同时女性犯罪也有逐渐上升的趋势；从犯罪类型来看，主要是盗窃、抢劫、吸毒贩毒、制假贩假等等；从年龄上看，具有低龄化的特点；从人员学历上看，具有低学历、高学历混合的状况；从组织形式上看，具有团伙性的特征，且近年来出现普通边缘群体的犯罪团伙与恐怖组织联合的迹象。 第二，暴力活动猖獗。这是近20年来中东市民行为异化的主要特征，其中以边缘区的暴力行为最为严重。中东城市的暴力活动按照其目的分为四类：一是纯粹的“边缘群体”的泄愤行为。其主要表现是：处于“边缘群体”的穷人、失业青年、农村移民思想极端化，开始对商店、公共建筑物进行中、小规模的打砸抢。二是为抗议政府的某些政策而采取暴力示威活动。如埃及作为人口膨胀最为突出的中东国家，粮食问题关系到国计民生。仅开罗一个城市便消耗全埃及进口粮食总量的1/2，而随着进口粮食价格的不断提高，政府每年需要花费巨额资金进行粮食补贴，高额的粮食补贴已成为政府沉重的负担。因此，萨达特总统于1977年试图削减此项补贴。这一政策导致1977年1月全国普遍发生骚乱和暴力活动，又称“大饼动荡或起义”，萨达特只好取消削减补贴的决定。(34)1990年5月，3 000名纺织工人为抗议食品涨价而上街游行，1991年又发生罢工活动20起，静坐3起，游行示威3起；1992年发生工人罢工10起，静坐5起，游行示威5起。(35)三是恐怖主义暴力活动。中东市民的异化行为往往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组织的支持，由此发生政治暴力活动。四是畸形的政治参与式暴力。中东边缘区人口在政治参与过程中，金钱与暴力在边缘区的选举中相互结合，使这种政治参与日益畸形。城市边缘区的选举暴力事件引人深思，埃及在1990年的选举中共发生70起暴力事件，城市边缘区是高发区。在选举过程中，一些政党的候选人和独立候选人借助当地不法分子对其竞争对手的支持者施暴。候选人雇佣恶棍流氓，按日支付报酬，在有的选区日报酬甚至高达200埃镑。(36)城市边缘区的暴力活动大多是自发性且无组织的，一旦遭到政府镇压，便会导致人力、物力的巨大损失。 第三，恐怖主义蔓延。中东地区如今是恐怖主义活动的多发区。中东恐怖组织主要表现为以政治诉求为主、以宗教诉求为主、国家恐怖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四大类。从冷战结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东恐怖主义的主要目标是夺取所在国政权；受海湾战争的影响，90年代中期以后，中东的恐怖主义组织减少了对本国政府的恐怖活动，转而针对美国、以色列和其他国家。无论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还是中东恐怖主义组织，都利用了宗教因素来鼓动群众，而被鼓动参与恐怖活动的主要是中东的“边缘群体”。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伊斯兰极端组织与犯罪分子互动，成功渗透中东边缘区。其原因在于：首先，边缘区人口稠密，容易藏匿，易于找到廉价的住房，也便于开展活动。极端分子多与边缘区家人或亲戚住在一起，易于隐蔽。即使政府知道“棚户区与极端分子相互交错”，亦无能为力。其次，城市边缘区人口庞大，超过了国家安全机关的控制能力。同时，边缘区街道狭窄、房屋密集，一旦警方与伊斯兰极端分子交火，警车不易通行，且易造成无辜伤亡。再次，与生活在其他地区的居民相较而言，边缘区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文化水平较低，极易吸收极端思想。最后，处于边缘地位的中东市民对社会的不满及心理危机使其产生了反工业化、现代化的倾向，尤其是当城市化给中东国家带来诸多社会问题时，“边缘群体”能诉诸的思想武器就是从小接受的传统宗教，由此加剧了伊斯兰极端主义甚至恐怖主义的蔓延。 极端主义组织拉拢“边缘群体”的手段主要有：其一，伊斯兰极端组织弥补了政府在城市边缘区的真空，宣扬自己的伊斯兰理想是“致力于社会公正”，提供社会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行使了政府的某些职能，并能够按国家机构的模式解决民众的实际问题，因此赢得了一定的社会基础，有利于他们拉拢边缘区的民众。其二，对贫困人口进行组织和政治动员。边缘区畸形的政治参与和选举暴力对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稳定威胁不大，但城市边缘人口一旦卷入恐怖主义的政治暴力则另当别论。 由于以上因素，“边缘群体”或边缘区的恐怖主义暴力活动成为困扰中东国家政府的问题之一。早在20世纪70年代，一些中东国家警方与伊斯兰极端分子在城市边缘区的暴力交火就已开始。1981年埃及萨达特总统遇刺后，被抓捕的442名“圣战”组织和伊斯兰集团成员多数来自城市边缘区。1988年12月艾因·夏姆斯事件首次揭露出极端组织与城市边缘区犯罪集团存在事实上的联盟。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城市边缘区成为中东国家警方与伊斯兰极端组织暴力冲突的重要战场，并成“消耗战态势”。1992年底，埃及保安部队调集14 000余人，大规模清剿吉萨省的边缘区因巴拜。1994年，开罗省对城市边缘区的清剿作战多达23次。(37) (二)市民心理与社会稳定 中东过度城市化特点构成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第一，过度城市化孕育着社会不稳定心理。中东城市化的迅速发展提高了公众(特别是农村移民)的社会期望，但由于城市化与工业化的严重脱节，使得原有的社会期望与实际的社会满足之间形成巨大鸿沟，公众心理不满，从而导致各种城市问题频出，城市中大部分农村移民的悲观失望情绪蔓延。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说“期望与满足剧增，但满足的增速低于期望”，“或期望增大，但满足先增后减”，于是强烈的期望受挫感和相对剥夺感迅速产生，进而可能在整个社会形成一种政治骚动的社会氛围，对社会稳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38) 第二，中东城乡二元制社会导致社会整合性不强。20世纪后半期，尽管中东国家先后获得独立，但殖民主义遗产犹存。中东国家城乡生活在物质层面、文化层面以及制度层面的冲突长期持续，(39)政府忽视农业使其逐渐趋于恶化。随着过度城市化的加剧，少数大中城市涌人大量农村人口，导致城市人口急剧膨胀，相对于城市化速度的城市经济发展速度滞后，大量进城的农村人口的就业和生活无法获得保障。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实际仅仅是在地域空间上的转移，在生产、生活方式及文化特性等方面他们依然保留着农村状态，如此一来，城乡文化的冲突愈加明显。“农村移民长期脱离主流社会，他们对主流阶级所信奉的基本制度怀有敌意，仇视警察，不信任当局政府及位居高层的人。”(40)因此，被边缘化的农村移民群体内部所形成的亚文化本身就潜伏着一种对现有社会秩序的反抗。随着城市贫富差距的增加，贫弱群体必将会因利益受损而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和“绝对剥夺感”，这严重影响着社会稳定。正如戈德斯通(Goldstone)在其历史调查中所说的那样，急剧的食品价格上涨及大规模失业，往往使得长期饱受贫困之苦的家庭无法承担这突如其来的经济冲击，于是骚乱便发生了，并对现有社会秩序产生极大的破坏性，20世纪80年代开罗和阿尔及尔发生的骚乱便是如此。(41) 第三，城市社会结构变迁影响导致部分市民群体心理失衡。伴随着过度城市化，大量农村人口移民城市，随之产生的城市失业、贫困等一系列城市问题改变了中东城市原有的社会结构。而高失业率进一步恶化了中东城市中固有的贫困问题，以农村移民为主体的“城市边缘群体”兴起。处于此种社会结构下的城市边缘群体，由于就业岗位有限，长期工作在各种非正规经济部门中，经济收入毫无保障，再加上城乡文化冲突造成的“身份歧视”，使其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社会，这必然造成他们产生强烈的社会不公正、被剥夺感。贫困移民特别是非法居住者既要为食物和就业问题而奋斗，还要经常参加“为争夺土地和住房的令人绝望的械斗。”(42) 芝加哥学派代表人齐美尔在其《大都市和精神生活》开篇就指出，人们都处于足以使他们窒息的客观力量重压之下，人们的心理、情感生活因为受到内部、外部不断的变化刺激而变得极度紧张。(43)大城市的人口密度，不仅使单位空间人口数目增多、城市环境恶化，而且产生了不同的心理负荷和“容忍差异”意识。城市吸纳了大量高度分化的人口，由此形成的城市异质性不仅使传统的控制方式遭到削弱，而且滋生大量社会问题。(44)中东城市“边缘群体”中存在社会焦虑与社会失落感并存的心理状态，由此形成无形的屏障，阻碍了他们与市民的认同和融合。快速城市化可以造成社会、经济和心理的分化和紧张，这些紧张感带进政治领域可以成为一种不稳定的因素。”(45) 城市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移民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被吸引到城市地区，而大多进入城市的人并没有真正享受到这些城市的福利，并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而形成强烈的心理失落感。这种失落感严重影响了他们对政府的信任与支持以及与普通市民的融合，“边缘群体”常常成为暴力反对政府的民众。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引发社会心理问题(46)，尤其是中东剧变后的城市乱象，使“中东城市还会继续发展吗？”成为不可回避的话题。城市学者怀特(White)和怀特妮(Whitney)总结了11个对城市发展影响最为突出和明显的“压力点”，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一个框架，即：城市环境、食物、水、住房、动力设施、教育设施、交通设施、娱乐、健康、就业和社会犯罪。这些“压力点”在中东城市中不仅存在，而且压力值高。 环境问题在中东城市已十分突出，大城市尤为严重。恶劣的生态环境不利于居民心理健康，而且更加剧其被压迫感和失落感，埋下社会稳定的隐患。“每一个移民到城市或者是在城市出生的人都意味着对在农村地区或者是世界上其他地区生产的粮食的需要。”(47)因为农业基础薄弱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导向，中东城市无法满足城市人口的粮食消费需求。如今，中东大多数国家依赖于粮食进口，“从长远来看，在经济上、生态上、政治上都是不稳定的”(48)，更重要的是，它造成居民尤其是“边缘群体”心理不稳。中东城市爆炸性的人口增长给城市住房带来空前压力，缺乏合理规划的“贫民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破败、脏乱和犯罪的代名词。中东国家虽已采取措施，但收效甚微，居住地的安全隐患仍在，恶性事件频频发生。中东城市青年人失业现象严重。加之，青年人往往具有冒进、冲动的性格特点，在不利的环境下，增加了他们走向极端的可能性。突尼斯街头小贩的自焚为其表现手段之一，由其引发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政治风暴，我们不得不反思中东城市经济结构、教育、市政、治理、城市人心理健康、城市犯罪等问题。 因此，中东城市要持续发展，势必要减轻上述“压力点”的压力值，而城市治理为其解决的主要途径。城市治理强调民主、平等、合作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力图通过城市利益主体之间的理性协商，达到缓和社会矛盾、维护城市稳定与发展的目的。如今，中东城市政府正在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如重视城市规划、关注民生、发展科技、振兴经济。但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中东城市治理体系并不完善，还不能及时应对民众的合理诉求，与社会团体协作仍在磨合中，城市治理的民主化进程缓慢而曲折，且需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治理路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