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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理挫折感严重 中东城市社会心理挫折感在新老市民中都存在。由于新市民又分为毕业的大、中院校的学生和来自农村务工的“边缘群体”，因而新市民的挫折感又分为青年学生的挫折感和“边缘群体”的挫折感。 老市民的挫折感主要体现在其原本优越性的丧失。在大规模城市化开始之前，中东大城市的原居住民都有一种优越感。在他们看来，大城市象征着先进、时尚、幸福的生活，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居民也就自然产生“高人一等”的感觉。而中东进行大规模城市化后，城市的老市民发觉他们的生活变化了。其一，他们引以为傲的生活环境——城市，已经不由他们独享，这里开始居住着大量被他们从前瞧不起的“非城市人口”。由于中东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超负荷，加重了市民住房的危机。埃及历届政府均重视开罗的房屋建设问题，但由于人口增长的速度过快，住房问题依然严峻。据统计，开罗每个房间的居住人数由1947年的2人上升至1960年的2.3人，1976年则达到3.32人。20世纪90年代，在开罗一小套公寓要卖3万埃镑(19)，远超出一般市民家庭的经济承受力。于是，贫民窟、“死人城”、楼顶房等房屋类型在开罗出现。其二，他们认为大量新来的“边缘群体”抢了自己的生计，增大了自身的就业压力。其三，少数外来人员甚至是“边缘群体”成员发家致富，挤入城市中产阶层甚至上层社会，彻底摧毁了老市民的心理优越感。 此外，老市民在住房、子女上学等诸多问题上都受到了新市民的冲击，一些人由此产生了“金钱至上”的观念，从前的优越感与现实的反差加重了他们心理上的挫折感。中东国家民众的教育状况一直不容乐观。在奥斯曼帝国后期，其教育机构主要有传统清真寺学校、国外传教士学校、私立学校和公办的世俗学校。其中，公办的世俗学校便是奥斯曼政府在国外传教士及私人学校控制奥斯曼教育体系的局面下兴办的，是中东现代教育的先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新建立的民族国家纷纷开始现代教育的建设，扩大教育规模，大力发展基础教育、高中教育和技术教育，但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例如，教育质量不高，技术专业生源有限，高校过度招生引起就业问题严峻等等。而就业问题成为中东国家市民对教育失望的主要原因。当然，从教育层面上看，就业形势严峻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除了学校过度招生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学生在就读专业分布上的不均。大多数学生不愿选择技术、工程类学科，从而造成人才市场供需脱节。 新市民的挫折感主要体现在青年学生的挫折感和“边缘群体”的挫折感。前者主要反映在就业、择业不理想方面。青年学生怀着改变命运的理想到大、中城市上学，但由于中东国家大、中院校“重文轻理”的专业设置，使得大量学子毕业后难以找到工作，甚至面临失业。这种从“天之骄子”到“待业青年”的身份转变往往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后者的挫折感则包含更多内容。“边缘群体”从农村来到城市，把城市当作实现梦想的地方和获得幸福的天堂。实际上，他们居住在“边缘区”甚至贫民窟，生存环境恶劣，医疗、卫生条件极差；他们常常处于失业边缘，或者只能从事老市民不愿意干的“脏、累、苦”工种；他们受到一些老市民的歧视与排挤。在他们看来，自己虽为城市发展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却被认为是影响“城市尊严”的一群人。这种残酷的现实使“边缘群体”挫折感极为严重。 (四)心理压力过大 随着中东城市化进程的深化，城市的生活节奏大幅度加快。中东大城市中充斥着行色匆匆的市民，这种生活与中东传统崇尚自由、游牧生活的习俗相违背。中东在城市化轰轰烈烈开展的同时，城市的生活成本逐渐提高，城市社会成员整日为生计奔波，年轻人更是为了缓解买房、结婚、养育子女等生活压力而努力工作。现代中东城市社会成员普遍心理压力过大，上班族必须努力工作，才会降低被解雇的风险；失业的人也要想尽办法找工作，才能维持生计。 失业有着不可忽视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它是造成大多社会弊端的主要根源，也是引发市民心理压力过大的重要原因，严重威胁市民心理稳定与社会和谐。2011年，埃及发生政治动荡时，官方统计失业率为8.5%，但实际失业数字可能更高。(20)失业不仅是中东国民经济尤其是造成劳动力市场不安的首要问题，而且成为影响市民心理的主要问题，严重危及政治和经济稳定、社会和谐和市民心理健康。失业是一个国家宏观经济失衡的主要指标之一，是许多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失业意味着部分人力资源没有得到利用，即愿意并且有能力工作的人没有投入生产。对失业者及其家庭而言，失业意味着丧失工资收入，从而极可能陷入贫困之中。埃及人口普查将劳动年龄人口分为两类：一是劳动力，包括自主雇佣者、业主、工资劳动者、给亲友工作而不获取报酬者、长期失业人员和临时失业人员；二是非劳动人员或丧失劳动能力者，包括全日制学生、全日制家政人员、不愿工作的人、养老金领取者、不工作的老龄人和丧失工作能力者。长期对失业问题产生失落感的主要是前一类失业者。 市民的心理压力还源于对生活状况普遍恶化的不安全感。以城市“边缘群体”为例，他们患病率相对高，且得不到有效救治。“边缘群体”因为居住环境卫生条件差而常常染上疾病，而“边缘区”的医疗条件又极为恶劣，因而常常得不到救治，患病率甚至死亡率都较高。另外，城市“边缘群体”的离婚率较高，邻里关系不睦。他们很多人酗酒甚至吸毒，抱怨社会，仇视社会其他阶层，因而人际关系往往不好，生活幸福感极低。 (五)心理孤独感凸显 面对城市化给中东城市带来的现代建筑，一些中东城市社会成员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孤独感。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东城市的居住环境和空间结构发生了极大改变，原来的社区及宅院越来越少，西方式的高楼大厦及公寓式住房越来越普及。在这种居住环境里，中东的城市社会成员失去了从前街坊邻居之间的亲密关系。在前现代社会的中东城市，中东人一般每户一个宅院，贫穷的人家则两家共享一套宅院，大门外是街道。由于街道狭窄，房屋不隔音，甚至行人走在街道上都能听到屋里人的对话。中东人一般都知道整个社区居住哪些人，每户人家的人员构成及其他情况。一个家庭若遇到困难或发生争执，邻居都会自发前来帮助或劝解，邻居之间闲暇时也会一起坐在门口聊天或相约去咖啡馆、剧院、公园、饭馆等。而城市化进程开始之后，在现代化公寓住宅里，居民甚至不知道周围邻居是谁，更不用说与之交朋友了。在这样的城市人际关系中，他们在心理出现问题时无人倾诉，面对城市林立的建筑群，一些市民往往会感到自身的渺小、无助，进而出现严重的心理孤独感。 这种心理孤独感在外来移民群体——城市边缘群体中尤为突出。从社会心理学视角来看，边缘人也可称为“过渡人”或“边际人”，是“在社会文化变迁或地理迁徙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转型人格”，是“在新旧文化或本族文化与他族文化的碰撞、选择、冲突下导致人格分裂呈多变双重化的产物”。(21)“边缘群体”在以下几方面受到歧视：其一，在就业方面，由于“边缘群体”素质低、缺乏基本的技能，因此只能从事一些“边缘”的职业，即普通市民不愿从事的脏、累、苦、险职业，如建筑、保姆、环卫、搬家等工作。其二，在居住方面，“边缘群体”长期居住在“边缘区”和贫民窟，普通市民不愿与他们毗邻。埃及在整治开罗贫民窟问题时曾计划将贫民窟整合进普通社区，但遭到了开罗市民的普遍反对，多数人表示不愿和在他们看来“肮脏、暴力的人”住在一起。因此，“边缘群体”的长期聚居经常是同一地方的人居住在一起，逐渐形成小团体意识，更加缺少市民认同。其三，在社会接纳方面，“边缘群体”在社会上经常遭受一些市民的冷遇，被视为“不讲卫生、没有文化且具有犯罪倾向”的群体，无法被真正接纳。其四，在政治参与方面，“边缘群体”的政治参与是极为有限的。一方面，“边缘群体”常常为解决温饱问题而奔忙，鲜有闲暇顾及政治。政府工作人员较少与“边缘群体”沟通，“边缘群体”的政治诉求缺少常规的表达渠道，“边缘群体”的政治能量得不到合法的吸收和化解，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大选投票率低。这样，边缘区成为孤立于主流社会之外的政治孤岛。另一方面，与其他地区相比，“边缘群体”的压迫感和剥削感日益严重。“边缘群体”生活在城市边缘，也处于国家机构的边缘，他们往往容易诉诸非常态的政治参与，无形中卷入政治暴力和政治动荡。只有在政治发生动荡时，政府才能感受到他们的力量。2011年初，开罗爆发政治骚乱，一些来自边缘区的民众在解放广场喊出了“我们都是埃及人”的口号，这实际上彰显“边缘群体”渴望被关注的情势。 总之，过度城市化导致大量农村人口急剧涌入城市，从而使得城市人口的异质性空前强化，各种有着不同生活习惯、社会习俗、宗教信仰及价值观念的陌生人迅速聚集，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系的机会虽多但更为短暂，大量初到城市的农村移民往往难以适应城市生活而导致文化冲突不断。因此，在过度城市化环境下，个人极易失去适应性，城市匿名性(陌生与冷漠)所体现的消极影响更为突出，而城市匿名性的急剧增强，极易成为中东国家发生诸多违法犯罪行为的重要诱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