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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主要内容及与时俱进 (一) 关于民族概念理论 民族是什么? 这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础理论关系到整个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在1929—2005年5月以前基本上采用斯大林的民族概念定义 的同时，对民族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解释，毛泽东在1939年《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中华民族”有深入的阐释。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全面实施民族平等政策，推进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进行了民族识别。以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作为原则性的依据，但没有照搬，采取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办法，处理了民族识别进行中的一些理论困扰和难点，成功地确定了我国56 个民族成分。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族识别工作中，学术界激烈讨论民族与部族的学术概念问题。当时苏联把处于资本主义以前社会发展阶段的人们共同体称为“народность”，( 汉文译为“部族”) ，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人们共同体称为“нация”，( 汉文译为“民族”) 。20世纪50年代初，有苏联学者在学术报告和文章中认为汉族是“部族”。照此理论中国只有“部族”。1953年，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我国“政治上不要去区分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族或部落。”所以，在中国民族识别工作中认定的人们共同体都称为“民族”，中国56个民族都是平等的。56个民族在社会生活中享有平等地位权利和同等的责任和义务，占我国人口总数不到9%的55个少数民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占有14%多的代表名额，平等地参与国家事务管理。 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固然是一个有科学性的概念，但不能完全套用。2005年5月，中央在民族工作文件中提出了民族概念表述，提出了民族六大共同特征。这六大共同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是构成一个民族的基本条件。民族是以上六大特征的总和。这些特征在每个民族中的表现程度是不同的，这只是民族一般的特征，并非要求必须同时完整地具备这些条件的人们共同体才能成为民族。这个民族的表述，既考虑马克思主义有关论述，又充分考虑中国的实际，还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论述，是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20世纪80年代西方的“族群”概念进入中国，21世纪以后，国内的一些学者主张用“族群”概念取代中国的“民族”概念，把中国现有的56个民族改称为族群。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那种“企图通过取消民族身份、忽略民族存在来一劳永逸解决民族问题的想法是行不通的。”这一论述明示了中国将坚持自己的民族理论话语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我国民族研究学术界曾有过两次关于“民族”与“部族”名称和译名大讨论，关键是要不要采用苏联式的把资本主义以前阶段的人们共同体称为“部族”;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十年，我国民族研究学术界又进行了一场民族与“族群”的大讨论，关键是要不要采用西方式的把没有建立自己单独国家的人们共同体称为“族群”，甚至把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悠久的汉族也称为“族群”，主张在我国以“族群”概念替代现用的“民族”概念。这样可能导致理论上的混乱和实践上的迷茫。 70年来，我国民族研究学术界的学术探讨和争论时常进行着，但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党和国家领导人和高级干部正式讲话中都没有出现过“部族”“族群”概念，坚持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话语体系。 民族概念定义和民族特征理论直接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体系(见表一) 。  (二) 关于民族发展的理论 发展是时代和民族的永恒的主题，是民族工作实践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毛泽东同志强调，“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 “方针是团结进步，更加发展”。20 世纪60 年代，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新疆工作的一个批示中，第一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就谋划了分两步走的步骤来发展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也就是后来的西部大开发战略。1988 年是改革开放10 周年，也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30 周年，邓小平同志欣然题词: “加速现代化建设，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 江泽民同志在1999 年代表党和国家宣布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从方针、政策、措施等方面大力支持西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多方面向西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倾斜，同年，国家开始实施“兴边富民行动”，扶持边疆地区边境县发展。我国的边境县多数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兴边富民行动”带动了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发展。 胡锦涛同志非常关注我国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党和国家2005 年将人口在10 万人下的22个少数民族确定为人口较少民族，2011 年将标准调至人口在30 万人以下28 个民族，制定两轮扶持人口较少民族专项规划: 《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 2005—2010 年) 》、《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 2011－2015 年) 》，使我国人口较少民族生存和发展状况极大改善。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五位一体”发展战略，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为少数民族发展、民族关系发展指明了理论、制度、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创新思维，明确了城乡区域、经济社会等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和谐共生发展的创新路径，明示了互利共赢、合作共赢和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发展要求和目标。 (三) 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 我国民族问题的客观存在是一项基本国情，是必须高度关注的社会问题。 毛泽东同志一贯重视解决新中国国内的民族问题，也对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发表声明指出， “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邓小平同志指出，台湾同大陆统一问题“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 民族的感情问题。”这段论述理论意涵深刻，现实视野宽广，是创新的理论概括和阐述，为我们党日后对民族问题涵义的理论概括奠定了理论基础。 江泽民同志科学地阐明了当代民族问题的内涵和基本特性，揭示了民族问题的内涵一个“发展”、三个“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从政治上把握民族关系、看待民族问题。”这一论述科学阐明了民族问题是一个既包括经济因素，又包括政治因素，还包括文化因素等的综合性的社会问题，民族问题不能、也不可能“去政治化”，指明了民族研究的正确方向。 (四) 关于民族关系的理论 民族关系是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中国必须处理好的重大的社会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建立后一再强调“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提出要克服大汉族主义， 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 邓小平同志在1979 年讲话中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形成的时间和条件、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以及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发展总趋势。这一讲话指导和引领了当时的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实践，并在这一时期提出了“两个离不开”理念。 江泽民同志提出“在我们祖国的大家庭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的新型民族关系。”也就是说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他还提出“三个离不开”理念。 胡锦涛同志概括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时增加了“和谐” (写入了2018 年修订的宪法中关于民族关系基本特征表述中) ，概括了“三交”“三和”理论。 习近平同志指出: 我国民族关系总体是和谐的，我国民族关系大局是好的，要正确认识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 多看民族团结的光明面，要“坚持从政治上把握民族关系、看待民族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