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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世纪70年代，苏联公民中出现了以犹太人为主的移民热潮，十年中共有超过24.5万人移民美国等西方国家。这就给美国了解苏联社会状况提供了可供调查的样本。1979年8月，由经济学家詹姆斯·R.米勒提出的研究新近苏联移民的建议通过了可行性论证，“苏联访谈项目”得以设立。随后，经过设计调查问卷、抽取样本、招募和培训访问员以及执行实地访谈等专门的业务流程，项目得以逐步展开。调查所搜集的大量信息，为项目专家组给作为资助者的政府机构撰写工作报告和自己发表论文及出版专著提供了资料基础；而项目所取得的成果则能够验证以往学者所提出的相关假说，也得出了诸多涉及苏联社会各个领域的量化结论。 关 键 词：美国/“苏联访谈项目”/社会科学/苏联移民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十月革命历史书写百年流变的比较研究”(17CSS003)。 作者简介：王子晖，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冷战时期，美国社会科学家与政府就有关苏联问题的情报搜集、数据分析及政策制定等事务一贯有着合作的传统。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空军资助、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承担的“哈佛苏联社会制度项目”就从军事情报及意识形态两方面为美国政府制定和实施冷战战略提供了依据①。事隔30年，冷战局势在经历了短暂的“缓和”之后于80年代初重新转向对抗，美国对苏政策也趋于强硬。于是，为了更有针对性地围绕苏联的弱点制定政策，一个与哈佛项目类似、旨在通过对移居美国的原苏联公民进行调查以了解苏联社会状况的“苏联访谈项目”(Soviet Interview Project)，在美国政府的实际支持下逐步展开。 作为冷战后期美国社会科学家与政府合作的重要产物之一，“苏联访谈项目”由美国联邦政府机构通过苏联与东欧研究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for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Research)进行资助，由项目负责人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经济学家詹姆斯·R.米勒(James R.Millar)选拔的一个全美范围苏联问题专家团队具体承担，从酝酿、论证、立项到按照计划陆续展开，前后长达八年之久，对超过三千名符合条件的苏联移民进行了高度结构化访谈，并综合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访谈结果予以系统分析，所涉及的主题广泛地涵盖了当时苏联政治、经济、社会及公民日常生活等重要方面②。然而，自该项目设立之后至今，该项目除了对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与之相关的学科及苏联问题研究本身产生过一定影响之外，并未在历史学界引起足够的关注③。本文主要利用美国方面的相关原始档案和研究成果，拟对“苏联访谈项目”的运作过程作一初步探讨，从而深化我们对冷战与美国社会科学之间关系的认识。 一 “苏联访谈项目”的缘起 1.苏联移民的涌现及其价值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苏联犹太人展开了争取向以色列和美国移民的运动。与此同时，美国朝野尤其各犹太人社团也对此给予持续关注，尼克松、福特、卡特三届政府相继围绕犹太人移民问题与苏联展开了激烈的外交斗争，试图迫使苏联在移民政策方面做出让步。尽管对此有着高度的敏感，但苏联政府为了与美国在缓和经贸关系及平衡战略武器等重大利益方面达成交易，再加上认为允许那些不满情绪较强的犹太人离境至少可以减弱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影响以稳定社会局势，终于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放松了针对公民移居国外的限制。于是，这一时期苏联出现了以犹太人为主的移民热潮，从1971年到1980年共有超过24.5万人通过获得以色列签证而去往西方④。此外，在移民限制放松的大环境下，还有其他族裔的原苏联公民也在当时移居国外⑤。 数以万计来自苏联的移民对于研究苏联问题来说具有何等重要的价值，显然是不言而喻的，西方的相关学者也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以色列学者率先通过对部分移居以色列的原苏联公民进行调查，展开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苏联家庭经济状况和行为的研究⑥，美国学者也运用类似的方法展开了关于苏联的“第二类经济”即地下经济活动的研究⑦。然而，这些研究无论是从选题还是内容来看，都远未实现最大程度地发掘苏联移民所具有的全部价值。这主要是由于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受联邦预算因越南战争的庞大开支而紧张和福特基金会下调其给予区域研究的资助这两种因素的影响，美国苏联学在经费投入、人才培养及成果产出等方面都陷入了近乎停滞的困境。另外，70年代以“缓和”为基调的国际形势，也使美国苏联学逐渐在失去其原有的作为冷战思想武器的实用性。基辛格任国务卿期间，就一直担心有关新近苏联移民的学术和政策研究对移民本身及美苏和美以关系产生不利影响，因而出台了一项被称为“基辛格规则”(Kissinger rule)的政策，规定禁止将联邦政府资金用于此类项目⑧。受此限制，美国斯拉夫研究促进会在这一时期试图建立移民安置委员会，并利用《国防教育法案》资助，以促进新近苏联移民与各苏联学研究机构展开更大规模和更广范围合作的计划，后来也无果而终⑨。 2.美国苏联学摆脱困境的努力 早在1969年，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家赫伯特·J.埃里森就因担忧美国苏联学前景而向斯拉夫研究联席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建议。建议指出，相关苏联学项目首先要有明确的关注焦点和具体的研究目标，其次有必要促进多学科的交叉合作并给予年轻的研究生各种机会，最后要为从事苏联研究的学者、政府中的苏联问题专家以及并非专门关注苏联的社会科学家这三类受众提供相关热点问题的有价值的成果⑩。翌年，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家马歇尔·D.舒尔曼在美国斯拉夫研究促进会年会上所做的发言也认为，美国苏联学领域中对实用性和学术性的双重追求，决定了重新强调运用以往的跨学科方法解决当代问题，对于该领域的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1)。很明显，埃里森和舒尔曼都在寻求通过恢复类似于“哈佛苏联社会制度项目”的苏联学工作模式，来解决研究经费紧张的问题，以重振美国苏联学。 于是，在“回到50年代”的呼吁之下，新的苏联学机构和组织都更加侧重于将加强研究的实用性作为走出困境的方向。1974年，在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主任、俄国史专家詹姆斯·H.比林顿的支持下，“凯南俄国问题高级研究所”得以创建。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学者对“缓和”形势下如何隐蔽地接受国家安全机构的资金用于苏联学也展开了研究。1978年，苏联与东欧研究全国委员会作为一个协调政府资助工作的“中介组织”，在哈佛大学历史学家爱德华·基南和前国务院官员弗拉基米尔·图马诺夫的倡导下诞生，其理事会由一些知名苏联学研究机构的代表组成，并拟将研究政策关注问题作为最初的主要任务。另外，还有一些政府官员以简报的形式向国会请求考虑苏联学的发展。其中很多人在美国无论学界还是政府将很快失去整整一代苏联学专家并且没有做好应对措施这个问题上有着广泛共识，即苏联学的日益萎缩对国家来说是严重的危险。简报提出要在有关冷战专业知识的机构组织方面赶上和超过苏联，建议在华盛顿设立美国的官方苏联学研究所，以抗衡苏联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并对政策导向的研究工作予以支持。尽管后来这一建议搁浅，但却推动了中央情报局将大量资金投向苏联与东欧研究全国委员会(12)。 需要指出的是，基南和图马诺夫曾设想对来自苏联的移民加以利用，认为他们能够成为有用的信息来源，其中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社会科学家甚至还可以作为合格的专业人士被纳入相关研究机构。然而直到1979年“基辛格规则”被取消后，展开针对苏联移民的大规模系统研究才得以成为可能。 3.项目的论证与立项 1979年8月3日，凯南俄国问题高级研究所召开会议，讨论詹姆斯·R.米勒提出的对来自苏联的移民通过访谈进行调查的建议。会议召集了苏联学领域的部分高级学者和政府官员，其中一些还有着曾经参与“哈佛苏联社会制度项目”的经历(13)。会议议程主要集中在为展开新的移民访谈项目所应采取的措施和必须克服的困难等方面的探讨上。 首先，就理论与方法的问题，与会者们主要以“哈佛苏联社会制度项目”为参照，发表了一些观点。第一，关于项目的专家组，与会者们回顾了“哈佛苏联社会制度项目”由多学科专家担任主要负责人的历史，但同时也注意到美国苏联学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萎缩之后，已经几乎没有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参与该领域的研究，社会学家数量也严重不足，因此毫无疑问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将在新的项目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另外，新的项目也不会像“哈佛苏联社会制度项目”那样主要依赖于一所学术机构的学者，而是决定以全美各相关学术机构为基础，广泛地从中征召研究人员，以扩大项目的规模和影响。第二，关于项目的研究方法，与会者们认为“哈佛苏联社会制度项目”所运用的诸如生活史访谈、心理测试、问卷调查等方法都可以被新的项目所采纳，但会议也在关于各种方法的有效程度、运作流程以及定量和定性研究的优缺点等问题上展开了讨论，并决定聘请专业的民调机构提供技术支持。第三，关于项目的目标定位，学者们主张项目应是关于苏联国情的基础研究，研究计划应由专家制定，目的在于对苏联学及参与项目的专家所代表的基础学科的理论发展有所贡献；而官员们则认为，项目的根本目的在于寻求从那些被视为当代苏联“活档案”的移民中获得最有价值的信息，并且必须尽早基于战略考虑予以分析，以防信息失去时效性(14)。 其次，会议提出了决定项目可行性的两个关键问题：是否能够从新近苏联移民中选取值得访谈的合理样本?即使成功确定所需样本，是否能够保证其自愿而坦率地回应访谈?关于第一个问题，与会者们认为，设计一个尽可能精确地反映新近苏联移民人口状况的抽样框架是合理抽样的必要条件，而编制抽样框架及抽取合理样本在很大程度上则依赖于与移民安置机构进行合作以全面掌握移民的基本信息。另外，前已述及当时从苏联移民至美国的犹太人占绝大多数，而美国的各犹太人社团在此间发挥作用极大，因此与它们及其他美国的苏联移民组织进行合作，对于项目的顺利展开也有着潜在的重要影响。关于第二个问题，与会者们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担忧，有人提到移民们会怀疑此类项目存在着来自情报机构的渗透，因顾忌可能给仍在苏联的亲友带来不利影响而拒绝接受访谈；还有人提到，移民们对于项目的研究方法本身缺乏了解，会导致他们对访谈的回应缺乏真实性和有效性。不过，也有人指出，在严格保密的前提下，许多移民还是相当愿意接受访谈的，这是由于他们认为自己所了解的有关苏联社会、体制及日常生活的信息对于纠正美国官方及民间关于苏联的错误印象、协助美国政府更有针对性地制定对苏政策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15)。可见，与移民安置机构和各移民组织的合作以及确保受访者的身份信息不被泄露，是决定项目可行性的关键因素。 最后，关于项目的资金来源，与会者们一致认为某种形式的政府资助是必需的，这是由于预期的大规模访谈调查要有稳定而长期的巨额投入作为成本。出席会议的国防部官员代表了当时主要的潜在资助者，确认不会对研究计划的学术构想予以过多的引导和干涉，并做好了相信项目成果学术判断的准备，以精准地发现苏联社会存在的矛盾及其体制具有的弱点。会议指出，真正的问题在于若直接由国防部资助该项目则可能会引发苏联方面的反制措施而使潜在受访者拒绝参与项目或对申请离境的苏联公民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为掩盖该项目官方情报工作的本质，从而使苏联方面、作为访谈对象的移民以及一些必要的合作者认为其完全是一个学术活动，苏联与东欧研究全国委员会将发挥其“中介组织”的作用，承担沟通专家与政府资助者之间关系、监督项目运行及考核项目质量的工作(16)。 在此次会议上，詹姆斯·R.米勒提出的研究新近苏联移民的建议通过了可行性论证。1979年11月，苏联与东欧研究全国委员会开始对其进行资助，并为其设定了三重目标：一是基于对新近离开苏联来到美国的移民所做的访谈展开一个关于当代苏联国情的研究；二是促进年轻学者的参与，从而使之成为一种发展苏联学的手段；三是将项目所搜集的数据和取得的成果提供给所有对该领域感兴趣的学者，同时也提供给苏联与东欧研究全国委员会和作为实际资助者的联邦政府(17)。于是，历时八年之久的“苏联访谈项目”就此拉开了帷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