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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苏联访谈项目”的实施 1.调查问卷的设计 1980年上半年是项目的最初筹划阶段，当时有超过一百位专业为苏联问题研究的学者参加了一系列在美国各地举办的关于移民基本状况和访谈调查方法的研讨会(18)。当年6月，主题为“有待通过项目调查验证的假说”的研讨会在凯南俄国问题高级研究所举行，提出把即将展开的访谈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针对大量的全体受访者样本进行的普遍调查，它基于预先设计的封闭式问卷，并适用于统计学分析方法，因而能够大体掌握作为样本的移民基本状况；第二种是针对有限数量的如公务员、企业管理者、法律工作者乃至集中营服役者等人员进行的分类专门调查，它被认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获知苏联社会某些制度的运作方式、某些机构的组织方式以及苏联人的实际工作和生活状况(19)。此外，项目专家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研讨会逐渐自发形成的，其中主要聚集了在会上积极发表建设性意见和表示愿意长期从事项目工作的那些学者(20)。总而言之，上述一系列研讨会所提出的设想和选拔的专家为调查问卷的设计乃至整个项目的后续工作都奠定了基础。  尽管受1981年美国总统换届的影响，有关负责人需要在政府更迭后向新的国防部及其他联邦机构再次说明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而导致项目工作经历了几乎一年的停顿，但新上台的里根政府很快便认识到了项目的重要战略价值，于是对其给予了更大力度的支持，项目工作也得以迅速重新展开(21)。1981年9月，项目专家组与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的技术顾问联合组成编委会，着手设计调查问卷。为了不给参与访谈的移民带来过分的打扰，编委会首先决定将基于调查问卷的访谈时间控制在平均每人次3小时以内。因此，这项工作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有限的访谈时间内尽量满足所有专家对于调查结果的不同需求，项目负责人詹姆斯·R.米勒形象地将其描述为“就像是设计人造卫星的有效载荷”(22)。由此可见，各门学科的专家不得不通过任何可能的方式共享预期的调查结果，例如其中政治学家所提出的问题也应该尽量服务于经济学家，反之亦然。另外，编委会还决定将调查问卷分为两大组成部分：一是统一针对所有样本展开的、内容相同的、访谈时长为2小时的核心问卷，二是分别针对三组随机分配的样本展开的、内容不同的、访谈时长为1小时的附加问卷。这种问卷组织方式一方面对于每位受访者来说仍仅需要3小时即可完成，另一方面却容纳了实质上需要5小时才能完成的问题数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实际访谈时间与调查问卷容量之间的矛盾。调查问卷的模块化结构如表1所示，核心问卷所包含的模块涵盖了个人基本状况的主要方面；而附加问卷所包含的模块关注的方面则更为专门和细致(23)。 2.抽取样本 从理论上来说，“苏联访谈项目”所设计的调查问卷，只有给予能代表全体苏联公民的概率样本，才能取得全面反映苏联社会现实的信息以充分达到预期目的。但实际上，项目显然只能基于一个特殊的人群来展开，即那些成功地离开苏联并定居美国的成年人。相对于“苏联社会的典型横截面”来说，这一人群的主要特点在于多数来自城市、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如前所述绝大多数为犹太人(24)。 然而，普遍代表性的缺失并不意味着这项研究就此无从下手，项目专家组经过反复探讨之后采取了如下措施来尽可能地使样本具备特定代表性。首先，借助移民安置机构的资料逐一清点所有在1979年1月1日至1982年4月30日间到达美国、当时年龄在21岁至70岁的苏联移民，以编制规模足够庞大的抽样框架来保证某些稀少的潜在样本(如来自中亚的移民)能够被纳入研究视野，而起讫日期的设定则是为了保证潜在样本对其苏联生活的记忆还能够较为清楚。然后，以移民们在苏联生活时的几种不同特征为依据将其分层，再从各层中随机抽取样本，也就是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确定受访移民，这种方法基本能够排除受访者自身因素的影响，并且允许对样本的构成施加有效控制，可以说更适用于像美国的苏联移民这类总体单位数量较多、内部差异较大的调查对象。另外，前述对苏联移民进行清点的步骤，也能够通过掌握每位移民的个体状况，为抽样框架的合理分层提供必要的依据(25)。 通过对移民安置机构的资料进行普查，全国民意研究中心得到了几乎全部新近苏联移民的基本信息，其中的变量分别为：出生日期、出生地、到达美国的日期、性别、民族、宗教信仰、在苏联所接受的教育、在苏联所从事的职业、离开苏联之前居住的城市、兵役状况及军衔(26)。在此期间，被列入普查清单的移民总数为37156人，其中33618人符合作为样本参与调查的资格标准，构成了具有特定代表性的抽样框架(27)；而表2所反映的抽样框架的人口结构特征，则决定了从中抽取的样本能够代表苏联社会的哪些群体。  通过对表2进行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在抽样框架中几乎没有来自农村的移民，因而也就不可能抽取能够反映苏联农村生活经历的样本；与之类似，从抽样框架中也不可能抽取能够代表主要的非俄罗斯民族公民(尤其是穆斯林)生活经历的样本。然而就“所属地区”和“所接受教育的程度”两方面而言，抽样框架中的移民人口结构分布则相对较为多样，因此通过利用抽样框架中移民的相关信息选取特定样本以实现差异性的最大化，将可能接近被项目专家组称为“参照苏联人群”(referent Soviet population)即“来自苏联大中城市的成年欧洲裔人口”的样本构成(28)。之所以定义“参照人群”，主要是为了明确：在适当地从抽样框架中选取了受访者、调查过程考虑到各类响应偏差的条件下，样本能或不能代表“参照人群”的某些部分。 样本最初的设计规模为3750人，这是基于达到80％的响应率预期(实现3000人完成访谈)而得出的一个数字，同时也是为了能够分别围绕1000名受访者展开3个附加问卷的访谈。抽样所要达到的目标，在于使样本的人口结构在“所属地区”和“所接受教育的程度”两方面更接近于“参照苏联人群”的特征，同时在“所属民族”和“所居住城市的规模”两方面相比抽样框架中的分布更加多样化，从而在可控范围内尽可能地扩大样本的代表性。因此，项目的有关专家首先依据前述“所属民族”“所属地区”“所接受教育的程度”“所居住城市的规模”等4种因素对抽样框架进行分层，来设定样本结构的目标分布；然后将所有非犹太人全部作为样本选出，为评估不同民族对访谈的响应差异提供用于比较的数据；最后以一个迭代的随机选择程序对犹太人进行抽样，从而实现涉及地区、教育程度及城市规模的目标分布(29)。表3所列出的初始抽样结果，已经不同于抽样框架的人口结构，并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于“参照苏联人群”；后来在样本审核中有12个因程序误差而导致的无效样本被剔除，最终有3738人成为项目一期调查展开之前的正式样本(并非调查结束之后的有效样本)(30)。  3.访问员的招募和培训 对于“苏联访谈项目”来说，合格访问员所应具备的条件是显而易见的：他们首先必须精通俄语，而此项要求也基本排除了直接使用职业访问员的可能；另外，他们还要具有足够的耐心，愿意到任何受访者的居所展开若干冗长而复杂的访谈。于是，全国民意研究中心在1983年年初向全美各大高校俄语系、苏联学或斯拉夫学研究机构以及曾赴苏交流的青年学者发出了关于招募访问员的启事。在陆续收到410名应征者的申请表之后，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项目专家组在伊利诺伊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组织了标准化的专业面试和严格的俄语水平测试，以从中筛选出能够胜任项目工作的访问员(31)。经过层层的严格选拔，最终95名应征者被纳入“苏联访谈项目”的访问员团队。 原则上，项目专家组为针对访问员的专门训练提出了三重目标：使受训者熟练地掌握展开科学访谈的正确方法，提供一个评估受训者技术水平和适应能力的有效手段，向受训者详细介绍“苏联访谈项目”的目的、方法及资金来源等等(32)。全国民意研究中心为此设计了完整且周密的训练计划。该计划分为3个主要环节。首先，准访问员们要接受为期一天的标准入职培训，对访谈工作的调查研究性质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其次，准访问员们要通过函授资料进行一段时间的自学，以循序渐进地熟悉访谈礼仪及提问规范等注意事项；最后，准访问员们要参加一个由项目专家组和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组织的关于访谈技能的短期培训课程，从而接受来自不同领域专家的全面强化指导(33)。1983年3月和4月，准访问员们被随机分为两批先后参加了培训。 培训课程由“基本访谈技能”“英语访谈技能”“俄语访谈技能”“俄语技能”“管理技能”五大模块组成，针对准访问员们缺乏访谈经验的现实，着重以模拟访谈情境的方式来提升其相关技能(34)。为了评估培训的难度水平和授课效果，全国民意研究中心在课程开始和结束的时候均以问卷的形式收集了所有准访问员的反馈信息来进行分析。最终结果显示，在大部分准访问员已经掌握基本访谈技能的前提下，培训师与受训者都认为在集中培训中应增加更多的俄语练习。总的来说，由项目专家组和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组织的访问员培训基本达到了原定目标，这一点不仅被参与课程的培训师和观察员所认同，也被受训的访问员们后来在实地工作中的表现所证实。 4.实地访谈 早在抽样过程结束之后，全国民意研究中心便开始着手与前述抽样结果中的样本成员建立联系，从而为实地访谈工作的展开做好准备。1983年2月，一份由詹姆斯·R.米勒和全国民意研究中心高级调查主任埃丝特·弗莱什曼(Esther Fleishman)代表“苏联访谈项目”联署的邮件被陆续寄送给所有样本成员。邮件以英俄文对照的形式向收件人通知了其入选项目样本的有关事宜，声明该研究是“为了增进研究当代苏联社会的各科学者们对于苏联生活的了解和认识，由全国民意研究中心依据与伊利诺伊大学的协议在苏联与东欧研究全国委员会这一非营利性法人的资助下进行的”，指出收件人是“通过一个统计学抽样程序而作为原苏联公民之一被选定参与这一重要项目的，只需向访问员讲述其在苏联的日常生活”(35)。邮件还向收件人承诺了该项目的高度机密性，“完全保证没有研究团队之外的人员能够接触到与作为样本的移民相关的任何个人信息，并且最终调查结果也将仅以统计数据的形式被公开”；为此，发送邮件的工作都是在项目承担费用的前提下由移民安置机构直接负责，从而确保收件人的地址不被泄露(36)。 机密性对于所有涉及搜集个人信息进行研究的课题来说，几乎都是至关重要的方面，而之所以在“苏联访谈项目”中被特别关注和反复强调，则主要是因为作为原苏联公民的样本成员在身份上的特殊性。项目组一方面向移民安置机构、各移民组织及犹太人社团等相关各方解释苏联移民政策主要与国际形势尤其美苏双边经贸关系问题相联系，并且那些被苏联政府认为会向西方媒体、学术机构或情报部门泄露机密的人根本不允许移民国外，因此判断该项目的存在不会直接给苏联提供阻挠移民的借口从而使其改变政策(37)。另一方面又采取了各种极其严格的措施来保证机密性。第一，所有参与项目的人员，包括专家、助理、访问员、编码员及全国民意研究中心的其他相关职员等等，必须全部签署保密承诺书。第二，利用此前被用于保护那些接受关于如贩毒等重罪行为访谈的样本个人身份的程序来加密访谈记录的姓名和地址信息。第三，在访谈中若提问和回答所涉及的内容可能被用于确认相关身份信息或者可能在苏联和美国的档案中有所记载时，则访谈记录会被予以专门的特别处理。第四，将访谈结果数据与受访者身份信息之间所有存在联系的文件予以销毁，并且保证永远不会以任何方式公布受访者的名单(38)。值得一提的是，在项目工作进行期间及后来，没有出现过一例受访者关于泄密行为的举报。 1983年3月，就在第一期访问员的集中培训结束之后，实地访谈工作随即启动。为保证通过访谈所搜集的信息确实能够真实而有效地反映苏联状况，项目组采用的策略是引导受访者仅回忆和探讨他们在苏联时的正常生活。由于申请移民通常会给苏联公民的生活带来显著变化，受访者被要求相对精确地定位他们申请移民的时间(何年何月)，另外如果受访者认为在之前仅仅有移民的打算就已明显地改变了其正常生活，那么则需要回忆这一生活发生变化的时间(何年何月)。在这两个日期中以较早的为准，之前的5年被定义为“苏联生活的最后正常时期”(the last normal period of life in the USSR，简称“LNP”)，而之前的一个月被定义为“最后正常时期的末尾”(end LNP)(39)。访问员们被要求将LNP明确地标记在按照受访者所提供的信息而列出的生活史时间线上，并在访谈中根据需要经常地参考该时间线以确保随时专注于正确的目标时段。另外，由于从33618人的抽样框架中抽取3738个样本的较高选择率，再加上特定的分层制约因素，决定了在其他大多数调查研究中并不常见的“同一家庭的多位成员入选样本”的情况在该项目中屡屡出现。因此，实地访谈工作的另一重要特征是以如下的方法保证访谈的相对客观性，即要求每位受访者都不去讨论其他家庭成员的访谈内容，直到访谈全部结束(40)。 到1983年8月底，共有2408人接受了访谈，响应率仅为65％。实地访谈工作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在于，一方面有相当数量的样本作为新近移民因其较强的地域流动性而难以与之取得联系，另一方面还有很多样本在最初由于种种顾虑而拒绝接受访谈。因此，项目组在当时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提高响应率：加强对访问员在应对拒绝及定位样本等方面能力的培训，并动员移民安置机构向潜在的受访者反复证明此项调查的高度机密性能够有效地保证安全，另外还针对10名不说俄语的受访者专门安排了相应语言的访问员进行访谈。于是，到1984年1月底，即原定实地访谈工作的结束时间，共有2824人接受了访谈，其中由于并非受访者个人独立回答或受访者本人因年老、失聪等而不适于访谈等原因有31人的访谈记录被视为无效，共有2793人被视为完成了访谈，再考虑到正式样本中有187人亡故或离开美国而得出有效样本为3551人的结果，实地访谈工作达到了约79％的实际响应率，基本实现了原定80％的目标(41)。 在这部分的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以上所有论述都是围绕“苏联访谈项目”一期调查而展开的，但二期调查除了一系列具体数据，如调查抽样框架的定义为1982年5月1日到1985年12月31日期间抵达美国的原苏联公民，有效样本为572人，以及访谈起止日期为1986年7月到1987年2月(42)，其整个过程基本上是一期调查的重现，因此本文不再赘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