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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村落地名的文化景观解读 2.1 地名类型体系 根据夏河县藏族村落地名命名来源及其反映的自然与文化景观特征，山形地貌、水系草滩、动物植物、宗教寺院、部落名称和传说民俗等类村落地名出现频率高。以山、水、动物、植物等命名的村落反映了高原生态系统的自然景观和动植物；以宗教、传说、部落、民俗等命名的村落，反映了藏族文化景观特征；自然与文化相结合的村落地名，则反映出自然景观地名向文化景观地名的复合类型。因此，可将地名划分为三大类：自然景观型地名包括地貌、水系水文、动物植物和自然特征四亚类；文化景观型地名包括宗教文化、部落名称、姓氏人名、建筑工程、经济活动和纪念传说六亚类；复合型地名，以地景文化为代表(表1)。 2.1.1 自然景观型地名 自然景观型地名是藏民族观察和认识自然的结果，直接记录和反映着村落所在地及其周边的客观自然环境特征，其中动物植物和地貌为自然景观型地名主体，分别占13.61%和12.13%。①地貌类村落地名，常细致地表述为“沟、沟口、豁口、坡、山丘、岗”等地貌部位，直接映射出村落所处的自然地形特征和山地河谷居住环境，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村落选址的传统智慧观念——背山面水、防风避寒。②动物植物类景观地名，往往以当地建群种或和特有种为地名，诸如植物类的马兰、马莲、柳树、黄刺等；动物类的熊、黄牛、骏马、马驹、鹰、百鸟、狐狸等。部分地名同时反映动植物生境，如“吉塘”(藏语意为“马兰滩”)、“灰隆”(藏语意为“猴子沟”)。③水系水文类村落地名，以“滩、泉、渠、河、洼、塘”为主要地名来源，其中“塘”是指河流滩地，如尤江塘、浪格塘、桑尕塘、惹斯塘等，不仅表征了聚落选址的“亲水性”，也反映出自然水系同畜牧业和农耕业发展的紧密相关性。④自然特征类地名是对村落周边的自然资源或自然景象记述，借助标识性色彩、自然资源分布特征等命名村落，如“土壤颜色、石头色彩、山体遮挡、日落较早”等地名。总之，自然景观型地名分类记述着夏河县地貌、水系水文、动物植物和自然特征同藏族村落的关联含义，是分类记述和适应性选择的结果。  2.1.2 文化景观型地名 随着夏河县农牧业生产活动的开展，以及区内、区际经济活动和宗教文化的交流，文化景观型地名不断丰富。其中宗教文化类地名占文化景观型地名的13.02%，构成主体。①宗教文化类地名，夏河县是藏传佛教尤其是黄教的主要分布区，著名的拉卜楞寺及其属寺在安多藏区具有深厚广泛的影响，村落往往以藏传佛教寺院活佛、赛赤①出生地和其属民所在地为地名；原有寺院遗址上新建的村落则沿用寺院名称，与寺院空间及寺院经济共生的塔哇②和加尔高③村落等。②部落名称类地名，部落是藏族最初的社会组织形态，具有厚重的历史渊源，相应地部落联盟或部落名称逐步转换为村落地名，充分体现了夏河县血缘和地缘关系。③姓氏人名类村落地名，是藏族对后来者或外来汉族形成聚落的一种命名习惯，折射出夏河地区人口增长过程中不同程度的人口流动和定居过程，诸如“活佛的眷属村、亲王佣工村、逃难而来的难民村和修建拉卜楞寺的铁匠村等”。④经济活动类地名集中反映了藏区特定地域经济类型，包括游牧业、河谷农耕业、商业、手工业等。⑤建筑工程类地名，涵盖具有军事防御作用的土墙、碉堡建筑工程，表征区域历史性交通走廊的“古道旁、歇脚店、捷路、上山道”等地名。⑥纪念传说类地名，一方面多体现吉祥美愿，另一方面纪念相关事件发生地，诸如“格萨尔王落箭处、扎帐篷地传说”等。总之，文化景观型地名，表现着夏河县藏传佛教文化、部落文化和高原农牧经济文化，是多元文化进程的真实体现和类型刻画。 2.1.3 复合型地名 复合型地名特指依托自然地形特征，将自然地物比拟为动物形象、人体特征、生活器物和文字等，人为赋予自然景观特定含义的地名类型，占夏河村落地名类型比例的10.65%。诸如“唐乃合”藏语意为“形像雄鹰的山”，“玛日”藏语意为“形像老人胡须的山”，“吉四木尕玛”藏语意为“形像三扣马绊的山”，“奥门其”藏语意为“山形像旋在地上的藏文”等。根据人本主义地理学家段义孚提出的恋地情结(Topophilia)概念[12]，村落及其周边作为“地方”主观性的承载区域，其主观性是克制、调节对“未知”空间恐惧感的选择，是对原始自然地理区域景观赋予人的情感、价值的融合。复合型村落地名以日常已认知的日常物对山体地形进行赋意，调节对地理空间的恐惧。所以，夏河县村落复合型地名是从自然到人文空间转化的过渡的类型，是人将地理景观经感情认知转化为文化景观的过程的类型，即“人化的自然”所显示出的文化性和自然性的融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