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3 夏河县文化景观型地名的核密度分布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landscape names in Xiahe county 3.3 复合型地名空间格局 复合型地名在县域集中分布在县域东南部，在阿木去乎区域集中分布(图4)。阿木去乎镇区域位于群山屏围区域，德合河穿绕阿木去乎村落，始建于1760年的阿木去乎寺院是夏河县第二大寺院，也是区域文化的重要组成节点，“人化的自然”地名景观同其自然地形和文化认知融合呈现。 4 村落地名的生成机制 文化是环境的产物，环境是文化的载体和媒介[5]。夏河县村落地名文化景观是伴随着村落择环境而相生的过程，地名附着在空间上，与高原地理环境具有高度的贴合性，以及人文活动的高度关联性。 4.1 环境指向机制 高寒缺氧、阴湿冷凉是夏河县最具特色的环境底质。山原区海拔高、气温低，多年冻土发育、气象灾害频繁、生态脆弱性强、景观单一、人口稀少；高山峡谷区切割剧烈、地形破碎、河流纵横、地质灾害较多、人口稠密，是高原环境的典型写照。生活在这样严酷的自然环境里，藏族先民不仅要与自然抗争、努力适应自然环境，挖掘自然环境要素为己所用，而且在生产力水平低下和自然环境裹胁下，油然生成“自然敬畏”情结，不仅将自然环境给予的有利因素和空间尽可能纳入人类的生产、生活体系，而且对赖以生存的山水环境赋予“神性”，衍生出“万物皆有灵”的价值观念。在村落选址和命名的过程中，无一不体现着对高寒自然环境的利用、适应乃至敬畏和崇拜。自然环境孕育的山川河流、花草虫鱼等均以具象的形式出现在村落名称中，或者将环境要素赋予灵性、神性，以具象或抽象的形式嵌入村落名称，表达出明确的环境指向性。是人将地理景观经感情认知转化为文化景观的“地方性知识”的过程类型。  图4 夏河县复合型地名沟的核密度分布 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mpound place names in Xiahe county 4.2 族源沿袭机制 甘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除主体民族——藏族外，尚有回族、土族、东乡族、蒙古族、撒拉族、满族等多个少数民族。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及互融性并存，形成了汉藏过渡区域的多民族文化地域综合体。在甘南的民族演进的过程中，主要聚居的藏族，是唐宋时代以来青海和甘肃一带羌人、氐人、吐蕃人、吐谷浑人等融合、混血、繁衍而形成的[15，16]；汉族主要源于汉代和明代迁徙而来和屯垦者，回族、东乡族、撒拉族等穆斯林民族主要在蒙元时期迁入[17]。由于各民族自身携带的“民族基因”差异，不仅形成了密切族源关系和认同，而且在长期的民族交往、碰撞和融合中生成了新型文化类型。但总体来看，藏族是高原主体族群，因此伴随着藏族形成的部落文化在甘南厚重而深远。历史时期，夏河地区分别形成以拉卜楞寺为中心的部落联盟和德隆寺为中心部落联盟，在县域境内共有南木拉、桑科、扎油、博拉等二十一个部落[18]。1958年民主改革前，部落土官集权制和政教合一的体制是村落的基本体制，在民主改革后，以地缘为纽带的部落体制大都转变为乡镇、村落基层组织体制，部落名称大多变为村落地名，诸如“卡加、西告尔、鸟休、杂尔科系、措杂系、高古系、当科系”等。村落的社会组织由部落转变而来[19]，而村落地名则沿袭了部落名称，记录了历史时期形成的复杂的部落社会关系，是村落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的重要来源。 4.3 信仰认同机制 甘南也是多元宗教分布区，历史上，藏族文化、汉族文化及伊斯兰教文化等在该区交汇混融，使该区文化呈现出边缘性和互融性特征[20]，形成了汉藏过渡区的多民族文化地域综合体，但占据主体和主导地位的是藏传佛教文化。藏族全民信教，每一个部落都有自己信奉的寺院，部落-宗教寺院体系形成高度统一的结合体。凡有寺院的地方，其周围必形成“塔哇”——“寺院周围的村庄”，且寺院历史愈悠久，等级越高，规模愈大，其周围的村落规模也越大。寺院僧侣来源于本部落信教家庭，经济上受本部落教众供养，而聚落需要寺院的保护和信仰慰藉。因此，部落-寺院-村落之间存在着典型的“共生”关系[19]，村庄地名自然也烙上深刻的民族群体信仰记忆。有的直接以寺院名或宗教词汇命名；有的则以当地寺庙作为地理坐标，根据不同的方位进行命名[21，22]。 4.4 区际交融机制 甘南州位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自古就是“唐蕃古道”和“茶马互市”的咽喉。历史上形成的甘青古道和甘川藏古道，以及麻当-循化道、甘加-河州道、甘加-同仁道、拉卜楞-同仁道、拉卜楞-河南蒙旗道、拉卜楞-松潘道、拉卜楞-拉萨道等，不仅将广大的高原地区和中原地区密切勾连起来，而且携带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基因，当这些基因散落在甘南本土时，便生根发芽，并将民族记忆-地域记忆以地名的形式镌刻在甘南大地上。今天仍能从部分村庄名称中寻觅到与移民相伴的姓氏、人名、村名及至建筑身影，见证了区际交往互融的史实。 5 村落地名的保护策略 村落地名不仅承载厚重的民族、历史文化记忆，而且折射出鲜明的地域特色。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转轨、社会转型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乡土文化正在历经着痛苦的断裂、消逝困境，村落也面临着空心化、空巢化等一系列问题，如何传承乡土文脉、振兴乡村发展，是每个地区面临的共性议题，作为乡土文化遗产的地名，也亟待保护传承。 村落地名的保护，既要保护村落物质空间，也要保护文化空间，保持村落地名的相对稳定性。村落地名的共现空间单元要与区域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分区相契合，构建符合夏河历史文化和地域特色的地名命名体系。各级各类地名要以地理实体的空间位置关系位为基础，梳理地名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形成点-线-面层次分明的地名系统。 5.1 制定地名保护名录 2007年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UNCSGN)参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指出：制定地名保护名录和申遗是有效的保护方式[16]。夏河县村落地名记录和见证着地区生态文化、历史文化、宗教文化等信息。结合县域传统村落、特色村寨保护体系，登记公布优秀传统村落地名、制定村落地名保护名录，分条目建立村落历史地名信息数据库和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地图。 5.2 建立地名标识系统 现在的村名标识系统，仅有村庄名称(一般为藏、汉文)，缺少反映村落历史、文化、渊源、故事等深厚内涵的信息，使得“标识”系统仅能指示村庄位置，无法承载村庄文化。因此，地名标识系统不仅要在形式丰富多彩，更要在内容上深刻厚重，能共同反映村落地名的环境特征和历史文化传承。借鉴地名叙事内容派生村庄形象内涵。结合道路交通标识、旅游景区标识和城区路网名称标识系统建设，通过完整标识表述历史地名的地域场所，增加部分重要历史地名的说明文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