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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世上，会碰到许多机缘，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往往都是原来所无法预见的。我走上研究胡适的道路，就是许多机缘凑巧遇合到一起所造成的。1971年，我们还在河南“干校”搞运动的时候，就听说周恩来总理向出版工作会议提出要编辑出版中华民国史的任务。1972年，我们从河南“干校”撤回北京。不久，搞中华民国史的任务就落实到我们近代史研究所，由李新先生负责。这年10月，民国史研究室（当时不叫研究室，叫研究组，为行文方便，我姑且全文都用民国史研究室的名字）正式成立，我是最早的成员之一，到现在，参加过那次成立会的人，就只剩下我一个了。 研究民国史，特别是涉及思想、教育、学术与文化方面，绝对无法越过胡适这个人。 胡适自从1949年以后在大陆一直是被批判，被打倒，以致名誉被搞臭的一个“反面人物”。在“文革”尚未结束的情况下，研究这样一个人，是须要有一点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敢于独抒己见的勇气的。我一直是一个喜欢独立思考的人，不愿意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从读高中的时候起，我就对思想和理论发生兴趣，常常表达一些独立见解。这使我在高中毕业鉴定中，被戴上“有严重自由主义倾向”的帽子。为此，我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不能入重点大学。 1972年，这时已是“文革”高潮过后，对于我这个喜欢独立思考的人来说，已不可遏止地开始反思，不但反思“文革”本身，还必然地要反思到一切引发“文革”的各种思想萌蘖的过程。 胡适在文、史、哲各学科领域都有开创性贡献，是一位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家和学者。要研究他，对他做全面的了解和评估，也就需要在这些方面都有较好的基础、较好的训练才行。我比较具备这样的条件。初中时期，我是狂热的文学爱好者，读过世界许多国家最优秀的文学家的作品（中译本）和他们的传记，以及文学评论家的作品。高中时期，我又成为哲学的狂热爱好者，读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书。至于历史，我一直都比较感兴趣。而大学毕业之后，又恰好进入近代史研究所，所以，在文、史、哲三方面，我都还有一点基础，有一点训练。可惜，我没有学习过英文，自学过一个阶段，因为工作压力及家务压力太大，不得不放弃。 当时，“文革”尚未结束，我只能先从搜集材料入手。1975年，我一头扎进胡适档案中，陆陆续续用了十个月的时间把胡适档案查阅一遍（那时，仍在搞运动，我只能用每天搞运动剩余的时间来查阅档案）。这使我了解到与公开宣传的胡适形象完全不同的另一个胡适形象。我的胡适研究之路，就是从这一年正式开始的。 1979年，逢五四运动六十周年，要举行一次高规格的全国学术讨论会。李新先生希望我写一篇关于胡适的文章去参加会议。那时，我正在为撰写《中华民国史》第一卷的有关章节到处搜集材料，查过故宫明清档案馆（即后来的国家第一档案馆）、国家图书馆等处以后，我到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宿舍借住一个多月，查阅那里的报刊资料。有一次，我从北大回来的路上，听见广播里播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印象最深的是说，中共的路线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这使我受到很大鼓舞。既然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便不大会再发生大轰大嗡、不讲理的群众运动了，也就不会有太多的人那么喜欢打小报告和扣政治帽子了。如此，就可以比较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讨论问题，包括对历史人物的评述。因此，我觉得研究胡适的文章可以写了。 大约是1979年春节过后，我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写了两万多字的长文《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这篇文章被主编《历史研究》的黎澍先生要去，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出来。他认为这篇文章是那一期的杂志（1979年5月号）中最有分量的一篇文章。 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于1979年5月2日在国务院第一招待所举行，新一期《历史研究》刚刚出版，与会的每一位学者都见到了这本杂志，见到了我那篇文章。那次会议规模很大，有两百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教师以及理论工作者参加。通过他们，把重新研究、重新看待胡适的重要信息带到了全国各地。 这一次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活动，带有标志性意义。从此对新文化运动有了新的研究视野，对胡适进行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研究从此渐渐为学界所关注。 胡适不是一个普通的学者，他是开启一代新思潮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他是整个民国时期，影响极为广泛而深入的知识界领袖，在教育、学术、文化乃至政治等诸多领域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对他的认识有重大变化，势必引发诸多方面的重新评估。所以，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将是一个需要做出长期努力的课题，也将是一个会遇到各种阻力和经历许多曲折的过程。 1979年下半年，我和黎澍先生商量，要重印《胡适文存》。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积极承担出版的责任。于是，我开始对《胡适文存》一、二、三集做校订工作。当第二集的校订快要完成，而第一集的校样已经排出的时候，出版社因得知上面有人有不同意见而不得不撤项，于是重新出版《胡适文存》的打算无法实现了。大概一直到九十年代初，才有胡适原著陆续重新出版。到新世纪，连《胡适全集》也出版了。 胡适研究之路的曲折，这仅仅是开始。1983年秋冬，有一场“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我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上所发表的有关清末立宪运动的文章、关于胡适研究的文章，当时影响都比较大，这时都被一部分人认为是有涉“精神污染”的作品。所以，近代史所内为“清除精神污染”而设立的审查小组，把我列为重点审查对象。起初，我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小组，慢慢才稍有耳闻。不过我当时认定：第一，“文革”刚过去不久，人们痛定思痛，像过去那样再搞一场轰轰烈烈的“整人运动”不得人心，几无可能。第二，我关于立宪运动的文章、关于胡适的文章，可以说，每一立论都是有根据的。所以，我自己觉得是可以站住脚的。大约到了1984年的春天，参加那个审查小组的钱宏先生和何重仁先生找我谈话。钱先生给我印象一向很好，为人比较正派、平和，何重仁先生过去倒是每场运动都颇为积极。我记得钱先生一言未发，主要是何先生讲。他说：我们按领导要求，仔细看了你的文章，认为还是属于学术见解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这就是他们的审查结论。 1986年，又发生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于是又有人跃跃欲试，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不点名地批评黎澍先生和我。文中还说道，学校的课堂里不应当讲唯心主义的东西。这个说法引起一些老辈学者的抗议。他们指出，除非在全部教育中完全排除历史的内容，否则是无法做到完全不讲唯心主义的东西的。 也就在这一年，统战部知识分子工作处的负责人陶斯亮女士来找我，说是安徽绩溪县要求将胡适故居作为重点文物加以保护。此文件被转到统战部，要求他们研究，并向中央提供处理意见。陶斯亮希望更多了解有关胡适的情况。我们就在我的办公室里谈了一个多小时。她虽是学医的，但文史方面的书读过不少，所以很容易沟通。谈过之后，她提议，邀请我到统战部去跟他们的干部一起谈一下。这个办法果然很有效果。我略微系统地谈了胡适的情况之后，他们的负责人要求我代他们起草一份给中央的报告。我慨然应允。我不知道他们在我起草的报告上面做过哪些修改，后来陶斯亮告诉我中央批示的主要意思，说对胡适以暂不作全面评价为宜。胡适故居只作为地方的文物保护单位。直到新世纪，才把胡适故居所在的上庄村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自从1979年5月，我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第一篇文章以后，不断有杂志、出版社向我邀稿，要我写胡适传，我总觉得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难以写出满意的胡适传。所以我都先后谢绝了。除了客观条件以外，我的主观条件也有问题，当时除了做自己的科研工作以外，我还要替黎澍先生写文章和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此外我还承担着几乎全部的家务工作。所以，那时期，我一个人差不多要做两个人甚至是两个半人的工作。当时之所以放弃英语自学也是这个原因。那时社会上传说，有女要嫁就嫁给社科院的男人，因为他们不坐班，可以包揽全部的家务。 1983年底或1984年初，四川人民出版社派人来找我商谈，要我写一本关于胡适的书。我说，写胡适的传记，条件尚不成熟；我可以赶写几篇专题论文加上已经发表的几篇文章，再附上一个胡适的年谱简编，凑成一本书。他们同意了。所以，1984年春夏间，就主要做这件事。全书约四十万字，于1984年7月交稿。10月，我亲到成都看过校样。1985年《胡适研究论稿》问世。这本书是1949年以来，大陆第一本研究胡适的书，而且因是专题研究，有一定的深度。尽管今天看来，在认识和评论上还有许多不到位的地方，但在当时的海内外学界人士看来，已属思想相当开放的书了。而且书中用了胡适档案中的大量材料，所以广受重视。记得当时和稍后，香港、台湾地区以及美国的多种中文报刊都有报道和评论，还收到不少海内外来信，赞赏此书的价值，也有的提出具体的意见。 《胡适研究论稿》出版以后，有更多的出版社要求我写胡适的传记。我仍然没有答应，我仍觉得条件不够成熟，写不出自己可以满意的胡适传记。我只答应四川人民出版社，把原来《论稿》中的年谱简编进一步充实，单行出版（原来，香港中华书局抢先把那个年谱简编单行出版了，据说，销路还不错）。新编的《胡适年谱》于1989年出版，此书对于胡适研究者和其他对近代思想学术史感兴趣的人，颇有参考价值，被引用得很多。此后于1996年出版《胡适新论》，2011年出版《重新发现胡适》，都是研究胡适的专题论文的结集，我始终没有写胡适传记。因为传记的绝大部分内容是生平故事，我不善于讲故事。所以，我就拿出时间精力做专题研究。 另外，我编辑了一些资料书。 最主要的有《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这是把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胡适档案中凡比较有价值的材料，整理起来影印出版，有四十二大册。这部书自1994年出版之后，成为海内外研究胡适的学者最重要的参考书。 我写的书，我编的书，几乎没有能赚钱的，因为学术性强，太专业，发行很少，所以赚不了钱。但这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却是挣了大钱，因为海内外大图书馆都要买，在海外三千美元一部，按七折卖还有两千一百美元，当时合人民币一万七八千元。据说，收入四五十万元，我作为主编，没有拿一分钱，全部交给研究所。因为那时，研究所非常困难，大家都很清苦，都眼巴巴地盯着这部书能给他们多带来一些补贴。那时北京流传一句顺口溜：“远看像是逃难的，近看像是要饭的，上前一问，是社科院的。”可见，那时我们社科院的工作人员有多么困难。 九十年代，我还做过一项较大规模的资料工作，是编辑出版《胡适论争集》。此书原来并没有刻意要编成一部大部头的书。 但编起来，觉得材料越看越多，于是索性就编成一部“现代思想论争集”一样的东西。因为胡适是现代思想领袖，几乎每一次重要的思想论争他都是重要的参与者，甚至是发动者，或是主要的目标人物。这部书从文学革命一直到台湾时期的争论，以及他死后关于他的历史地位的争论都包括在内，共收资料三百四十余万字。同样是一部资料丰富、价值很高的学术资料集。此书出版于1998年。 1995年我开始创编《胡适研究丛刊》。第一辑1995年5月出版；第二辑1996年出版；第三辑1998年出版，后因经费困难，停了下来。 这时期，我受香港商务印书馆之约，为他们编了两本小书，一本是《胡适著作选》（这是台湾出版商买了此书版权之后改的名字，香港商务印书馆就叫做《胡适卷》）。这本书只收了胡适最具有代表性，又最有可读性的文章。这在我是不经意做成的。没想到，不经意做的事，效果却意外的好。此书1997年出版，至今每年仍有出售。可见其受读者的欢迎。我做胡适研究的最大目标就是希望有尽可能多的人读胡适，了解胡适。而这本小书于此颇有贡献。 另一本书，是把胡适档案中保存的胡适照片，挑选出能反映其各个时期的活动及交往情况的，略加注语，编成一本《胡适及其友人》（此书也收入少量胡适档案以外的照片）。据说此书销售情况亦比较好。2001年，在北京举办纪念胡适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活动时，蒙香港商务印书馆的陈万雄总经理慨赠此书数十册，分赠与会各位学者。这本书前些年，中华书局又再版一次。 2008年我开始办起《胡适研究通讯》，定为季刊，每年出四期，到现在仍在继续出版，由宋广波承担编辑任务。这个小刊物深受海内外学者欢迎，余英时先生说他每期都读。 在胡适研究方面，我费时间精力最多的，除了研究工作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组织和开展推动胡适研究的各项活动。 1991年是胡适的百年诞辰，我既然决心要让社会重新认识胡适、了解胡适，既然认定胡适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学术、教育、文化上有巨大贡献的人，他的百年诞辰就一定要有所举动。台湾地区和美国华人世界一定也会有相应的纪念活动，如果大陆上竟然没有任何举动，我们将无以对后人。反复思索之后，我决定要找当时的社科院院长胡绳先生谈谈我的想法。没想到，胡绳先生很坦率地支持我的想法，他说：“举办一次关于胡适的学术研讨会，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他决定让我列席历史学科片各所所长会议，向他们谈谈我的想法。同样出乎我意料的是，各所所长一致赞成我的想法。随后我以近代史研究所的名义起草报告给院里，申请于1991年适当时候，举办一次全国规模的关于胡适的学术研讨会。院里批准并给予资助，有几个研究所，以及相关的学会，还有安徽大学，都捐款资助这个会议。 破天荒的全国第一次胡适学术研讨会于1991年11月在胡适的家乡安徽绩溪顺利举行。原人民出版社社长，当时任全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的王子野先生出席了会议。他本人是绩溪人，他对胡适已经有了新的了解。会前，在北京我们已多次交换意见。他能亲自前来参加会议，实在是对会议，对胡适研究，对我个人一个极大的支持。我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学者，一般学者可以信任我，可以支持我，踊跃写文章来参加会议，但承担协办会议的绩溪县的干部们，他们和学者们不一样。所以有王老先生参加，这对于会议的成功是很有意义的。 会议几乎囊括了当时从事胡适研究和关心胡适研究的学界、新闻出版界的朋友，七十多人与会。我在研讨会的开幕式上讲道：“胡适是中国现代学术和文化史上具有广泛影响而又争议甚多的人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文学、史学、哲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过开创性的贡献。但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过去一个很长的时期，人们对他只有批判而无研究。十余年来，研究胡适的有关论著相继问世，在海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后的胡适研究，将会在比较正常的学术研究氛围中，不断深入，取得更大进展。” 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全国绝大多数从事胡适研究的人和对胡适研究感兴趣的人，得机会聚在一起，互相认识，互交朋友。这对以后推动胡适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因有这次成功的学术聚会，才有以后数年胡适研究的迅速推广。 会后编选的论文集，我取书名为《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据说销路非常之好，以至几年之后，又再版一次。这在大陆，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事，一次学术会议的论文集，居然有再版的机会。 这次会议的成功，使我对胡适研究更增加了勇气和信心。就在第二年，我在北京燕京饭店举办了一次有海内外研究胡适的朋友们参加的座谈会。会上大家达成两项重要的共识：一个是要成立胡适研究会，以便于推动胡适研究工作的进展；一个是开始筹备编辑胡适全集的工作。这两项工作随后都渐次落实，分别得以实现。 1993年，1995年，分别在青岛和上海举办第三次、第四次胡适研讨会。特别是上海的会，非常圆满成功。我们第一次请到了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时的秘书傅安明先生到会，他对那一段时期胡适先生的生活及与朋友交往的情况知之最多。 2001年，在北京举行了纪念胡适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会，与会者听了一段胡适讲演的录音，大家讨论得非常热烈。最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会议请了一些研究党史和革命史的学者参加，对于推动胡适研究起了特殊的作用。 2011年，我们在南京举办了纪念胡适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国际研讨会。 为纪念胡适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我们还编辑出版四本书：《学问与人生——新编胡适文选》（本来书名是《新编胡适文选》，但出版社方面大概有其苦衷，坚持正题必须另起名字）、《胡适书信选》《重新发现胡适》《胡适和他的朋友们》（《胡适及其友人》的增订版）。 南京之会，于2011年4月27日至28日在南京大学举行。这次会议是历届胡适研讨会参会人数最多的，除了少数年高体弱的朋友，还有极少的几位在学校工作的朋友因课程安排上的困难无法到会，其他的朋友都认真撰写论文到会宣读，参与热烈的讨论。最令我感动的是，一位年过七旬的日本朋友，在大地震和海啸的巨大灾难刚刚过去之后，如期来到南京参加会议，他就是山口荣教授。 我在此次会议的开幕词中说道：“由于有了大量的胡适著作的出版，由于有了大量的研究胡适的论著的出版，我们的知识界，特别是青年读者界，相当多的人对胡适有了比较接近真实的了解。曾经被批判得面目全非的胡适，逐渐以比较完整的真实形象浮出地面。他是一位在学术教育等诸多领域做出开创性贡献的学者，他是一位不骛神奇，始终以平实的态度认真思考中国现代化各种问题的思想家。 “作为一位巨星般的学者和思想家，胡适先生为我们的民族留下一份极其丰厚的遗产，例如：白话国语的成立，教育独立与学术独立的主张，个性主义的价值追求，独立思考的精神的提倡，对自由民主的信仰，对建设中国新文化的深远考虑，等等。对于所有这些方面，我们研究胡适的学者大多已着手从事研究，并已取得很多成果。但也必须看到，胡适先生的思想还有继续深入探讨的广阔空间。 “我们研究胡适，应虚心地学习和借鉴胡适先生树立的典范，始终秉持学术良心，以平实的态度去研究问题和报告我们的研究成果，用我们的学术良心去唤起别人的理解；用平实说理的态度去与别人共享知识和真理。切不可以‘立异为高’，切不可以急功近利。学术良知应是我们唯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相信，以这样的心态，以这样的方法去工作，我们必定可以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绩。” 除了举办学术研讨会之外，我们还组织一些其他很有意义的活动。 2013年，本着让更多的人了解胡适的想法，我向安徽绩溪的朋友提议，在胡适先生的家乡，举办一次“中学生读胡适”的征文评奖活动。此议得到他们的热烈响应。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人文分社社长吴浩先生慨然捐赠两百本《学问与人生——新编胡适文选》供此次活动之用。适之中学的校长、语文教师们认真地组织了这次活动。他们初评出五十篇写得比较好的“读胡适征文”，由我们胡适研究会聘请包括中学语文教师在内的胡适研究专家组成评委会，进行严格评选，分别评出一、二、三等奖的获奖者。5月15日，我特地赶到绩溪为获奖的学生颁奖。这是六十多年来大陆上破天荒的一次评奖活动。适之中学的百余名教师和数千名学生以及十多位绩溪县各界人士参加了颁奖大会。事后还举办了围绕这次活动的座谈会。可以说，这是一次很有实际效果的胡适思想推展活动，所有参与者都高度评价此次活动的意义。 我个人从事胡适研究，已有四十多年。胡适研究对于我，基本上是“业余”的工作，我的绝大部分时间被集体课题和其他工作所占用。但做胡适研究的时候，我是凭个人的兴趣和意愿，是怀着使命感和责任心去做的。所以，非常愉快、欣慰。我已记不清我有多少次接受报刊、电台和电视台的采访，要我谈胡适，有的学校学生自动组织起来，请我去讲胡适。这些全都是出于义务心与责任感。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胡适，认识胡适的真实面目，理解他的真实思想。你可以仍然不赞成他的某些主张，但我希望你是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所作出的判断。胡适先生一辈子不希望人们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我热心于胡适研究，也是为此。每个人都能独立思考，好的思想、好的主张才会涌现出来。这正是古人所谓集思广益的意思。但在古代，这只是明达君主或官员的一种想法和作风，可遇而不可求。在现代民主制度下，它应当成为一种牢固的制度机制，和有教养的人的一种习惯。 四十多年来，学术环境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我本人对胡适思想及其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这些认识都反映在我所写的书和论文中，读者可以检视、批评。 胡适研究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实属来之不易。如果没有学者们的努力，一步一步地做历史还原的工作，胡适的真实面目，真实思想，不可能被这么多人所了解。 单有各自分散的研究工作，没有共同的活动，没有共同的园地，没有凝聚一起的努力，不可能产生较大、较广泛的社会影响。数十年来，我作为胡适研究会的负责人，用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筹划和举办各种活动，以推动胡适研究的进展和胡适思想的被了解。如举办学术研讨会、各种座谈会，编辑各类书籍、刊物，等等。我本来是一个非常缺乏办事能力的人，特别是不具备现在人们称之为“公关”的那种本领。但既然是客观上需要做的事情，我也只好勉力为之。常有朋友对我说，你为推展胡适研究的相关活动，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你若用这些时间和精力来做自己的学问，岂不是可以有更多的成果吗？我说，胡适研究是一项有重大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的事情，历史既然把我同这件事情联系在一起，我就义不容辞，尽我所有的心力来做这件事情。否则，我会于心不安。 值得欣慰的是，胡适研究经历众多学界朋友们几十年的努力，终究有了一些可喜的收获。 第一，现在提起胡适，正面说一点胡适的贡献，已不至于让人感到吃惊了。 第二，研究胡适的专书已有一百五十余部，研究论文与介绍性或评论性的文章则有两千七百余篇（截至2013年的统计）。 第三，胡适本人的著作，从1979年的不许出版，到今天已出版和重复出版几百种，《胡适全集》也已经出版了。 第四，大学的课堂里，讲授胡适的专题研究，或专题研究报告，早已是平常的事情。在中学里，我们竟能成功地举办“中学生读胡适作文比赛”。特别值得庆幸的是胡适的文章已经进入中学的课文。这是从前无论如何不可想象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沿着数十年来的道路继续做下去，将来必定会有更大的收获。早在三十多年前，我就指出，胡适研究的进步，人们对胡适的了解程度的提高，是衡量我们改革开放的进步的天然尺度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