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题：史学史在历史学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乔治忠教授访谈录 乔治忠，1949年7月生，天津市人。1978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1981年考入杨翼骧教授门下，攻读中国史学史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随后，继续于杨先生门下在职攻读博士学位。1995年提职为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1996年为本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兼及历史文献学研究和古籍整理。曾几次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日本立教大学等校任客座研究员，进行学术交流和专题研究。发表学术论文170多篇，主要撰述有《清朝官方史学研究》、《清文前编》(编) 、《中国官方史学史学与私家史学》、《中国史学史》、《清代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相互关系研究》等。 本文原载于《史学史研究》2019年第3期。 一、师从杨翼骧先生 问: 乔老师，您好! 多次开会与您相见、相识，聆听您关于中国史学史诸问题的高见。我发现，您进入史学殿堂的经历，正好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相吻合。自攻读硕士学位开始，您就投入了中国史学史的学习和探索，可以说心无旁骛.您一方面从老一辈著名史学家那里，得到了丰厚的学术真传，而经过您自己的消化、吸收和理解，从认识上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另一方面，您又在长期的教学、研究和新人的培养中，获得了诸多的独具个人特色的新见解。我从您的一些论著和发言中，感受到您的观点之所以犀利、独特，不人云亦云，这不是故意标新立异，而是出于对诸多问题作出深入地研究和探索。以前见面由于时间仓促未能深谈。这次访谈，我们可以较深入地探讨一些问题。 在以前我所做的学者访谈中，往往是从被访学者的师承关系谈起。您师从杨翼骧先生读了硕士，又读了博士，对于杨先生的学术思想、学术成就等等，应该是最了解的，您先给我们做一些介绍好吗? 乔：好的。我可以先谈一下杨翼骧先生的情况。杨先生是山东省金乡县人，1918年生，2003年去世，享年85岁。1936年毕业于山东省立济南高级中学，当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次年临近暑假，因事回乡，不料发生“七七事变”，日寇进攻北平。北京大学南迁，他未能与同学集体转移。于是不顾艰难险阻，只身南下赴学。辗转经过长沙、衡阳、桂林、柳州、越南，历尽艰辛，最终于 1939年9月抵达昆明，进入了西南联大历史系复学。1942年毕业工作，不久返回北京大学任教师，抗战胜利后回到北京。1953年10月，调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工作，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南开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杨先生是著名的史学史专家，同时精于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1986 年，创建了南开大学史学史博士点，成为全国中国史学史专业当时仅有的4名博士生导师之一。 问：杨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就在北京大学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了，真是资格很老的史学家了。当时的历史学者大多是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研究，杨先生也是这样吧? 乔：杨先生与大多史学家不同，他在读完北京大学史学系一年级之后，南下复学途中，因认真阅读了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就下定决心，以研究中国史学史为专业。这在当时可谓独一无二，在今天也不多见。然而当时整个学术界尚不重视史学史，致使杨先生在大学内的学习与工作，不能不首先服从主管部门的安排，做好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20 世纪50年代，杨先生发表《为甚么项羽是农民起义领袖》、《关于汉代奴隶的几个问题》、《曹操打乌桓是反侵略吗》等论文(后收载于《学忍堂文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 ，都直接紧扣当时历史学界的热点问题，颇为娴熟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民族学理论和实事求是的唯物史观。例如: 项羽出身于战国时楚国贵族，因此许多讲述秦末农民起义的论著列举陈胜、吴广、刘邦，而不提项羽。杨先生的文章指出: 项羽的部队在灭秦之前，始终坚持推翻暴秦的战斗，并且起到战胜秦军的关键作用，这正是农民起义的根本目标。而其他贵族武装起兵后，急于占据地盘，称王割据，停止对秦作战。对于项羽，不能仅仅按出身定性，应当看其实际行为，所以在秦朝灭亡之前，项羽乃为农民起义领袖。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态与社会分期的大讨论中，不少人主张汉代有大量奴隶存在，依然是奴隶制社会。杨先生拨正这种观点，考析汉代称为“徒”、“赘子”、“家人”、“白衣”者，都不是奴隶身份。而且汉代的主要农业生产者不是奴隶，而是农民，因此汉代已不是奴隶制社会。1958年，史学界展开评价曹操的学术讨论，涉及如何以唯物史观评论历史人物的方法和原则。有些文章过于拔高曹操的地位，将其攻灭乌桓族的战争描述为反侵略正义战争，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杨先生的文章以大量史实论证，当时乌桓族并未侵略内地，曹操打乌桓完全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杨先生的这些论文，遵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又立足于确切、充足的史料基础之上，被史学界大多数学者所认同。杨先生还在1956年出版《秦汉史纲要》(上海新知识出版社) 一书，被许多高校采用为教材。当时此书与何兹全先生的《秦汉史略》并行于世，30多年之后，仍被史学界评论为“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方法研究秦汉史而产生的第一批全面记叙秦汉史的著作。两书的作者都是功力极深，造诣甚高的知名学者，……其筚路蓝缕之功，则非后来的著作可比”(《中国历史学四十年》载林剑鸣之文，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22页) 。应当说杨翼骧先生较早地运用唯物史观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并且取得十分卓著的成就。 尽管如此，杨先生心中仍然以研究中国史学史为挂念，可谓是“初心不改”。 问: 原来如此! 杨先生以研究中国史学史为“初心”表现在哪里? 他对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中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乔：坚持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应该说是杨先生始终坚持的学术方向。还在大学求学时期，他就打算编辑一部《全史学史文》，作为本学科的基本资料。到毕业留任北京大学助教时，姚从吾先生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曾指示杨先生为之抄录相关史料备用，在此过程中，“忽悟应当编辑一套《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学忍堂文集·自序》) ，从而将此替换了原《全史学史文》的设想，成为杨先生一生最着力投入的学术工作。 从学生时期就确定专攻中国史学史，这引起人们关注，也导致朋友的劝阻，例如余嘉锡的公子余逊，也是从西南联大毕业留北京大学任教，曾几次劝诫不要很早就选定研究史学史，史学史不成其为学科，待到中国通史、断代史都颇有业绩后，再做一点即可。但杨先生不被这类好言相劝所动。到1947年、1948年，杨先生发表《司马迁记事求真的方法和精神》、《班固的史才》、《三国时代的史学》等，1949年初，北平已经和平解放，各种文化、教育事业在共产党领导、协调下恢复和建设。杨翼骧先生此时已经是副教授职称，他在北京大学主讲的中国史学史课程，主动作出了新的改进，讲授内容有所调整和扩充，“分古代和近现代两大部分。古代分八章，每章之后介绍同时期西方史学的情况，并且做出比较; 近现代分资产阶级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二章，前者从梁启超开始，后者从李大钊开始，都是讲到临近解放前”(《杨翼骧自传》，载《杨翼骧先生中国史学史手稿存真·附录》) 。这种包含马克思主义史学内容的中国史学史课程讲授，杨先生应当是最早的实践者。 然而 1952年的大学院系调整，教育部的历史学科教学体系没有列入中国史学史课程，杨先生本人也调出北京大学。1953年杨先生到南开大学历史系工作，根据组织需要，讲授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到 1955年，在系主任郑天挺教授支持下，开设了中国史学史课程，这在经过院系调整后的全国大学中，仍然是开先之举。《史学译丛》1956年第2期转载了苏联《历史问题》杂志社论，题目是《论历史科学史的研究》，所谓“历史科学史”其实就是史学史。杨先生感觉来自苏联的此篇社论，有可能成为中国史学史兴复的契机，更加积极地投入中国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1957年发表了《三国两晋史学编年》长文。1958年初，应邀到天津师范学院讲授中国史学史一个学期。孰料就在这一年夏天，“史学革命”风潮兴起，反对“厚古薄今”成为时髦话语，鼓动了南开历史系不明事理的年轻教师和学生群起响应，贴出大量大字报攻击杨翼骧的中国史学史课程，指责这门课程对封建主义史学与剥削阶级的史著过于赞扬，甚至以漫画讽刺杨先生选择史学史为专业是好钻冷门，为的是躲避历史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但尽管如此，本课程仅仅在1959年停开，次年就以“中国史学史专题研究”名义重设，更到石家庄师范学院历史系讲授同样内容的课程。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杨先生推动史学史专业发展的坚韧不挠精神。 1961年，峰回路转，教育部召集会议，决定开展中国史学史和外国史学史的研究，编写课程教材，推动史学史的研究。随之《人民日报》、《文汇报》、《历史研究》、《文史哲》、《学术月刊》等等都刊载关于史学史学科的讨论和学术文章，本学科成为热点问题，许多大学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可说是盛况空前。杨翼骧先生不仅在南开大学本校、而且应邀到安徽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这是以集中连讲的方式开课，从1961年11月23日到12月8日的半个月时间，上课26个课时，并且对安徽大学、合肥师范学院师生、安徽省历史学者作学术讲座5次，呈满负荷工作状态，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从1961年至1964年，杨先生发表《中国史学的起源与奴隶社会的史学》、《裴松之与范晔》、《裴松之与〈三国志注〉》、《刘知幾与〈史通〉》、《南北朝史学编年》等重要论文。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杨先生除指导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之外，与吴泽先生共同主编了《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完成《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三册，汇集从上古到明代的中国史学史资料。这两种撰述，一经面世，就倍受好评，成为嘉惠后学的名著。 去年逢杨翼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之际，我曾追思前辈对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贡献，倍添一腔感动、感慨和感激之情。 问：您跟随杨先生学习多年，亲炙杨先生的多方面教诲。学术界有学者认为，他在史学论著上数量不多而成功颇大，在研究选题上不十分巨大而价值久远，在学界联络上不十分广泛而名望甚佳。对于杨先生的学术风格和特点您最有发言权，您是如何看的呢? 他对您个人的治学又有什么影响呢? 乔：我自1981年底从杨先生读硕士研究生算起，在先生身边20余年，深得教泽，对先生的道德文章也颇有体会。杨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教师世家，从上大学时就立志于从事大学教学和学术研究。且为人不争名利，淡泊雅正，不徇风气，不拉关系，诚恳助人但恪守规范，言谈委婉而正气岸然。在治学上，扎实严谨而不乏理论眼光，善于运用条分类析、统括综合的研究方法，《裴松之与〈三国志注〉》、《刘知幾与〈史通〉》等文即为典范。所以论文数量不多但立言精湛，如上述论文二、三十年后，还反复被各种文集收载，禁得住时间的检验。至于《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选题可谓大而难，其书价值久远自不待言。编纂宗旨就是为本学科的发展修桥铺路，体例、结构都表现为以著作家的素质来做基础资料的梳理，是学术上的无私奉献。杨先生很早投身于中国史学史的教学，后来指导研究生更是认真尽责，这对本学科建设有如“润物细无声”，作用甚大而不彰显，但学界对这种贡献是了然明悉的。因此自然而然地形成很高的学术声望，得到同行学人的尊重。 杨先生在史学史研究上，早年就有很大的雄心，除立志编辑《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外，还要撰写一部高水平的专著。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史学史专著没有完成，《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也只告成三册，计划中的第四册清代部分，未遑着手编撰。遵先生嘱托，我主持编纂了《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四册，又对前三册进行了补充和修订，于2013年出版，使之以更完整、更完善的形态展现出来。杨先生生前将其《中国史学史》手稿交付给我，嘱之留作教学参考，不必公布。后来我寻思此手稿虽尚未写完，但毕竟融入先生许多心血，于是经过整理编排，也于2013年影印出版，既可作为文物保存，又可在治学中参考。 我在学习和研究中国史学史中，是杨先生引导入门，许多学术理念与观点，直接承接了先生的学术主张。例如关于史学史学科的研究内容，就是按先生的思路有所发展。早期有的论点，例如对章学诚“史意”理念的解析，其实就是先生授课中讲述的论断，我做一点点发挥而已。当然，我后来在具体的研究论题上，不拘守先生原来的观点和视角，这是正常的发展，先生生前就曾给以多所赞许。作为弟子，学习和发扬杨先生实事求是、严谨审慎的治学精神，是治学的根本。先生指出: 对于史学史的专业研究，在做人正派，注重道德修养的前提下，应有雄心，必当专心，需要虚心，犹须细心，才能取得出色的学术成就。这是令我受益终生的教诲。 二、关于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任务与内容 问: 乔老师，我看到您在 2011 年出版的史学史教材《中国史学史》，但是读过之后觉得这不是一本普通的教材。在此以前，中国史学史的系统专著和教材课本，已经出版多部，而且大多是史学大家撰著，那么您为什么还要推出自己的中国史学史的教材呢? 乔：多年来我担任南开大学本科中国史学史课程的主讲教师，同时进行本学科的学术研究，逐渐积累了对于中国史学史知识体系和关键问题的新见解，已经着手撰写一部时间范围自上古至1949年的中国史学史专著。恰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大学课程教材，经人介绍，向我约稿。于是我以撰写专著的思路撰写这本教材，内中多有独到观点，只是在篇幅上压缩成出版社可以接受的程度。我觉得即使是教材，也应当充满学术上的独得之见，多有创新，才能对学生富于启发性。教材如果内容平淡，议论泛泛，就会丢失影响力。现在学界很多人有一成见，似乎凡属教材都不具有学术价值，连一些学术评奖活动也排除教材参与，这当然是偏颇之见，但也因为太多的大学教材过于平庸所导致。 问：看来您的这本教材，是您多年来从事中国史学史教学与研究工作的结晶，书中的各个篇章都渗透着您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见解，我发现很多篇章内容，都曾作为专题论文发表过，是这样的吧? 乔：您作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的专家，观察得十分透彻，书中许多观点都曾作为学术论文公开发表。而且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独得之见，作为论文发表后没有受学界的辩驳，这就使我颇有自信地写入书中。但需要说明的是: 第一，我的这本书，不可能从上古至近代每一观点都立新说，还是充分承袭了前人、时贤之优良的研究成果。第二，本书写作中也有一些新的感悟，此前未曾发表，例如对于李大钊《史学要论》的评述。第三，今天看来，书中有个别的论述还不大深切，我后来的论文已有所进展。当然也存在有待解决的问题。学术的发展，总是在继承、突破、产生新问题、引发新探索的辩证进程之中。 问: 您提出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三大任务和八项内容，是十分明晰的概括，读之感到很具系统性。您能不能对此从思路、宗旨、意义上做一下说明? 乔：我认为一个学科、一种专业，应当有其明晰的内涵与外延，畛域清楚，涵括的内容完整并且自成体系。就史学史学科而言，必须判明其学术任务和研究内容，这不仅显示了本学科的性质与特点，更使学者明了研究史学史究竟要做什么，要关注哪些历史资料和历史现象，史学史研究要达到什么目标与境界。如果学术任务和研究内容都弄不清，从业者岂不如同“盲人骑瞎马”? 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三大任务是: 清理史学遗产，阐明史学演进过程，揭示史学发展规律。这三点作为单独的问题，前人和时贤都曾论述，我的思考和概括，是从许多论说中提炼出这三点，组成三个层次递进、逐级上升的整体，论定这是史学史学科的全部任务。例如“揭示史学发展规律”问题，20世纪60年代关于史学史学科的讨论中，几乎言者必称其是，但后来则渐渐沉寂。我认为历史学的发展必有其规律，关键在于实事求是地将之揭示，史学史研究必须有此宏大目标，方能够带动具体问题的探索和深化。 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内容，是导师杨先生早就思考的问题，在其中国史学史《手稿存真》、《讲义》和已刊《中国史学史绪论》中都有论述，三处表述不尽相同，说明杨先生对此在不断地探索之中。我的思考也经历了逐步改善的过程，这是一个学科理论问题，要恰如其分、不缺不滥地概括与准确表述，是很不容易的。截止到2012年，我表述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八项内容是: 历史观、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官方史学及其相关的制度与举措、史家的史学活动、史学评论、史学与其他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史学发展的社会运行机制。前 6 项是是杨先生讲到的内容，但我的表述和解析稍有区别，后两项是我的思考和补充。 这里“史学与其他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考虑的是史学发展肯定受到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因素的促进或制约，史学作为重要的文化形式，也会反作用于社会的发展，甚至相对地引导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取向，史学史研究自当探讨这种相互作用。“史学发展的社会运行机制”则是更深一层次的研讨，目标直指揭示史学发展之规律和任务。为什么上古中国和古希腊可以原发性地产生历史学，而且可以持续地发展? 而文明发达更早的古埃及就只有史料而没有史学? 为什么很多民族和地区没有原发性产生的历史学，而只有等待外来传入? 这其中一定存在史学产生和发展必须的社会机制问题，其中包括史学发展必备的内在条件。从相关史实考析到理论思维来解决这一问题，揭示史学的发展规律的研究就会水到渠成。 问: 您在论著中阐发过史学史研究三大任务之间层层递进，前项是后项的基础，后项是前项的指导，各项任务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只有对史学遗产做出一定程度的清理，才能较好地阐述历史学的演进过程; 对史学演进过程有了比较清晰的理解，才能探讨史学发展的规律; 在对史学规律的探讨中，才能更深切地理解史学从古至今的演进。而刚才的阐述，则显示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内容也与研究任务密切联系，这确实是比较严密的逻辑理念。然而您所列举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八项内容，第四项是“官方史学及其相关的制度与举措”，我了解您十分注重中国古代的官方史学问题，这是否意味着官方史学占有中国史学史研究八分之一的权重? 乔：您真不愧是咱们史学史专业中精研深思的专家! 这一问等于抓住了我在表述上的一个疏失，我对此已经有所察觉，尚未得到适当机会发表更正，今天正好说明一下。 连续不断的制度化的官方史学活动，是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史学的最明显最重要的区别。从东汉开始，官方不仅记史而且纂修著述性的传世史书，从而形成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互动、互补又互有排抑的两条发展轨道，这是中国古代史学异常繁荣兴盛的重要原因。中国传统史学活动的主体，基本上只有官方与私家两个方面，从这个角度来看，官方史学占中国传统史学的二分之一，而不是八分之一。中国史学史的第四项内容，应当表述为“官方修史活动及其相关的制度”，改动后就限定了内涵，专指具体的修史活动及修史制度。“官方史学”包含的内容甚广，实际上，历史观、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史学评论、史学与其他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史学发展的社会运行机制等，都有着官方的成份，甚或官方可以占据主导地位。 三、中国古代的官方史学及其与私家史学的关系问题 问: 刚才您已经谈到中国古代官方史学的重要地位，您曾出版《清朝官方史学研究》，《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两部史著，还发表很多相关的学术论文，近年又推出了新撰《清代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相互关系研究》一书。在史学史研究中，注重官方史学和考察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关系，是您与众不同的治学特点。能否谈谈选取这一视角的学术理路? 能否概略地介绍您对中国传统史学发展进程的主要见解? 乔：好的，说说我的观点，希望您予以指正。中国传统的官方史学，在古代持续不断地发展，这是无可否认的史实。所有中国史学史的专著、教科书，都会论述官修史，这也毫无疑问。然而仅论官修史书，不大涉及官方史学的其他层面，不将官方史学作为一个与私家史学对等地位的主体来研究，我认为是远远不够的。以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两条发展轨道互动、互补、互有排抑为主线研究中国史学史，才能抓住特点、重点，深化认识，解析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运行机制。这是我注重官方史学及其与私家史学相互关系的基本理路。据此进行研究，我的主要观点如下: 1. 中国史学起源于官方，西周初年形成的“殷鉴”理念，对史学的产生准备了一定的有利条件，但史学产生的时间则延至西周共和行政之际。执政的共伯和是明智而有远见的政治家(有论者认为，共伯和就是重视历史鉴戒的卫武公) ，深知自己执政是临时的，于是开始按时间顺序记录时事与政务，以备后来查证，免于祸患。于是史学就从按时间顺序连续记事的官方体制上产生，中国拥有确切的纪年，也就同时从共和元年(前841) 开端。因为中国上古的历法精于记日、记月，而纪年方法到西汉武帝之前都未成熟，如果不出现按时间顺序连续的记史体制，西周时期不会有确切的连续性纪年。 2. 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都建立官方记史体制，巩固了“君举必书”的求真理念。战国至西汉时期，私家史学超越官方，而东汉朝廷受私家《史记》、《汉书》的刺激与启发，纂修本朝纪传体《东观汉记》，标志着官方不仅记史而且修史，于是官、私两条史学发展轨道形成。在史学史的视野上，单单记录历史，与记事的同时还纂修欲以传世的历史著述，其地位与意义大有不同。《东观汉记》在纂修进程中，其资料就随时被私家利用，是官、私史学之间的互动、互补，这奠定了传统史学的基础。 3.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方史学、私家史学均有很大的发展，史官制度建立，但仍有组成结构的变动; 史书形式和内容多姿多彩而良莠不齐，是史学的发展乃处于多方探索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互动、互补得以巩固。然而也出现激烈的冲突，起因往往是史家参与到官方修史，但却坚持个人的理念和见解，不顾及统治者的意旨。例如三国时吴国韦昭、北魏崔浩等人被杀的事件。这一时期史学最重要的进展，是各个少数民族政权纷纷仿从东汉、西晋的官方记史、修史举措，这不仅在史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是促进民族大融合的最重要最稳定的因素，对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中国传统史学，尤其是官方史学，呈现出强大的文化魅力，从而向周边民族政权和域外国家传播。 4. 隋唐下至两宋这一较长时段，是中国史学发展的繁荣期，官方修史体制日益成熟，组织结构严密、稳固，私家修史则多有名著。辽、金政权以及蒙古政权早期，也都学习和接受汉、唐以来官方记史、修史的传统。但宋代的史官制度和记史、修史活动繁复、重叠，皇权的控制显著强化，连起居注也要进呈御览后定稿，破坏了直书的史学优良传统。私家修史，重义理、轻史实的倾向也有所增长。元、明两朝，是传统史学调整阶段，调整之中自有开新，也有不理想的状况，即官方史学活动比宋代大为压缩。不过，编辑皇朝实录的活动始终保持。私家史学对官方史学多所疏离，日益面向社会基层，普及性史书的编纂逐步兴盛，而官方也主动加入这种潮流，是一项开新的史学现象，有利于后来的史学发展。 5. 清朝政权从关外入主中原，带来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史学因素，并且积极仿从源远流长的传统史学，推动中国古代史学于乾隆年间进入大清理、大总结阶段，官方史学全面发展，十分兴盛。私家史学也有开新创树，特别是历史考据学的研究，成就很大，留下丰富的史学遗产。私家的历史考据学，可视为从微观问题上进行了对出土史学的清理与总结，这与官方史学进行的大清理、大总结具有互补、互动的关系。但清代史学的兴盛，同时也加固了传统史学与纲常伦理思想体系的结合，以历史鉴戒与保守的史学价值观，来强化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忠节理念，给近代史学转型和社会变革增添了阻力。 以上是我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进程认识的梗概，详情可见前面提到的《中国史学史》一书。 问: 听您的叙述，把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作为对等的史学活动主体，从二者关系的角度考察中国古代史学史，这是建立了史学史研究的一个新范式，由此又得出很多独特的学术观点。那么，官方史学这个概念包括哪些内容? 对于一部古代史书，判别它是否为官修史的标准是什么? 乔：这个问题，我在论文《中国古代官方史学的兴盛与当代史学新机制的完善》(《河北学刊》2005年第2期) 中做过分析，可详加参阅。其中提出: 中国古代官方史学，主要表现为以下几项内容: 1、制度化、规范化的记史和修史机构; 2、官方切实控制和管理下的史籍编纂; 3、官方的史料和官修史书; 4、官方历史观与史学思想; 5、官方史学的政治作用和学术地位。前三项是构成完整官方史学的基本要素，只有前三项内容大体具备，后两项内容才有必要涵括于官方史学的范围之内。 记史、修史主体的不同，是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最基本的区别。隋唐以后，在严密组织化、等级官僚化修史机构内完成的史籍，自然属于官修史，这没有争议。但在史馆制度不太成熟或某种特殊情况下，朝廷也会将官方修史项目委托于有名望的史家主持。这样，在官方、私家不同主体之间，就产生了界限不太分明的问题。而判别是否属于官修史的标准，就是看官方对此史籍的修纂，是否存在着切实的控制和管理，即上述官方史学内容的第 2 条。例如北齐朝廷诏魏收编撰《魏书》，继而又令魏收专力纂修，不参政务。但魏收修《魏书》乃承袭北魏多年纂修国史的成果，又有刁柔等多名史官共同纂修，非其一人独撰。书成后毁誉纷起，众口沸腾，北齐文宣帝令魏收与诸家子弟当面辩论，随之既惩治了一些诋毁者，也对魏收有所指责。此后终北齐一代，朝廷令魏收凡三次修改《魏书》，魏收卒后，又命史官再加修订。可见《魏书》的纂修，始终在北齐官方的控制和管理之下，属于官修史。司马光纂修《资治通鉴》，虽然得到朝廷的大力支持，但编纂进程全由司马光部署与管理，资料取舍和定稿成书，都是司马光一人做主，则属于私修史。 四、中国史学史学科在整个历史学中地位、作用和意义 问: 从您对史学史学科的学术地位、学术功能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您非常强调这门专业的重要性，甚至认为史学史与历史学中其他专门史比如政治制度史、思想史等，地位与作用都不一样。请谈谈您的观点及其理据，这其中是否有着对本学科特别喜爱的情感因素? 乔：您提出的问题很好，我解释后，希望可以消除一些人心中的疑惑。从事一门学术事业，如果对之并不喜爱，甚至相当厌恶，那是做不好的。所以必须对所从事的专业产生喜爱的情感，有了这种喜爱，不仅有助于具体专题的研究，也比较容易认清本学科的学术性质、地位、作用和意义。但是不应该感情用事，刻意拔高其地位和作用，还是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准则。因此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反对业内人士张扬历史学在现今有多么大的经世致用作用，因为这是不合实际情况的说法。我论述史学史的重要意义，基本限于学术范围，特别是在历史学科的范围。史学史专业地位和作用的重要，是由其学科性质决定的。史学史与其他专史一样，乃是从整体历史学中纵向分立出来，但史学史是对整个历史学历程、事件、史家、史著等的反思和审视，一经成为相对独立的学术专业，便具有凌驾于整个历史学之上的气势，这是与別的学术专史大不相同的。史学史担负着对历史学全部问题的审视和总结，其学术地位自然不可小觑。 史学理论也是对历史学的反思，是概括性、抽象性的反思，与史学史的写实性、描述性反思有所区别。然而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关系如何? 很明显，史学理论应当建立在史学史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如果对历来史学发展的状况都不甚了解，这样提出的史学理论观点必然会脱离实际，成为主观推衍的说法。史学史研究对于史学理论的建设如此重要，亦可显现其地位和作用。 史学史研究的内容既具系统性，又具开放性，其开放性是说研究内容可以与其他专业、其他学科交插和对接，如史学思想的研究与思想史研究关联，史官制度研究与政治制度史研究相关。史学史学科具有自己的学术意识、角度和方法，能以新的发现、发明，为其他专业的学术观点补弊纠偏。例如哲学史研究者根据东晋孙盛的几篇遗文与范缜《神灭论》观点近似，认为孙盛是一位无神论者，这已经写入辞海，似成公认。我研究了孙盛历史著述的残存内容，发现他信神已达极端迷信的程度，在所著史书中充斥着神鬼来到人间活动，对五行灾异、天人感应的应验也笃信无疑，只是不相信佛教这类外来之神与民间私造之神。又如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各种著述，都谈到西周之初出现怀疑“天命”的观念，这比殷商的思想意识大为进步，但未知其来源。通过史学史研究，可知西周初年思考殷商何以灭亡的“殷鉴”理念，是导致天命转移、“敬德”、“保民”等进步思想的渊源，“殷鉴”乃是中国上古理性思维的第一线曙光。思想史研究者看不到这一点，是个缺失，需要史学史研究予以弥补。 史学史研究中史学评论的内容，不仅施加于古代、近代史家，也可以针对当代史家和史著。按史学史的学术理念所进行的史学评论，具备独特的审视机制，即能够将评论对象置于史学发展的进程和链条上予以定位分析，看其作出哪些创新，并且这种创新是否切合于历史学发展的前进方向。这样，对于评论对象的学术价值高低、是非利弊，就能充分地显现，对于端正学术风气，推动史学健康发展，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问: 您能以具体事例说明一下史学史研究和史学评论中，树立史学史学科意识的重要性吗? 乔：好，我试着说明一下吧。《世本》是古代一种很重要的史籍，东汉班固《汉书》在关于《史记》取材问题上说: “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这实际是说《史记》的资料来源，包括有班固所见到的《世本》、《战国策》二书中的内容。如果从“史料”的角度来看这话并无大碍，但从史学史角度考察，班固的说法就不对了。因为司马迁在世时根本不存在《世本》、《战国策》这两种史籍。《世本》和《战国策》都是汉成帝时刘向整理图书时将零散资料汇总编辑，拟定书名而成，这时司马迁早已逝世几十年了。司马迁在世时并未见到过《世本》、《战国策》二书，只是利用了后来被编入此二书中的文献资料。刘向编辑的《世本》一书，至宋代亦已佚失，故其书内容、体例难以尽知。著名先秦史家陈梦家《＜世本＞考略》一文根据书中“今王迁”一语，判断《世本》撰于战国赵王迁时期，这是完全错误的，“今王迁”的语句，只能证明这一句话是战国时赵王迁之时所写，远不能证明全书的告成时间。但不少人接受陈梦家说法，甚至将《世本》评论为先秦时期修成的第一部通史，真是错上加错。如果以史学史的学术理念研讨《世本》，考订其成书历程，该书成于西汉成帝时期刘向的编辑，到宋代，刘向编辑之书也已佚失，今流传多种辑佚版本，都是清朝人重新辑编，内容、体例各不相同，先秦根本不存在此书，正如《全唐文》中的内容都属于唐代，但该书却是清朝官方编成。 再如，刘节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稿》，在唐代史学部分讲述清末发现敦煌文献的事件，将清朝官方纂修的《明史》放在明代史学中来论述，把民国时期撰成的《清史稿》也置于清代史学中评论，这都是一不留神丢失了史学史的学术意识，误把史学史的研究当成了断代史的史料研究。 问: 在您关于中国史学史功能的论述中，不仅谈到它对于学术研究的意义，还谈到过史学史对于中国古代民族融合方面的作用，请您谈谈这个方面的想法。 乔：我确实讲过这方面的问题。我曾写过题为《中国传统史学对民族融合的作用》的文章，发表在《学术研究》2010 年第 12 期上。关于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问题，在中学、大学的历史课程中都有讲述，很多种中国古代史和中国通史的著述中也都列为专题来讲，但发生民族大融合的原因是什么? 却都含糊其词，说不清楚。 我认为民族融合，主要依靠文化认同而形成凝聚力来实现的。在中国古代，整体性的文化认同是从史学开始。政治的清明、经济的昌盛对民族融合有可能起到推动作用，但如果缺乏文化认同，一旦政治变动或经济衰败，很容易导致民族分离，这在世界上从古至今的无数史实都可以证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史学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对传统史学的认同，就成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凝聚力。中华悠久、丰厚的历史文化，受到周边各族的向慕，西晋末年的十六国时期，各个少数民族政权大都仿从汉人政权进行记史、修史的活动，这是战国、秦汉时期未曾有过的现象。《晋书·载记》、刘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等典籍有丰富的记述，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因为东汉确立的官方不仅记载史事，而且纂修传世的成品性史著，使统治者的业绩得到正面的记述，不仅具有很强的社会功能，而且具有极大的文化魅力。许多少数民族政权由仿从修史而了解传统史学的记述体系，由羡慕这种源远流长的历朝历代历史统绪，因而将自己的祖辈连接其中。例如匈奴赫连氏自称是大禹后裔，国号为“夏”，鲜卑拓拔氏自认为是黄帝的后裔，匈奴族的刘渊自认为是汉帝刘氏后代，国号亦称“汉”。其他政权称“燕”、称“魏”、称“秦”、称“赵”等等，大多数都是内地历史上有过的国名。历史观、史学意识的文化认同，祖先血脉的认同，构建了持久的民族凝聚力，成为民族融合之强大而稳定的因素。因此，不立足于对史学史的深入研讨，是不能发现与解决这项历史课题的。 五、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学术穿透力问题 问: 看到您近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试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学术穿透力问题》，感到立论很新颖。关于史学史研究的“学术穿透力”问题，此前似乎没有见到其他学者提出这个问题，这里体现着您对这个问题的独立思考。是否可以聊聊这个问题? 您所说的史学史研究的学术穿透力是指什么呢? 其意义是什么? 乔：这里所谓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学术穿透力，主要是指突破本专业范围，扩展到整个历史学甚至越出历史学界限而做出的评判，不言而喻，学术穿透的广度，也必然包含着学术的深度。 史学史既然是反思整个历史学的发展状况，审视历史学的全部成果和内容，那么越出本专业的范围，将评判的触角伸进历史学各个专业，乃是份内之事，而且是其学术职责。我们揭示史学史研究的学术穿透力，意在鼓励史学史专业的学者敢于依据本学科的理念，确凿透彻的考察与干预史学界、学术界失范、扭曲的风气，纠正以讹传讹的言说，而不必顾忌针对对象是否在本专业的范围之内。例如 1972 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兵法书简，整理者将书简分为《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两书，随即宣布两种兵书同时出土。春秋时期是否存在孙武及其撰写的《孙子兵法》，本是充满疑点的学术公案，从传世的《孙子兵法》内容来看，不符春秋时代的特征，从《史记》记述的孙武事迹来看，几乎等于流言蜚语，而更为可靠的《左传》、《国语》都无只言片语提及孙武其人。因此，向来是否定孙武其人存在的观点居于主导地位。可是经整理后银雀山书简的公布，遂认定春秋时孙武及其《孙子兵法》的存在。查其将出土兵法书简分为二书，极少根据，只是依照古文献的某种著录，史学史和任何专业的学人，都可以质问: 这种处理出土文献的作法，是否严重地破坏了考古学的规则? 问: 发挥史学史研究的学术穿透力，在求真务实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下，是一种具有高度学术责任感的作为，但不同的史学专业往往具有特殊的研究技能，需要具有不同的知识结构，史学史研究若要审视和干预其他专业的研究观点，需要怎样的学术素质? 怎样才能不出偏差、不作出错误判断? 乔：这确实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也是一个难点。但史学史的学科职责和性质如此，不能见而退。扼要而言，解决这些难点，有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从事史学史专业研究，应当自觉扩展知识结构，尽力掌握一些特殊的研究技能，如象研究先秦史的学者那样具有辨识甲骨文、金文的知识与能力。现在，史学史专业学术队伍的建设对此尚有很大的差距，应当提起注意。 第二，每一专业内部的不同学者，学术见解差别很大，甚至相反，比如上古史学界就是如此。研究史学史的学者如果关注和参与某一上古史问题，可以全面收集各种不同观点，仔细比较研究。这样即使这门技能有所欠缺，也可以得出正确判断。 第三，史学史专业与史学理论的联结尤其密切，其中的学者必须精于理论思维，以形成优势。理论思维又与逻辑方法关联，掌握娴熟的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方法，这是发现和破解问题的利器。一项研讨历史的议论，如果逻辑上已经悖谬，再多的资料罗列也无济于事，许多错误观点常常是在理论和逻辑上失足的，这样的失足比史料的缺陷更为严重，往往一被揭示，就再难以站立。这种逻辑上站不住脚的现象实际很多，不需特别的专业技能，仅仅从逻辑上即可评定其荒谬无理。例如山西陶寺发现距今4000年左右的文化遗址，其建筑显示已经具备相当的文明程度。由于地点与时间都与古文献传说的圣王尧、舜相仿佛，于是有先秦史专业学人称其为尧、舜的遗址。这完全不合逻辑，因为这是被毁灭了的遗址，而且其迹象反映出: 此处经受的是极端残暴的种族灭绝战争，这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尧、舜的传说挂钩。按正确的逻辑分析，是陶寺遗址的发现，挤没了尧、舜传说可能存在的时间与空间。 第四，非史学史专业的学者，需要掌握渊博的知识与多方面的研究技能，练就敏锐的理论思维能力，运用正确的逻辑方法，就会在学术研究中发挥强劲的学术穿透力，从而为历史学的健康发展做出突出的贡献。 问：常感谢您的这些谈话。您不仅回顾了自己学习、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历程，论述了您关于中国史学史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的理念，也对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和史学史工作者素养的提高提出了新的期待，很值得年青一代的史学史工作者思考这些问题。您说是不是? 乔：是的，我与您所见略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