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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王村陪葬坑概况 临淄山王村位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北距齐国故城临淄约5.5千米。2007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临淄区文物管理局在该村东北抢救性发掘1座汉墓陪葬坑,坑内出土大量陶楼房、陶车马、人物俑、陶塑动物等遗物。2017年发掘报告出版,详细报道了陪葬坑的形制、布局、出土遗物(图一;图二)。  图一 临淄山王村汉墓陪葬坑平面图 据发掘报告,山王村陪葬坑由2个南北相通的长方形竖穴坑和中间的“甬道”组成,南坑长6.4、宽3.2、深5.2米,北坑长6.5、宽3.2、深5.4米,“甬道”长2.4米。所谓“甬道”,就是位于两坑之间,上部保留圆角平顶,下部南北相通的部分。实际上,南、北两坑是一个整体,“甬道”的存在并未影响陪葬坑的整体布局。整个陪葬坑东西宽3.2、南北总长15.3米。发掘时“甬道”顶部已塌陷,通过复原,正好位于整个陪葬坑的中部。或许“甬道”具有一定的空间分割作用,其南可视为宅第以外,其北可视为宅第以内。 山王村陪葬坑四壁及顶部有木板,两侧及中部以立柱支撑,为巷道式结构。立柱均匀分布,东西三排、南北九组,两柱东西相距0.75～0.9、南北相距0.9～1.1米。柱洞排列整齐,有的下面有础石。 山王村陪葬坑内共发现建筑模型、人物俑、陶塑动物及其他模型明器516件(套),大致可分为门阙与车马出行、前院与步卒俑方阵、后院房屋建筑与车马、俑坑四周护卫方阵四个部分。 关于山王村陪葬坑的性质及年代,报告认为是临淄墓群38～282号的陪葬坑,年代上限不早于西汉中期,下限不晚于西汉晚期,墓主可能是汉武帝时期的齐怀王刘闳。另外,也可能是齐郡守、青州刺史或二千石以上达官显贵之墓的陪葬坑。 二、山王村陪葬坑的布局 山王村陪葬坑最大的特点在于,不仅有车马人物俑,还有门阙、房屋建筑模型及众多陶塑动物,三者仿照现实世界的空间布局摆放在一起。陪葬坑展示的场景,让我们看到当时贵族“前堂罗钟鼓,立曲旃;后房妇女以百数”的生活画面。根据其空间位置关系,把整个俑坑划分为车马出行俑、步卒俑、居家生活、仪卫俑四部分。车马出行俑及仪卫俑比较单一,另外两部分的内容比较丰富,还可以细分为多个场景。本文与原报告分法大致相同,但各部分的定性稍有差异(图二)。  图二 临淄山王村汉墓陪葬坑俯视 车马出行俑 位于门阙前后,大部分在门阙之后。1号车为主车,后面4辆车为从车。主车左右两侧各有2名骑俑护卫,骑俑护卫之后左右各有5名骑俑护卫。每辆车上有3人,主车为主乘者、驭手、铠甲护卫,其他4辆车由1名驭手和2名铠甲护卫。车马出行是贵族身份的重要标志之一。天子驾六,余皆驾四,后从为副车。属车八十一乘,备千乘万骑。其他贵族官员出行,虽无法与皇帝相比,但亦车骑甚盛。如“执金吾缇骑二百人,持戟五百二十人,舆服导从,光满道路,群僚之中,斯最壮矣”。坑内的车马出行俑反映了墓主的权势与地位。 牛车及步卒俑 位于前院,大门至二门之间。大门内最前面有 2 辆东西并列的牛车,大体处于门厅后略偏右侧,两牛俯卧状,表明牛车暂时处于闲置状态。牛车后有约 300 名手持盾牌的步卒俑组成的方阵。方阵大体可分为左前部立俑、左后部坐俑、右部立俑三部分,另外还有指挥俑、建鼓、击鼓俑、斧钺刑具等。步卒方阵距前面的车马出行队伍有一定距离,并且部分士卒呈坐姿,由此判断,这里表现的主题应是士卒训练或演练的场景。大考材官骑士有一定的仪式,大都是穿着绛衣戎服,设斧钺,建旗鼓,来演习骑射。凡属正卒不经过训练、而且技术娴熟的,郡国不能征召。前院士卒中有站有坐,设有建鼓及斧钺,符合训练士卒的要求。 后院居家生活场景 生活场景内容较多,包括房屋建筑模型8座、马车4辆、猪圈2座,还有猪、羊、鸡、鸭、狗等陶塑动物。 8座建筑模型有寝房4座,殿堂、戏楼、粮仓、厨房各1座。宴饮歌舞是贵族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俑坑后院表现的多为宴饮歌舞场景。戏楼里有乐舞俑在歌舞,有人在看他们的表演。殿堂及寝房中,有人在宴饮,有人在抚琴,有人在对弈,还有服侍他们的侍俑。厨房置有灶、案、盘、杯,和水井模型,有厨师正在准备饭菜。殿堂置于院落西边,粮仓与寝房放在院落北边,正确的摆放方式应是殿堂与粮仓对调位置。 殿堂、寝房、粮仓、厨房建筑围成凹字形院落空间,院内有马车4辆,其中3辆为驷马安车,1辆为双辕轺车,各有武士护卫俑和侍俑,部分侍俑为女性,应是为妇女出行准备的。 猪圈置于寝房后面,羊群位于厨房之后,都有饲养员及管理者。猪、羊是主人财富的象征。 仪卫俑 64 件。身着紧袖铠甲,手持盾牌,均匀分布在俑坑周围。大门和二门前还有守门的门吏。由此可见,汉代贵族府第戒备森严,非一般人所能觊觎。 三、山王村陪葬坑的性质 通常所说的“陶俑”,实际上可以更加细致地划分为军阵性质的兵马俑、车马出行俑、乐舞俑、仪卫俑和侍俑等几大类,山王村陪葬坑包含的陶俑种类,除了军阵性质的兵马俑,其他几类都存在。没有兵马俑,可能与墓葬的年代和级别有关。 汉代的兵马俑与车马出行俑是汉承秦制的结果,但两者后来的使用范围有了区别。西汉前期,兵马俑帝陵可用,诸侯王陵、列侯及高级官员墓也可以用。如杨家湾汉墓,墓主可能是文景时期周勃或周亚夫。此时诸侯王陵的兵马俑可能与诸侯王“同制京师”有关,列侯及高级官员墓中的兵马俑应来自于皇帝的褒赏。“七国之乱”以后,帝陵仍然有兵马俑,而诸侯王陵、列侯及高级官员墓则多随葬车马出行俑,除非皇帝特赐,列侯及高级官员墓不得再用兵马俑,如汉宣帝时期的张安世墓。诸侯王只可拥有部分武装,用于看家护院,并以此彰显其身份。车马出行俑,帝陵、诸侯王陵、列侯及高级官员墓都可使用,一直延续至西汉晚期。 从山王村陪葬坑的数量来说,其应属诸侯王墓。发掘者告知,该坑附近约180米范围内还发现3个面积较小的坑,建筑方法及形制与该陪葬坑相同,坑内也有3排立柱,有的柱下有础石,出土了西汉时期的小型鎏金车马器及壶、盘、匜等青铜明器,但报告未予报道(图三)。笔者以为4个陪葬坑应同属一个墓葬,因周围被现代居民区所压,无法勘探发掘,不排除还有更多陪葬坑的可能。  图三 临淄山王村汉墓陪葬坑分布图 西汉墓葬当中,帝后陵陪葬坑数量最多。据学者统计,目前发现陪葬坑数量最少的为哀帝义陵,有17个,最多的为昭帝平陵,有1288个。从宣帝杜陵开始,陪葬坑的数量有逐渐减少的趋势。汉景帝阳陵发现162个陪葬坑,其中帝陵陵园内86个、后陵陵园内28个、帝后陵园之外南侧和西北侧各发现24个兵马俑坑。这些陪葬坑是帝后宫廷生活及帝国政府机构的缩影,兵马俑坑是帝后陵不可缺少的内容,可能是帝国北、南军的象征。 诸侯王陵的陪葬坑在江苏、山东及河南等地多有发现,陪葬坑数量比帝后陵少,且因年代不同有很大变化。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陵的墓主可能是第二代楚王刘郢客,其陪葬坑较多,1984年发现6个,发掘了其中4个,均为兵马俑。2004年又在北侧发掘3个,其中一个为仪卫俑和官吏俑坑。 山东章丘洛庄汉墓,墓主为吕后时期的吕王吕台,发现陪葬坑36个。临淄大武汉墓墓主可能是西汉第二代齐王刘襄,发现5个陪葬坑。以上两墓均未发现陶俑坑。章丘危山汉墓和青州香山汉墓年代为西汉早期,前者有3个陶俑坑,后者有1个陶俑坑3个箱,内均为车马出行俑。 河南永城芒砀山梁王陵发现多处陪葬坑,如保安山二号墓及夫子山一、二号墓各发现1个车马坑。保安山二号墓陪葬坑出土鎏金车马器及兵器等,未见陶俑。夫子山一、二号墓墓主为梁平王及其王后,年代为武帝时期,其中一号墓二号坑出土陶侍俑17件、鎏金车马器40件,为车马出行性质。 以上所列诸侯王墓至少有1个以上的陪葬坑,且早期陪葬坑较多,中期以后减少。山王村陪葬坑位于齐国故城以南,西距大武汉墓不远,加之至少拥有4个陪葬坑,其墓主为一代齐王当无疑问。 除了帝陵和诸侯王陵,一些列侯、公主及高级官员墓也有陪葬坑。这些墓葬一般集中于西汉都城地区,多属帝陵陪葬墓。如长陵附近的杨家湾汉墓,安陵附近的狼家沟汉墓、刘家沟汉墓,阳陵附近的M1、M2,茂陵附近的阳信公主墓,杜陵附近的凤栖原M8等。杨家湾汉墓有18个陪葬坑,其中墓南11个为仓储坑、车马坑和兵马俑坑,墓主疑为周亚夫或周勃。阳信公主墓有39个陪葬坑。凤栖原M8墓主为张安世,有6个陪葬坑,出土彩绘陶甲士俑、木甲士俑2000多件。狼家沟汉墓有4个陪葬坑,刘家沟汉墓有1个陪葬坑。阳陵北区的M1有13个陪葬坑,M2有17个陪葬坑,东区3座“甲”字形陪葬墓各带1座陪葬坑。上述陪葬墓墓主人多数不明,已知身份者有公主、列侯或其他高级官员。距帝陵较近者陪葬坑较多,较远者陪葬坑较少,最多的是阳信公主墓,最少者仅1个。目前,全国发掘的列侯墓大约20余座,其中7座发现陪葬坑。 西汉都城地区以外发现带陪葬坑的列侯墓有江苏徐州宛朐侯刘勎墓、河北邢台南曲炀侯刘迁墓、广西罗泊湾一号墓、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均只有1个陪葬坑。刘勎墓出土了男、女侍俑。刘迁墓发现了牛、猪遗骸,可能为祭祀坑。罗泊湾汉墓出土了铜车马器。刘贺墓出土了实用车马。山王村陪葬坑是都城地区以外发现陪葬坑数量较多的汉墓,墓主应不是列侯一级。 二千石官员墓带陪葬坑者极为罕见。江苏徐州顾山汉墓墓园内发现1个较小的俑坑,坑内出土陶仓、陶灶各1件,陶俑60件。墓葬年代为西汉早期偏晚,属于驮篮山汉墓的陪葬墓,墓主人可能是楚王身边较为亲近的贵族,或为二千石以上官员。山王村陪葬坑也不属于这种情况。 四、山王村陪葬坑的年代 发掘报告认为,山王村陪葬坑的年代不早于西汉中期,墓主可能是怀王刘闳。根据西汉齐国历史,以及学者对模型明器的研究,笔者认为其年代可能稍早,陪葬坑的所有者可能是“七国之乱”以后三位齐王中的一位。 有学者认为,西汉初期已出现建筑模型明器,徐州地区的考古发现亦印证了这个观点。徐州凤凰山汉墓M1年代可早至刘邦时期,出土了仓、灶、磨等模型明器。徐州后楼山八号汉墓、九里山汉墓、东甸子汉墓、顾山一号汉墓等年代稍晚于凤凰山汉墓,约在文帝前元五年(公元前175年)铸四铢半两之后至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废半两铸五铢之前,也出土成套的模型明器。后楼山八号汉墓出土了仓、灶、井、磨等模型明器。九里山汉墓出土了仓、灶、猪圈等模型明器。该墓所出陶仓,长方形,庑殿顶,檐涂朱,上下二层,彩绘斗拱,形制与山王村陪葬坑所出的相近。东甸子汉墓出土了陶仓、灶、井、磨等模型明器。顾山一号汉墓年代为景帝时期,墓内不但有仓、灶、井、磨,墓外还有一个陪葬坑,坑中发现乐舞俑、侍俑60件。此外,文景时期的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也出土了陶灶、陶仓模型。 山王村陪葬坑出土的头戴“风”字形头盔的甲胄俑与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同类陶俑相似,狮子山楚王陵墓主可能是第二代楚夷王刘郢客,汉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卒。徐州驮篮山汉墓年代在文帝发行四铢半两之后至武帝发行五铢之前。其中,M1南发现3座陪葬坑,分别埋有陶器、乐俑和兵俑,M2南侧发现1座马俑坑,兵俑坑中出土的甲胄俑也与山王村陪葬坑所出甲胄俑相似。 西汉早期墓葬已出现建筑模型,而山王村陪葬坑中仓、灶、井、猪圈及门阙、房屋建筑模型俱全,数量较多,与以上早期墓葬相比,年代可能稍晚,但总体特征与文景时期徐州汉墓具有很大的一致性。 有学者根据出土的铜钱、陶俑等把徐州楚墓分为三期。第一期为西汉建立至文帝发行四铢半两之前(公元前175年),个别墓葬出土陶俑,组合少,且不全面,部分俑的制作粗糙。第二期为文景时期至武帝发行五铢之前(公元前118年),陶俑组合渐趋丰富,在该期早段诸侯王墓葬大量使用兵马俑,该期后段兵马俑及兵俑均消失不见。第三期为武帝发行五铢至西汉末,出土陶俑的墓葬锐减,仅在个别等级高的墓葬中可见,陶俑组合、品种减少。第二期后段不见兵马俑与中央集权加强、特别是“七国之乱”平息之后,相关政策对陪葬制度的影响有关。 楚国临近齐国,墓葬、陶俑、建筑模型等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徐州楚墓分期及其发展演变研究对临淄齐墓研究有直接的参考价值。山王村陪葬坑没有兵马俑,相似的建筑模型也常见于徐州二期楚墓中,“风”字形头盔的甲胄俑与徐州二期楚墓所出的相似,笔者判断,山王村陪葬坑的年代可能相当于徐州楚墓第二期。因此,笔者把“七国之乱”以后的三位齐王均列于被怀疑的对象之中。 “七国之乱”之前,“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七国之乱”之后,景帝“抑损诸侯,减黜其官”,把王国的行政权和官吏的任免权收归中央,“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诸侯王只能按朝廷定制,收取该国的租税作为俸禄。特别是汉武帝推恩令、左官之律、附益之法等一系列律令的实施,极大地削弱了诸侯国实力。对齐国而言,“七国之乱”之前,汉文帝为了削弱地方势力,采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将齐国一分为七,齐国版图缩小,国势衰微。“七国之乱”中,齐孝王联合济南王、胶西王、菑川王谋叛,被发现后饮药自杀。孝王自杀后,汉景帝又“以为齐首善,以迫劫有谋,非其罪也”,立孝王太子刘寿为齐懿王。齐懿王刘寿封于景帝四年(公元前153年),卒于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在位22年。齐厉王刘次景封于武帝元光四年(公元前131年),卒于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在位5年。刘次景因通于姊翁主,被主父偃所迫,饮药自杀,无后,国入于汉。最后一位齐怀王刘闳为武帝之子,封于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 117 年),卒于元封元年(公元前 110 年)。因此,山王村陪葬坑的墓主除了刘闳外,还可能是懿王刘寿或厉王刘次景。刘次景在位时间短,又是自杀身亡,可能性较小,最大的可能是齐懿王刘寿。 五、山王村陪葬坑的几个特点 山王村陪葬坑较之以往发现的陪葬坑,有一些突出的特点。 一是出土成组的建筑模型。以往发现的陪葬坑均未有陶俑与门阙、房屋建筑模型同处一坑者。山王村陪葬坑主要放置了陶俑及成组的建筑模型,以不同的建筑模型界定出不同的功能空间,按照现实生活场景布局。 二是以表现车马出行与居家生活为主要内容。以往发现的秦汉俑坑以表现军阵性质的兵马俑为多,如秦始皇陵、汉景帝阳陵、杨家湾汉墓、徐州狮子山楚王陵、驮篮山汉墓等。秦始皇陵一、二、三号兵马俑坑是秦王朝军队的形象写照。汉阳陵帝陵中的南、北陪葬坑,表现的是帝国南、北军。杨家湾汉墓11个俑坑包括6个骑兵俑坑、4个步兵俑坑、1个战车坑。已知徐州狮子山楚王陵的6个坑包括4个步兵俑坑、1个骑兵俑坑、1个警卫仪仗俑坑。山王村陪葬坑以表现车马出行及家庭生活为主,虽然也有士卒训练的场景,但规模不能与上述宏大的兵马俑相提并论。 三是众多场景集于一坑。根据秦始皇陵和汉代帝陵的考古成果,帝陵周围的陪葬坑内场景众多,不同的陪葬坑按照空间位置分层展示。如秦始皇陵,学者把从地宫到外城之外的空间分为四个层次,从内到外,从宫寝至外围军队,是皇帝生活以及中央政府内政外交机构的象征。汉景帝阳陵陪葬坑从墓室内至陵园外也分四个层次,第一层次为墓室之内的从葬坑,第二层次为墓圹以外、封土之下的从葬坑,第三层次为封土以外、陵园之内的从葬坑,第四层次为陵园之外的南、北从葬坑。已发掘的部分从葬坑分别代表了西汉王朝的宗正和少府下属的导官、徒府、太官、宦者、东织室、永巷及卫尉等官署机构,属于第三层次,南、北从葬坑,代表了军队,属于第四层次。整个陵园模仿都城长安城修建,不同的陪葬坑象征不同的政府机构(包括军队),各种陶俑则是服务人员的代表。不同陪葬坑展示不同的内容,暗示了政府机构和服务人员与帝王的空间位置及亲疏关系。帝陵内部则是宫廷生活的缩影。山王村陪葬坑把各个场景浓缩于一个坑之中,模拟的是现实生活的场景,展示了门阙附近的车马出行、前院的士卒演练、后院的戏楼乐舞、室内的宴饮和对弈、院内的家畜家禽饲养、住宅周围的武装警卫等。另外3个坑有木质车马模型,也有一些青铜明器,展示的内容与之不同。 四是山王村陪葬坑中的场景是汉代画像的早期蓝本之一。汉代画像主要包括墓葬壁画、画像石。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壁画及画像石墓为河南永城芒砀山柿园梁王墓,年代在公元前136年—前118年,墓内壁画及画像石内容均比较简单,壁画龙纹、朱雀、白虎及云气、灵芝等,画像石有常青树、小鸟、穿璧等,尚无车马出行等内容。西汉后期是壁画墓及画像石墓发展的重要时期,如西安理工大学一号壁画墓,出现了狩猎、乐舞、斗鸡及车马出行等内容。山王村陪葬坑以立体的雕塑符号展示的画面,是汉代壁画及画像石墓的重要内容。陪葬坑中的车马出行等内容是对现实世界的模拟,也是汉代画像墓发展成熟以后常见的题材。山王村陪葬坑的年代处于汉代画像墓从产生至成熟阶段之间,可谓汉代画像的早期蓝本之一。当然,从考古发现及文献记载看,墓葬画像的直接来源应是对建筑壁画的模仿。 六、小结 从陪葬坑的数量、出土陶俑与建筑模型的组合看,山王村陪葬坑的年代可早至西汉中期以前,性质为诸侯王墓陪葬坑,墓主为“七国之乱”以后的三位齐王之一,最可能是齐懿王刘寿。 车马出行俑是帝陵、诸侯王陵、列侯及高级官员墓不可或缺的内容。山王村俑坑中所谓的“兵马俑”,并非秦汉帝陵、汉初诸侯王陵、列侯及高级官员墓中具有军阵性质的兵马俑,而是“七国之乱”以后,体现齐王身份以及保卫其家庭安全的武装力量。 山王村陪葬坑是立体的画像,虽然它所展示的一些画面早已有之,但把各种题材集于一坑,尤其以车马人物俑、成组的建筑模型以及陶塑动物作为表现元素,共同组成一幅贵族生活的场景,这在汉代墓葬中还是首次发现。山王村陪葬坑处于壁画及画像石墓由早向晚发展的中间环节,可视为西汉晚期以后壁画及画像石墓的早期来源之一。 (本文电子版由作者提供作者:徐龙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考古》2019年第9期) (责任编辑：admin) |